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

　　广州在改革开放30年中，敢为人先，勇于开拓创新，善于“拿来”吸收，创造了很多经验，我们在诸多经验中，总结出十大“广州经验”。

　　一、“不换脑筋就换人”，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是广州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成就卓著的动力源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市政府结合广州的特点和优势，在全市开展第一轮思想大解放，广州人率先苏醒，迅速与“左”的、传统禁锢的观念割裂，树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维，崭新观念引领时尚。思想大解放带来广州经济快速增长，地位提升，声名鹊起。1992年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在全市开展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浪潮。在省委十届会议上，省委汪洋书记历数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会议精神，提出“四破四立”的解放思想新要求。30年来，广州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成功的动力、活力之源就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二、“杀出一条血路”，选准流通和价格作为城市改革的突破口，是广州超越发展、市场繁荣的重要前提

　　广州是全国物价改革、搞活流通最早的大城市。开放前长期实行农副产品统（派）购包销体制。广州认识到，必须实行“价格闯关”：1979年全部放开塘鱼价格，拉开了广东物价改革的序幕，使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新阶段；1981年取消肉鸡和鲜蛋的派购任务，放开价格；1983年取消了水果的派购任务；在1984年全面改革蔬菜产销体制，采取“三放”政策——放上市任务、放流通渠道、放购销价格；1985年在全国率先放开了猪肉、水产品等8种主要副食品和缝纫机、自行车等商品的价格；1988年调整并放开了粮油价格。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实践成效巨大，令全国瞩目，拉开了流通体制改革开放的序幕。

　　近年来，商贸业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竞争更趋激烈。广州对商贸工作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突出发展连锁经营、中高级批发市场、现代购物中心、特色商业街、物流业和会展业等六种现代流通方式，从而使广州商贸流通业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汽车及配件、钢材、塑料原料、水产品、皮具、鞋材、家具、服装、美容美妆、音像、蔬果、酒类等专业市场经营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初步形成了影响全国的“广州价格”。

　　三、“无农不稳，农村稳则城市稳”，悉心解决“三农”问题，是广州平稳发展、农村稳定的有力步骤

　　1979年开始，郊区区委在全省率先拨乱反正，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广州市及时总结郊区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经验，在全市农村推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里及时发现并高度评价江高农民的首创精神，大力推广“龙头+农户”专业合作经营“江高”模式，后来发展成为了农业产业化“广州模式”并在全国范围推广。1987年以天河区沙河镇为试点，在全国率先试行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接着，白云、海珠、黄埔等区也先后推广了股份制改革，获得了明显的效益。

　　四、“无工不富，二产弱则三产也弱”，明确工业化在广州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地位，是广州错位发展，生产力、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牢固基石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州市总体思路明确了“一个基地（工业基地）”在中心城市经济基础地位的突出作用，强调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支撑力量，决意走“错位发展”之路，悉心营造汽车、电子产品、石油化工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调整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开歩，迈开战略重组的步伐，造就了广汽集团首个产值超千亿元（2007年实现产值1028亿元）的工业企业集团，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汽车产业基地。除了建设汽车工业外，还将石化、精细化工、机械设备制造、钢铁、造船、电子信息、医药等八大产业基地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加速发展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集中力量推进一批产业关联度大、产品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骨干项目。近年积极培育现代物流与营销服务、金融服务、研发技术服务、人力资源开发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中介服务等的发展，加速广州工业化的持续发展。

　　五、“排污不排外”，办好各种开发区（园），重点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是广州率先发展、先走一步的显著先导

　　30年来，广州人“摸着石头过河”，敢为人先，开创了许多全国先河：率先在全国开办“三资”企业；率先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兴建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三家五星级酒店；制定了全国最早的开发区条例——《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广州开发区采取“五通一平”等“硬件环境”与“政策与服务到位”等“软件环境”同步配套策略，提出“以新兴产业、前沿技术为骨干，多层次的技术同时引进，产品以出口外向型为方向”，坚持“不同技术层次项目的引进”，把技术引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引起了国内其他城市和开发区的重视和借鉴。参照香港的经济管理制度，实施“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分工策略”，颇具开明眼光和改革气魄。

　　广州市注重在各行各业树立起“大外经贸”的思想，充分发挥各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大力争取财、税、银等全社会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使外经贸能够稳定发展。开放之初就充分利用外资，修建了一批涉外宾馆，各种生活服务设施也得以迅速改善，较好地改造了投资硬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创办的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形成了“外经一条街”，“一条龙”服务的经验已在全国推广。

　　六、“路通财通”，改革拓宽投融资体制，优先发展城市基础建设，是广州全面发展、百业兴旺的关键一着

　　30年来，广州大力改革拓宽投融资体制，优先发展城市基础建设：发挥地方行政主导作用的同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首先提出“政府退出市场”，“政府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强调“领导就是服务”，开启了更深层次的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引进外资项目的批准权，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按“谁投资，谁收益；你发财，我发展”的原则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城市建设；同时积极向社会筹集建设资金。

　　广州积极改革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城市建筑报建管理制度，建立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有偿使用制度，1981年在全国首先实行了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收取市政建设费的做法；率先实行“以水养水”和 “以交通养交通”政策；对公用事业的亏损实施补贴政策，合理调整公用事业价格，调动了各方积极性。

　　七、“始终坚持市场取向”，全方位培育市场主体，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同时重视国有企业改革，是广州快速发展、充满活力的不二秘笈

　　民营经济是广州改革开放的一大亮点。30年来，广州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补充”、“生力军”，到某些领域的“主力军”，在城市经济中，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近几年平均增长幅度快于全国增幅有两位数的百分点，民营经济吸纳了大量国有企业改革的下岗工人及待业青年，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与一些城市完全放弃国有企业的发展截然不同，广州始终没有放弃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利用“有形之手”，完成对国有资产的再配置，引导国有资产向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结，改变广州工业散、小、乱的格局。选取对全市工业发展有影响的大型企业、重点企业和难点企业入手，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短时间内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使国有企业实现扭亏目标、国有经济走向复苏；从难点入手帮助困难企业在发展中脱困。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资金投入。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技术进步机制，重点发展支柱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采取有效措施吸纳、稳定科技人才。

　　八、“同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同步改革开放，是广州持续发展、不断壮大的战略选择

　　确定把“科教兴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来抓。1983年创建了广州大学，2000年广州大学与广州师范学院、华南建设学院（西院）、广州师范专科学校等高校合并组建成为综合性大学。2003年，在番禺区兴建占地面积43.3平方公里的广州大学城，创造多项世界第一，被誉为“广州奇迹”。至2007年底，全市12个区（县级市）全部创建成教育强区（县级市）。2008年，被广东省授予“教育强市”称号。

　　广州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1986年起推进科研单位与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加快了科技与企业的结合。1987年，颁布了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之后又制定了《科技兴市规划》，1987年被列为全国五个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1992年作为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1998年出台了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这些政策措施对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紧紧抓住自主创新这个关键，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步伐。

　　30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就破格提拔了一批“四化”干部充实到市部、委、办中去。1984年在全国开启公开招聘局级、处级领导干部的先河。1990年以来按照“放高、控低、盘存、引智”的工作思路，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多形式、多渠道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成立了国家级的人才市场——南方人才市场，建成了人才资源配置和人事服务的市场体系。“九五”末期，市委提出“人才不设防”的战略，显示了广州对人才的渴求和广纳天下英才的气度。近年来，连续成功举办六届中国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实现了人才资源配置国际化。

　　九、“不改革就没出路”，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是广州协调发展、统筹推进的成功之道

　　改革开放30年，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先走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也是先走一步。广州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是民主政治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锢，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向前进：1984年《南风窗》杂志在市委大院成立，同年开始“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的活动；1986年开通“市长专线电话”，《广州日报》设“给市长打电话专栏”；采取新闻发布会、现场办公、公开办事制度、与市民民主对话、重大问题与市民直接对话以及各种咨询活动等形式，不断提高政府工作开放度和透明度，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着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1985年，作出关于“三不决策”（不经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专家论证不决策、没有两个以上方案不决策）的决定，凸显市领导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之决心。1988年成为全国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专门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1988年在全国率先成立半官半民的民意调研机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

　　1980年起对劳动就业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了“公开招聘、相互选择”的招工制度。1983年在全市范围内试行劳动合同制。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保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创新，初步建立起“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新体制。

　　十、“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是广州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爱国、理想、道德、纪律、法制教育，广泛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建设文明村、文明街、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活动。思想建设工作在求实、求活、求新上下功夫，思想教育寓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中。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开始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文化事业由政府独家办转向“社会办”，使文化设施有很大发展，文化落后的状况得到很大的改观，并逐步实现现代化。

　　199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提出广州的城市建设要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要实现“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到2010年一大变”的目标。之后广州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市容市貌整治。经过“三年一中变”，“青山、碧水、蓝天、绿地、花城”的城市景观形象和山水生态城市的功能日益显现。近几年广州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 （作者王利文是广州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魏伟新是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篆刻：

　　改革开放光辉历程30年。

　　邵源堃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