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省长刘田夫生前讲述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上世纪80年代的刘田夫。

　　关于广东请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谷牧指出，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刘田夫刘田夫在改革开放初期长期主持广东省政府工作，是广东对外开放三人小组负责人，参与广东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为广东探索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1984年开始至1998年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卢荻曾多次对刘田夫进行采访。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将经他生前修改审定的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同时，今年10月是刘田夫诞辰100周年，今发表本文，以作纪念。

　　决定“先走一步”的关键性会议

　　1979年4月省委召开的这两次常委会议，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作出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的战略决策

　　广东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比内地要早一些。1978年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引进了不少“三来一补”企业。我们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一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已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的设想。

　　1979年1月23日，经请示中央，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省委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任命张勋甫、方苞为深圳市委书记、副书记，吴健民、麦庚安为珠海市委书记、副书记。3月5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设为市。

　　1979年春节过后不久，广东省委就接到通知，说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据此，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组织班子于3月31日撰写出《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4月1日下午、4月2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材料。

　　吴南生提议向中央提出如何把广东搞活的问题。他说，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从广东来说压力很大。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习（仲勋）、杨（尚昆）在这里，还搞不上去，那怎么办？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就是，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

　　大家认为，广东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它的短处和弱点。要扬长避短，发挥广东优势，避开弱点，其根本出路在于中央放权，扩大地方自主权限，让我们搞活。省委作出了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

　　大家认为，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对广东的要求和海外华侨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先走一步，如同下棋一样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

　　鉴于来不及正式写成报告，常委会决定，由王全国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向中央作口头汇报。

　　会议还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开办经济性特区，国外早有先例。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因此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口头汇报。

　　1979年4月1日、2日省委召开的这两次常委会议，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产物。

　　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小平听到加工区名称难以确定时，就一锤定音地说：还是叫特区好

　　广东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是习仲勋和王全国。

　　在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走。他还讲，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小平同志十分赞同和支持广东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当他听到加工区名称难以确定时，就一锤定音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工作组前来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仲勋和全国同志回到广州之后，5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仲勋在传达时指出，搞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听了传达，并认真看了文件之后，感到无比兴奋，觉得大有奔头了。

　　中央50号文件引起强烈反响

　　谷牧、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谷牧希望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5月初，为迎接以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11日，谷牧同志带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东，指导帮助省委起草文件。14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后，发表意见，他希望广东改革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5月16日，我陪同谷牧视察珠海市。我们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的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这位革命先行者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伟大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和珠海市吴健民等同志向谷牧作汇报。谷牧感慨万千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他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

　　5月20日，谷牧再次在珠岛宾馆和习仲勋、杨尚昆、我、王全国、曾定石等同志一起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次日，专门班子突击修改整理，拿出文件初稿。我们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讨论，5月25日，由我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可以这样说，这份文件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暨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中央50号文件）。中央这项重大决策，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备受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热烈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地区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海外同胞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家乡建设。

　　谷牧表示中央要广东“大搞”

　　关于特区怎样搞法的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

　　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我和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

　　由于是新事物，大家对中央的重大决策，一时认识不一致是难免的。1979年9月，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访问广州，我们向他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

　　关于我们请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谷牧指出，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

　　关于特区怎样搞法的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

　　谷牧还要求我和全国、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示的问题，三五天要解决。要赶快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还希望我们“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搞活。

　　谷牧这次谈话，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办法，对我们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如果刘田夫支持就干”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

　　1978年11月22日，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来找我，向我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

　　我和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我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我听了袁庚的介绍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我们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表示鼎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袁庚听了我的表态，开心地笑着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我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1978年12月18日，叶飞、曾生抵达广州，跟我们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我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接着，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作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他们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l月6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

　　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到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李先念、谷牧听了汇报，很感兴趣，十分支持交通部的构想。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在袁庚介绍开发蛇口构想之后，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他和同是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又接着说：

　　这个地方主要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谷牧最后说：你（指袁庚）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国内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2月8日，袁庚从北京飞回到广州，向我和李建安等传达李先念、谷牧的批示和谷牧在研究落实上述批示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我听了传达之后，感到国务院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中央早就想把宝安、珠海开放；二是要参照外国自由贸易区搞出一个法律来；三是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我和习仲勋都认为李先念、谷牧的指示很重要，因此以省委办公厅粤办字〔1979〕14号文件形式下发。这一文件对于广东向中央提出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和开发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联系，他们遇到难题也随时来找我，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十多年，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和我。这说明仲夷同志和我确实是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办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79年深圳、珠海改为市后，两市市委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人马进行初步规划工作，并广泛与外商接触洽谈，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经济。3月25日，深圳刚改市两个月，他们便向省革命委员会送上一份报告，提出发展旅游业、合办企业和报批地产等几个问题。4月13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就深圳市革委会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议定了一些事项。这些意见是在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前议定的。其中出租土地给外商，同港商合作经营旅游业在国内尚无先例。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同意深圳市迈出这一步的。

　　中央〔1979〕50号文件下达后，深圳、珠海两市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对外经济工作日益频繁，碰到的问题也比较多，因此迫切要求扩大地方权限。这年9月25日，在省委珠岛宾馆，我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办公会议。同意深圳、珠海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由省直接下达。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

　　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和我详细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包括八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另外，《纪要》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

　　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即中央〔1980〕41号文件），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此后，广东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负责。当然，特区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时，我也参与了决策。到1983年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时，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最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我当时到北京开会，是随他们的专列一起南下的。抵达广州时，我考虑到邓小平路途比较劳累，请他到珠岛宾馆休息，但他坚持先到深圳。于是我和梁灵光陪同他们视察了深圳、珠海。邓小平对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分别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习仲勋为广东争到尚方宝剑

　　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1980年8月底，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9月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和我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在会上，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中央领导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周边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不同声音，但我们的大胆构想，得到与会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同时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总之，《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这也说明中央对广东寄予十分殷切的期望。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79〕50号文件、〔1980〕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精神，真正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1981年春，任仲夷代表省委提出，在不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轨道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原有规定，允许作如下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要多方查阅各项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要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应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拿到“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

　　1981年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较好地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中央批示：两省要“敢于试验、敢于创新”“要大胆放手去干”

　　1981年5月25日，我率广东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

　　自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因这是个新事物，各方面认识不一致。谷牧指出：“省里同志的语言和北京各部的语言摆出来一对照，可看出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两省同志毫不含糊地对国务院、对各部委在执行50号文件上有不满意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我们和福建的项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

　　针对中央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我们有的同志挖苦地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言外之意，你们不用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让我们放手去闯，我们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应当说，中央某些部门领导在大的方向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不愿放权，认为我们的做法超出了中央50号文件，而我们却认为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难先走，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两省、中央有关部门都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半个月的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正如谷牧在6月12日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已“解放”或“半解放”，两省理直气壮，理论界大力支持。

　　7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1〕27号文件）。中央批示指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口述人简历

　　刘田夫（1908-2002），四川广安人。1979年12月，广东省恢复省人民政府，任副省长。1980年2月7日，任省政府党组书记。按照分工，习仲勋负责省委全面工作，杨尚昆负责广州市全面工作，刘田夫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1980年11月，习仲勋、杨尚昆到中央工作，调任仲夷任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当选为省长，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1983年任中顾委委员。

　　策划：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特约撰稿：卢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