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南方都市报“30年30人: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的郎平。

　　在国内，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大事。在美国，对她们来说，家庭责任意识比国家荣誉感更重要。每次比赛前，队员可以有各种原因而离队。我清楚记得她们说过的一句话——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排球。———郎平

　　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郎平终于决定放弃继续执教美国国家排球队。她在刚刚更新的博客上透露了这个消息，字里行间掩藏不了卸下千斤重担的轻松、开始新生活的喜悦。

　　24日，她专门从美国赶回来，出席了本报在广州主办的“30年30人：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致敬盛典”。当主持人念到“郎平”的时候，会场响起的掌声，是对她30年一如既往驰骋赛场的敬仰。

　　30年前，国门初开之时，崭露头角的郎平被袁伟民看中投身国家队，开始书写出国比赛拿奖牌的辉煌。30年来，她始终走在排球运动的最前线，也最透彻地体会到体育如何承受一个国家荣誉之重，担当全民期待之累。30年前，她满脑子都是球，要球不要命；30年后，她的队员告诉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排球。

　　盛典间隙，接受采访时她说话依然像“炒豆子”一样，思维仍然是那样具有跳跃性，不同的是美国的执教生涯让她学会了适应，学会了顺其自然。

　　“其实，输赢算不了什么，打世界大赛，毕竟不是打世界大战，我们打的不是利益，我们打的是一种人类的精神。”30年前的“铁榔头”不会也不可能说出这番话。

　　到底是郎平改变了美国女排，还是美国女排改变了郎平，这大概就是国际体育精神交流的乐趣。

　　突然而来的自信

　　1979年亚洲锦标赛，男排女排都出人意料地拿了亚洲冠军，打破“逢日必输”的局面

　　1978年，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我当时在北京队，比赛中打得不错，就被袁伟民教练看中，进了我梦想的国家队。不久，我作为国家队队员参加第八届亚运会，拿了个亚军，当年冠军是日本。

　　那时在我们眼中，日本女排是不可战胜的。1979年前，基本上是“逢日必输”。1979年亚洲锦标赛，我们和中国男排都很出人意料地拿了亚洲冠军，觉得扬眉吐气了，回国后就打出一个口号，叫“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跟世界的交流很少，在国际比赛中拿金牌，意义完全超出了体育的范围，大家的感觉就是中国也可以强大，突然之间有自信了。女排这种拼搏精神鼓舞着各行各业，我们也被邀请到学校、工厂去作报告。所到之处都把我们看成英雄。记得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会，学生热情得不得了，从北大门口走到礼堂，我脚都没沾地，你想多拥挤啊。

　　“我们看你们打球都特放心，不管落后多少都可以捞回来。”很多球迷碰到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大家看到的是球场上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平时训练得还要苦得多。常人付得出的东西，我们可以付，常人吃不了的苦，我们也可以吃。

　　在袁指导手下，那些日日夜夜的训练，练成的是真功夫。我们出国比赛，坐飞机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袁指导都不放过我们，让我们到机舱后面练蹲，就是那句口号：“只争朝夕”。大强度的训练，我们女排队员个个都是“伤痕累累”，但我们谁都不埋怨，拿了冠军，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地流一通眼泪，再苦再累，都被成功和眼泪冲刷了，那时候，凑齐这样一拨人，心特齐，又是那样一种大环境，“球运”很好。

　　冠军光环下的压力

　　女排夺冠以后，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大事

　　越打越顺，1981年，我们一口气又拿下了世界冠军。但下一年的世锦赛就没有这么顺利。预赛中，我们就输给美国队，而且是0：3，输得很惨，姜英当场就哭了，袁指导对姜英说：“不要哭，我们还有很多比赛呢，要哭，回去哭！”

　　这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我们刚拿到的“世界冠军”难道又要拱手相让？当时，连胡耀邦同志都坐不住了，中南海的电话直通秘鲁。我们心里确实有压力，第一次拿了世界冠军，但要保住冠军难度更大，既然你成了别人的威胁，人家就天天琢磨你。显然，我们在明处，大家都向我们冲击，这只是外部的压力。在国内，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

　　败给美国队，中国女排反而卸了包袱，冠军的面子没有了，架子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背水一战。9月18日打古巴队，移师特鲁希略城，这是一座依傍着太平洋的古城，而名为“古兰希姆”的体育馆坐落在市中心。中古之战引人注目，体育馆8000个座位座无虚席，一开局就打得精彩激烈，一来一回地打了整整六分钟，中国队以二传与主攻的巧妙配合，打了个平拉开直线球才首开纪录。这是一场关键球，中国队一个球一个球地拼，一分一分地拿，终于连克三局。以后的六天六夜，中国女排果然以一局不输的战绩夺得了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而在预赛中战胜中国队满以为金牌在望的美国队却大意失荆州，连丢三局，意想不到地输给了东道主秘鲁队。

　　我一条腿都能赢她们

　　1989年，我决定去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德纳队打主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1986年打完世界锦标赛，我要正式退役了，要从“世界冠军”的高峰走下来。当年中国的“外语热”还没有兴起，我选择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只是因为以前出国比赛比较多，有一点点英语基础，后来我发现这个决定居然成了以后10多年里许多中国年轻人的选择。半年后，美国旧金山华侨建立了“新中国教育基金会”，我作为享受这个基金会所提供奖学金的第一个留学生，算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为期两年。

　　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那些官员都认出我了，还对我说：“很遗憾，我们美国队输给你们了。”这些官员挺有意思，他们还问我，为什么办自费公派的签证？他们可以给我没有政府行为的签证，这样，我在美国就可以合理地打工挣学费。但那个时候，我想法很单纯，我要遵守纪律，我和单位说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当我们到了美国，我才体会到，拿公派自费的签证，生活有多难，因为不能工作，经济没有来源，而出国时，我们身边仅有几百美元。那时刚结婚，操办婚事花了一些钱，然后，把所有积蓄的存款都换成美元，所谓“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

　　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1989年，我决定去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德纳队打主力，我是意大利排坛第一个中国队员，又是第一个以世界冠军队员的资格去那里打球的运动员。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到意大利一下飞机我换上运动服就去训练场，毕竟拿了人家挺高的工资，我得好好干。一种雇佣和被雇佣感觉很明确。不像在中国，打球是为国家争光，“五连冠”打下来，我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1万元。那时候，很了不得了，万元户啊！每次出国比赛，我们的零花钱是15美元，谁都不舍得花，一点点攒着，攒到一定数目，我给家里买了一台彩电。

　　拿了人家的钱，我得知恩图报，要让摩德纳队在意大利打出好成绩。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没控制好，再加上旅途疲劳，就把肌肉拉伤了，伤了也不好意思说，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来了，对方还是意大利一支挺强的队。真的，我的技术炉火纯青，不是说大话，我用一条腿都能赢她们。1989-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我们摩德纳队拿了意大利杯赛的冠军，这是摩德纳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的宝座，当地的报纸给我的评价是：中国的马拉多纳。1991年，我决定结束“挣学费”的打球生活，再回美国。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

　　临危受命受邀回国

　　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拐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

　　1995年初，中国排协在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

　　当时有美国朋友劝我：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再说，你还有那么多的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

　　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执教工作困难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尤其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想着想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但我绝不盲目、绝不冲动，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执教想法，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卧薪尝胆。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考虑训练计划，下飞机时，我有点晕晕乎乎了，头也没梳，稍微理了理。走到机舱门口，我只看到机场上有那么多人，有扛着摄像机的，有端着照相机的，有举灯的，灯都打得特别亮，我还回头看，心想，肯定有什么贵宾坐在这架飞机上。没等我想明白，这些人黑鸦鸦一片全冲我来了。好，我还迷迷糊糊呢，十几个话筒伸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拥后挤的，远远地，我只看了我妈和我爸一眼，他们就被人群挤没了，我也被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海关都没过，只好走“后门”了。

　　说实话，一下飞机，就被这样一大团腾腾的热气包围着，我心里又添了把火，让我更有了摩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我知道，把女排带上去，这是干一件挺大的事啊，会给大家带来激情和活力。当然，到底能干到哪一步，我没数，我也在心里画问号。

　　真的干上了，我有时会感到自己单薄，毕竟是个女人，女教练，在一大群男教练中，比较孤独，很多事情要靠我一个人来撑。我对每个队员都交底，我说，我既然回来了，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大家就得树立在世界大赛中拿奖牌的目标，就得有这个雄心壮志，向世界的最高峰冲击，还要把亚洲的冠军夺回来。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要么不干，要干一定得干出个样子。你们都要想通了，如果你们觉得跟着郎导干，吃不了那份苦，你们告诉我，我不勉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别浪费我的感情，也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还给她们摆明一个道理：体育的本质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向极限挑战的精神，观众来看我们打球，除了看输赢，更想看到一种要球不要命的状态，看得振奋，看得来劲，给人家鼓舞。

　　道理说透了，我就从头开始抓。在柳州集训，我的第一堂训练课，就是从准备活动的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像小学生从学拼音、学生字开始。有个别队员，连扣调整球的要领都讲不出，你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啊，连一些基本功的问题都没搞清楚。这时离奥运会只有一年时间了。

　　进军奥运会之前，世界强队是这样排列的：古巴队、巴西队、俄罗斯队、美国队。那时，国际排协的杂志，还有美国的一些排球杂志，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个记者的分析，是把中国队放进“四强”的。当时，国家体委给我的目标也比较客观，只要能够打入半决赛进前四名，但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进入了决赛。

　　摘取了1996年奥运会亚军的成绩，这对我的执教工作便意味着“大功告成”。回国前，我曾向国家体委递交过一份书面报告，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时间：干到奥运会，力争进四强。

　　激流勇进，继续执教

　　1996年中国女排摘取1996年奥运会亚军后，好多圈内人劝我见好就收，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留下

　　目标实现，我的工作期限也到了。美国的报刊便有消息披露，说美国女排有意聘请我担当主教练，还有欧洲的意大利队也想引进我这个“世界最佳教练员”。无论是美国国家队的聘请还是意大利俱乐部队的邀请，都不是无稽之谈：我有女儿在美国，也有球迷在意大利。

　　而我回国执教的待遇确实不能与美国、意大利相比。我在回国之初，一些报纸就我的工资问题，写了一些文章，有消息说我每月拿500元人民币，也有传说是5000美元。对于这样的“消息”、“传说”，我一概不作解释。怎么解释好呢？如果想挣钱、为待遇，何必回国？1994年，我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年薪20万美元。我能把同样的数字作为条件报给体委、报给排协吗？

　　奥运会后，好多圈内人劝我见好就收，成绩已经确定，能力已经显示，全世界都承认了，“世界最佳教练员”的荣誉也有了，何况，我身体那么差。有朋友规劝我说得更彻底：“中国女排拿了世界冠军，你郎平倒在球场上，把你自己全部牺牲进去，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这个结果！”我还是笑笑：“没那么严重吧！”我这个“铁榔头”，自有一锤定音的主见。

　　经过深思熟虑，我考虑到当时中国女排刚刚好转，形势不稳定，决定留下。对于我来说，接下来的1998年实在不平凡———11月的世界锦标赛紧接着12月的亚运会———两场大赛，像两个重重的铁砣，沉沉地压着岁末，而1998年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个队员都得挤出足够的分量才能扛住这个“砣”，才能平衡这一年。

　　1998年世界锦标赛，开局小组赛便意外负于韩国队，情势急转直下，极可能被挤出前四，我心里像着了火。回来执教，全国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工作特别费心，心累。我脑子里全是球啊，有些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孙王月的拦网问题怎么治？根据李艳的动作结构，她的扣球用什么办法使她有所改变？

　　长期积劳，体质便明显下降，经常发高烧，血压低，脖子一动就头晕恶心。世界锦标赛结束后，我因为身体原因再次离开了了中国女排。

　　赴美非为击败中国

　　我是作为一名职业教练接受这份工作的，同时选择美国女排就是选择和女儿在一起

　　早在2000年奥运会前后，美国排协就正式邀请过我，我没有考虑就一口回绝了。主要是机会不成熟，因为当时中国队还是希望我能任教的，我如果去了美国队，大家感情上不能接受。有媒体采访，我说过，在中国女排没有攀升到最好的状态，我不会执教其他任何球队。

　　2004年中国从世界杯到奥运会，水平发挥非常平稳，陈导带队的训练情况和运动员的情况我也比较了解。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场上主力很多都能打到2008年奥运会，中国女排不存在新老交替的问题，只有不断上升，有新人不断补充。

　　中国女排的强大让我消除后顾之忧，照顾女儿浪浪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选择美国女排就是选择和女儿在一起。自从1998年结束执教中国女排后，我这六年都在意大利执教。每一年的赛季结束都会面临艰难的职业选择，希望能兼顾个人事业和家庭生活。美国没有职业排球联赛，只有国家女排主帅这一个工作机会能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兼顾起来。

　　所以2005年我接受了美国的再次邀请。我执教美国绝对不是为击败中国队。我是作为一名职业教练接受这份工作的，希望能为排球事业做出点贡献。

　　这个消息的公布会后，我就一直关注国内舆论的反应。我发现网上有许多热爱我的人，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和支持，真是既感动又欣慰。我注意到，当时国人最大的忧虑可能是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出现在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媒体采访我也总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真是有这么一幕的话，我觉得非常光荣。

　　思想被颠覆的中国教练

　　我清楚记得她们说过的一句话———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排球。当然她们“也要好成绩”

　　美国排协给我的压力并不大，没有说必须要进奥运会前三啊。但是我曾经一度也很困惑，由于文化的差异，没法把咱们中国女排训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以前带中国队的方式方法也不可能照搬到美国女排。

　　在美国打排球，家长出钱自己培养运动员，所以她们没有约束，愿打就打，不愿打就不打。对她们来说，家庭责任意识比国家荣誉感更重要。每次比赛前，队员可以有各种原因而离队。我清楚记得她们说过的一句话———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排球。

　　我基本不跟她们讲在中国是怎样练的，她们不接受这个，甚至觉得你不懂科学，你疯了。我们中国人比较勤奋，比较有耐心；但是美国人就不行，开会看比赛录像大概40分钟就受不了。她们觉得适应不了，我就适应，我让步了。尽量压缩集中精华。例如把40分钟录像缩成20分钟。

　　特别有意思，我也老和队医有争执，还是观念上不一致。美国人都说没见过我这样的教练，说我横。我说不是我横，是我自己想不通。我有时候也问他们：是不是美国女排每次比赛都是重在参与？他说：不是啊，我们也要好成绩。

　　我就列举了几条理由来说：首先没人，好不容易练好一名队员，一段时间人家走了，去打联赛去了，国家队留不住人才；其次没有管理球队的规章制度，规定队员必须完成今年的比赛，保证球队的完整，不能中途说撤就撤。

　　这和咱们国内的训练思想和体制是不一样的，国内基本上一切为了国家队的荣誉，国家队是第一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一个电话，第二天队员就到了。在美国就不一样，你得看菜下饭，所以刚开始特恼火。

　　2006年世界锦标赛，我们的二传突然离队了，要去和男朋友度假，她觉得男朋友更重要，所以决定把国家队给放弃了。刚开始我特别不理解，我问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别把自己折腾疯了。

　　后来我想了一个应变办法，一个位置我找四个队员，走了一个还有三个。这跟中国教练的感觉是完全颠覆的，我一定要顺其自然。你来就按这种打，你不来我还有第二种打，再不来我就打第三种。

　　不可预知的情况太多了，我反而放松下来了。有人要我预测队伍的成绩，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

　　磕磕碰碰训练了一段时间，她们回到各自的俱乐部，都觉得进步特别大。她们有一种比较，为什么在俱乐部的时候教练都不教这些，有队员还发短信给我说，有我这样的一个教练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了这种提高，队员们都愿意回来。这就是大家互相慢慢地适应吧，她们不是特别喜欢的东西我也会撤一点下来，就把大会变成小会。

　　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头疼”的是有的队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上场光顾着发挥个人技术，不注意打配合。我就说，尽管你这个队员扣球特好，得了100分，但是你这个球队输了，我还是说你对这个队没有贡献；今天我上场就垫了一个球，但这一个球非常关键，那你也是英雄。队员后来慢慢也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互相配合互相弥补。这次北京奥运会真的能看到大家的进步，美国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特别是上场后等候宣布开始比赛时，我发现队员们手拉着手，她们觉得今天要一起打了，要一起战斗了，那种感觉是自发的，让我觉得很欣慰。

　　自从我执教美国队之后，媒体喜欢把中美比赛称为“和平大战”，也非常关注。队员们也知道我对中国女排的特殊情结，北京奥运会，美国队赢了，队员下场见我没说话，就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Areyouok？”就好像在说，对不起阿，我把中国队给赢了。因为以前赢了别的国家队，我会特高兴，跟队员拥抱一下，这一次对中国队赢了，她们能看出不同啊。

　　和中国队相遇多了，我慢慢适应了，但刚开始还真是不适应。特别是“和平大战”上场，我站在场外特难受。因为冯坤他们在场上说什么我都听得明白，太熟悉了！但是跟别的队打比赛，别人呼噜呼噜说什么你不知道。

　　奥运会结束了，形式上我就跟美国队解约了。有人说我在奥运会上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可能，因为中国的体育运动员就是创造奇迹的。美国这么多年，体制和观念都没有改变，我就能改变吗？不可能。但是我想办法解决了，这就是过去四年对我的锻炼，学会了怎么适应，怎么调整，怎么顺其自然。

　　我现在对于未来没有规划，也是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

　　郎平博客

　　南都带我回到热血沸腾的年代

　　刚刚回到北京。

　　今天在广州参加了南方都市报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30人”颁奖典礼，心情很激动。大家在一起回顾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的一幕幕往事就在眼前。

　　颁奖典礼上坐在我身边的嘉宾是当年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孙长江两位老先生。此前我和他们并不熟悉，但是他们的这篇文章我可是记得清楚，那是当年中国女排政治学习的重要教材。还有2003年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做出卓越贡献的钟南山院士，我们此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今天大家在这个场合相见，觉得很亲切。

　　姚明的妈妈也来替姚明领奖，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感觉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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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本报记者 田霜月 实习生 刘思敏

　　摄影：本报记者 冯宙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