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老领导王全国回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出台历程

　　口述人简历

　　策划：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特约撰稿：陈弘君陈宪宇王莹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2、2008年3月28日

　　采访地点：王全国家中

　　通过（西欧五国）这次考察，省里许多领导同志认识到，广东省的人口、面积比欧洲一些大国还要多，可是省里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难于发挥主动性。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去解决。往往解决一个问题，要跑许多部门，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因此，要求中央放权的呼声，在那一段时间显得很强烈。———王全国

　　1979年1月，省委传达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在会议上谈了体会：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包括改革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未解决前，要求对广东作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的权力。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我这个建议，并决定由我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王全国

　　王全国是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1978年，他作为广东省的代表参加了由谷牧当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这是一次对广东乃至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访问，这次访问的情况在省委领导和干部传达后，广东要求中央放权的呼声十分强烈。同年，王全国还参加了影响中国命运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全国提出了一个广东向中央作出报告，要求对广东作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的权力的建议，得到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的赞同。作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要参与者，王全国向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详细介绍其中曲折历程。同时，王全国还是大亚湾核电站的负责人。从1978年最初的酝酿到1994年投产，前后16年都有参与。访谈录经过王全国本人审定，因为篇幅问题，本报发表时有大量删节。

　　广东改革开放先于全国

　　广州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

　　采访者：您长期分管全省经济工作，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经济发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王全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十多年里，广东经济发展缓慢，工农业增长速度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粮食问题也很突出，粮食长期不能自给。但广东也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方面可以大做文章。

　　采访者：当时要解决这些问题，在那样一个政治环境下，应该说还是有很大难度吧？

　　王全国：难度肯定有，但说难也不难，一些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当时最大的障碍是中央集权，地方没有多大自主权，缺乏活力。再一个就是经济体制僵化，思想观念封闭、落后。只要改革这些旧的体制，中央放手一些，让地方搞活一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采访者：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实验田。广东的改革开放是在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王全国：广东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人们常说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可是在这之前，广东当时在许多方面已经酝酿、开始改革了。

　　广东的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1978年12月份，广州的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当然农村有些地方也开始了包产到户的突破，但都是偷偷摸摸的。

　　在开放方面也做了一些积极尝试，效果较明显。当时港澳华侨和外籍华人都想在广东投资，搞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办厂。我记得，当时已经允许毗邻香港、澳门的市县开展公私合营和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到1978年底，广东与外商签订的加工装配协议和合同，共151项，98种产品，总金额1.5亿多美元。虽然数额不大，但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访问西欧五国大开眼界

　　对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瑞士、丹麦五国的访问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派遣一位副总理率团访问西方发达国家

　　采访者：1978年5月，中央组成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西欧访问，您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对这次访问您有什么印象和体会？

　　王全国：小平同志1978年春天决定组成一个政府代表团出国考察，由谷牧当团长，这次访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派遣一位副总理率团访问西方发达国家。访问团里成员有中央相关部委的负责人和北京、山东、广东、广西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共20多人，到了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瑞士、丹麦五国访问，我是广东省的代表。访问时间是5月2日到6月6日，访问的影响很大。人家都是总统、总理首相来访问我们，我们没有回访过。回访人家，实际上是考察人家。代表团的人都是搞经济的，我们做了准备，除各国大使馆提供资料，外交部还给我们介绍情况。对这五个国家，我们过去了解得很少。

　　我们除了跟五国政府会谈、听取介绍情况外，还考察了15个主要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农场、矿山、港口码头、市场、学校及科研单位。通过参观访问，大体上看到了这五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水平，看到了五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二战后，五国经历战争创伤，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他们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计划和技术，利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原料，把用于军事方面的科学技术，比如电子、原子、宇航和化工方面的技术，逐步推广应用于民用部门，改造老的工业，发展新兴工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工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设备技术先进，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普遍实现了自动化。一些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厂，如核电站、钢铁企业、汽车制造厂、机场和地下铁道等，普遍地使用电子计算机，就是一些较小的技术比较简单的企业和大商店，也不同程度地使用电子技术。例如我们在法国看到一个8万千瓦的水电站，就是由电子计算机按编好的程序自动控制、指挥生产，夜间、假日全电站不用留人值班，这比起我们国内真是先进得太多了。

　　访问推动广东向中央要权

　　省委领导和其他干部听了我对西欧五国访问的传达，要求中央放权的呼声，在那一段时间显得很强烈

　　采访者：访问欧洲五国给您最大的启发是什么？这对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应该产生了很大影响吧？

　　王全国：这次一个多月的出访考察，大家深感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我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管理水平，看到了我们的不足，思想观念受到很大启发。原来我们没出去看，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以为资本主义就是腐朽没落的。一看，西欧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单举一个例子，那时他们就有计算机了，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出去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啊！国内的原有认识和在外面看到的反差非常之大。

　　还有一些印象也很深刻，比如制度方面，西欧五国的地方政府权力也比较大，例如西德，州一级的政府财权和人事权都比较大。回到北京后，我们集中用半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总结，然后由谷牧同志领头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大概是6月30日从下午3点一直汇报到晚上11点，8个多小时。谷牧发言后，中央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先念发言表示，这次出访外边的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了，也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访问对我国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汇报不久，国务院召开了务虚会议，访问对这次会议决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回到广东后，我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习仲勋决定由我向省委常委汇报。我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后，根据省委意见，又在中山纪念堂向出席省扩大会议的省直机关、广州市处级以上干部3000多人进行了传达。省委领导和其他干部听了传达，反映强烈。有些同志说，只要改革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用广东沿海的有利条件，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一定可以高速前进。

　　通过这次考察，省里许多领导同志认识到，广东省的人口、面积比欧洲一些大国还要多，可是省里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难以发挥主动性。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去解决。往往解决一个问题，要跑许多部门，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因此，要求中央放权的呼声，在那一段时间显得很强烈。

　　参加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广东省由习仲勋、我和薛光军三个人参加

　　采访者：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会上您提出了体制改革的问题。后来，在省委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您提出体制改革和广东应该向中央要求下放权力，给广东作些特殊规定等问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形。

　　王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广东省就由习仲勋、我和薛光军三个人参加，这次会议从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历时36天。我们这个组叫中南组，共34人，组成人员除中南地区的领导干部外，还有中央各部门、军队的人，各方面的人都有。召集人为段君毅（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华（外交部长）、杨德志（武汉军区司令员），同一组的还有廖承志、邓颖超大姐、程子华、邓华、陈漫远等人。当时批“两个凡是”，涉及到坚持这个方针的一些人。针对他们，会议掀起一个批评、讨论的高潮，这就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在党的高层深入地展开了，也就是把思想路线的转变提出来了。端正了思想路线是会议最大的收获之一。

　　接着批一些人，比如说我们组批评了纪登奎，批得很尖锐。东北组批评了陈锡联。北京批评了吴德。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跟着“四人帮”干了错事的，或者坚决执行“两个凡是”的，都涉及到了，包括湖南省的领导。批评了汪东兴，涉及到很多人。康生就不用说了，问题更多。康生、谢富治，过去盖棺定论定了的人，也要对他们重新评价了。

　　会议确实是解决了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也解决了组织路线。最后是中央人事问题，根据大家的提议，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政治局；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次会开得非常活跃，非常民主，取得很大成果，是一次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了开阔与会者的视野，借鉴有益的经验，经邓颖超向李先念建议，李先念同意并报华国锋同意，于11月23日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四份材料。这些材料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

　　在会上我作了多次发言，完全拥护党中央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战略决策，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批判。12月7日，我代表出席会议的习仲勋、薛光军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体制改革问题作了发言。在分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集中表现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后，我提出“鉴于经济体制比较复杂，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花半年时间，提出一个改革方案”。会后，我赶回广东，先给省委常委通气，准备传达贯彻相关事宜，没有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1月，省委在越秀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在会议上谈了体会，并结合广东实际，提出了一个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构想。我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当前大好国际形势下，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具有5500万人的广东，难道赶不上一个台湾，赶不上一个南朝鲜？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包括改革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解决前，要求对广东作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的权力。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我这个建议，并决定由我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

　　广东筹备向中央要特殊政策

　　1979年4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汇报材料，并初步决定由我在近期赴京向中央做专题汇报

　　采访者：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省委已经确定要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向中央要一些特殊政策。您当时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王全国：1979年4月1、2日在杨尚昆同志主持下，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习仲勋、刘田夫等，加上列席会议的共32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由我组织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汇报材料，并初步决定由我在近期赴京向中央作专题汇报。

　　这份汇报材料提议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一、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广东1978年收入外汇20亿美元以上，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百分之四；三、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请中央大力支持和帮助；四、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国际上出口加工区，遍及欧、亚、非、中东和拉美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礐石、达蠔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建议组织广东驻港澳机构，专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技术设备引进等相关业务。七、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同时要改革、简化各种手续，减少关卡，提高办事效率。八、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目前的管理体制，地方进口的急需物资，往往从填卡到进口，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至二年，要求中央允许地方外汇由地方自行办理进口。这份汇报的许多内容和设想都被后来的1979年中央50号文所吸收，成为中央50号文的重要素材。

　　常委会认为“这次赴京汇报，中心是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汇报中，要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省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

　　当时，鉴于来不及正式写成报告，常委会决定，让我根据常委讨论的意见，向中央口头汇报，省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整理的汇报材料，也可带去，供与有关部门商谈时用。

　　三次发言，三次要权

　　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代表广东省委作了三次发言，其中两次发言上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

　　采访者：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您的几次发言都上了中央工作会议简报，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王全国：印象太深了。当时我被分在中南组，代表广东省委作了三次发言，其中两次发言上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

　　第一次发言是在4月7日的会议上。我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广东的形势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专门谈了体制问题，提出“要搞好调整和前景，首先要解决在中央集中领导、统一计划下，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和复杂的经济规模，一切集中于中央，是办不好的。主要问题还是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这个问题不解决，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也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地方没有多大权力，还有什么权力分给企业呢？总之我们地方迫切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统一计划下，省市自治区真正有一级计划、财政、物资，能够进行综合平衡，因地制宜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二次发言是在4月10日的会议上，就如何利用广东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的问题，我作了发言。我说“广东临近港澳，华侨众多，面向东南亚，在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外贸和旅游业方面，具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们要求国家在这方面能给广东一些必要的自主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多干一点。广东完全有条件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并通过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

　　针对审批补偿贸易项目缓慢的情况，我提出“请求中央考虑广东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特殊情况，对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对外汇分成更多地予以照顾，对资金、物资安排大力给予支持，使广东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省的有利条件，把外汇做得更活一些、更大一些，为国家多作贡献”。

　　紧接着，我根据4月4日省委常委会的讨论结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将引进外资和技术搞地方建筑材料、农业及农工联合企业、水产捕捞和养殖、地方交通等项目的补偿贸易、合作经营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加工装配业务则全部下放省审批。改变外贸独家经营的体制，给地方一定的经营外贸的权力。边境小额贸易应予恢复，由省掌握。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使地方有周转余地，以便地方利用外汇发展农业，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解决电力、燃料、交通运输问题；解决市场供应和城市建设中配套问题。三是划定工业加工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建厂。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深圳市、珠海市和汕头市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并把作为潮（州）梅（州）和闽西南出海口岸的汕头市，辟为进出口岸，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四是相应解决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所需的国内配套的资金、材料和劳动力指标。

　　第三次发言是在4月17日的会议上，我谈了会议要着重解决统一思想认识和进一步落实调整、改革的措施部署。我提出“调整方案结合省的实际不够，为了使之更能切合实际，希望允许地方作些调整，中央项目允许地方在行业内调整，地方项目允许地方统筹安排，打破行业界限调整，希望会议期间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同我们专门谈一次，具体研究落实计划指标”。

　　对经济体制改革，我说：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革，希望这次会议，一是对于整个体制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分权，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明确此原则，会后迅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派人参加，国庆节前提出方案。二是把能够马上改革的先定下若干条。

　　邓小平赠送“大礼”

　　邓小平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时，深思熟虑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

　　采访者：您的三次发言，核心内容都涉及中央管得太多，统得太多，要求中央放权让利，给予广东一定的权限，发挥广东的优势。当时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突出？

　　王全国：因为当时中央集权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央几乎是所有的东西都管，一些小的项目都要经有关国家部委审批，一报一批手续繁琐，效率低下。如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的项目，从1978年8月开始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不少外商洽谈后，因为我方迟迟不能决定下来，就不再来了。有的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各地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我感觉不解决这些问题，地方的积极性就难以发挥，发展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会议期间，习仲勋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习仲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时，深思熟虑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他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50号文件”的起草

　　该文件同意了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中广东报告由我和曾定石牵头起草

　　采访者：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酝酿已久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开始启动；省委开始准备向谷牧汇报的事宜以及起草《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请您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形。

　　王全国：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在获悉中央明确决定后，习仲勋和我就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如何向谷牧汇报的问题，让当时也在北京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回广东部署汇报事宜。

　　会后，根据各组的发言和建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很快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一节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十分有利。中央规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结束回广东后，省里马上成立了由我、曾定石同志牵头的起草小组，具体负责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5月中旬，谷牧率领的中央工作组来到广东、福建，和两省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共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共同起草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我、曾定石牵头的起草小组与谷牧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几次召开会议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5月25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的文件出台，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中央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每年财政上缴12亿元；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同中央重新算财政账

　　中央50号文件中规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2亿元，广东认为太多，八九亿比较合适，谷牧同意再算账

　　采访者：中央下发50号文件后，后来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围绕一些具体问题，你又几次去北京汇报情况，当时情况是怎样的？

　　王全国：中央颁布50号文件后，给予广东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但当时的大环境仍然是国民经济调整、整顿，出现了一些原来预想不到的情况和问题。比如，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工资、减免税收、企业的利润留成，1979年广东的财政收入比1978年减少，难以完成上缴的定额。省委决定由我带队到北京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问题，以便顺利贯彻执行50号文件。

　　第一次是1979年9月初，我带领广东省直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北京汇报。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同志召集中央30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汇报后，秋里同志讲了话，说中央50号文件对广东实行新的体制和特殊政策，可以发挥广东的有利条件，广东大有可为。但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在实践中提出些问题是应该的，是好事。这些问题，不仅广东应该研究，中央各部门也应该研究。希望中央各部门和广东的同志共同商量研究，共同把广东的试点搞好。后来，谷牧同志又听了汇报，本来先念同志也准备一起听我们汇报的，临时有事，未参加。

　　这次汇报明确了中央决定的体制政策不能大变、账算的不准确可以再算。谷牧说：对广东的体制，全国各省、市都很羡慕，京津沪要求给他们像广东那样一半的体制也好。但是，明年开步走，确实有困难，中央各部门应当积极支持你们，扶一扶。希望广东谅解国家的困难，中央的日子不好过，不要小看你们上交12亿元，当然算账要合理。广东少上交1个亿，国家就困难。我们扶植你们，你们也得体谅国家的困难。关键在于广东的工作，不在乎一两个亿，要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把经济搞活，搞上去。

　　由于谷牧要陪丹麦女王到外地访问，20日以后才能回京。他离京时委托中央计委副主任段云同志牵头，组织一个协调小组同广东具体商定所提问题，但这次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第二次去汇报是在10月份，我又去北京继续商讨。谷牧同志召开各部委会议，讨论会议纪要怎么写，最后就外贸、外汇、基建投资、物资商业体制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最关键的财政上缴定额争论仍很激烈。中央50号文件中规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2亿元，广东认为太多，八九亿比较合适，谷牧同意再算账。但有些部委的意见比较坚决，这次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我们从谷牧的态度上，认为八九亿是有可能的。

　　广东得到政策最大优惠

　　中央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央50号文件定的少2亿元

　　采访者：围绕财政上缴数字和外贸问题，中央和广东商谈了很多次，中间还出现了一些反复，是这样的吗？

　　王全国：是啊，第二次上北京汇报回广东后，我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提出了先做好七个方面的规划设想。主要包括外贸基地建设规划；出口特区的建设发展规划；旅游及吸收侨汇规划，强调旅游要统一；体制改革的设想，主要是财政和外汇分成两个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办事机构，如对外经委、驻港机构、特区管理机构，制定法令、办法、主要是特区管理办法，外国投资管理实施细则等内容。

　　根据在北京汇报的内容和基本达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省委于10月15日发电报给中央，提出：“财政上缴定额，同意1980年-1981年两年每年上缴8亿至9亿元，兹将《关于解决广东省贯彻执行中发〔1979〕50号文件若干问题的纪要》修改稿送上，请审阅批示，以便贯彻执行。”

　　哪知道没过几天，也就是10月28日，谷牧就写信给广东说：“关于财政上缴定额，并未达成协议，还需要继续商量。财政部和计委坚持主张上缴11亿元。”我们很快给谷牧回电，重申“由于近两年收支因素变化很大，这个任务实无法完成。如不调减，我省明年难以开步，情况比不实行灵活措施还困难。为此，请求中央、国务院体察广东的实际困难，准予明后两年上缴8亿至9亿元”。经过艰难反复的交涉和据理力争，双方都各退一步，中央定了上缴10亿元。

　　年底中央召开计划会议，讨论财政体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案。我代表广东参加。会议结束后，广东、福建的同志两次向谷牧作了汇报，谈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第一次是12月17日，广东方面有我、吴南生、范希贤、秦文俊参加。谷牧指出：“各地现在对广东的反映很厉害，广州市黑市买卖港币，汽车司机收港币，饭店也收港币，北京军队、地方的高干子弟跑到广州去搞两用机。”我回答了谷牧指出的反映港币泛滥的问题，请求中央把人民币的外汇券尽快搞起来，发行外汇券，就比较容易禁止港币流通了。

　　12月19日，谷牧表示前天会议有未尽之意，又找我、吴南生以及福建的同志座谈。我着重谈了广东核电站建设的问题和广东需要2亿人民币贷款的问题，希望中央给予大力支持。谷牧说可以考虑和研究。

　　会议期间，我还就发行地方公债的问题，先后找谷牧、姚依林同志，要求中央批准广东省发行地方公债，解决财政问题，他们都曾当面同意。后来谷牧同志讲不行了，可能是先念同志不同意。我当时给习仲勋、杨尚昆写信说：“假若不批准，我们明年上交10亿元以后就很难过日子。请你们二位直接给先念同志打个电话，再争取一下。”发行公债，最后也没有获得通过。

　　在这样反反复复之后，直到1980年3月，谷牧再次南下，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以及福建省、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讨论研究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中遇到的问题和措施。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即中央〔1980〕年41号文件。《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央50号文件定的少2亿元。经过多次的商谈和争论，在中央和地方的上下结合、上下妥协的过程中，落实和执行50号文件的障碍逐步得到排除。广东争取到了政策的最大优惠，广东的改革开放迈出了稳健的一步。

　　港人首提在粤建核电站

　　广东省电力公司和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核电站的专题报告，宣告了广东核电事业创业之路的开始

　　采访者：合资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事物，从核电站最初的酝酿到出任核电站合营公司的董事长，您都亲自参与了。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全国：建设核电站漫长曲折，从1978年最初的酝酿到1994年1、2号机组投产，前后共16年之久。前期的工作，我作为主管领导都参与了决策。1984年12月我担任大亚湾核电站合营公司的董事长，更是亲身参与。

　　前面讲到，广东非常缺电，丰水期缺电三分之一，枯水期缺电一半，广东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建大型水电站不理想。核电的最初设想是1978年中国赴港澳考察汇报时，香港人首先提出在广东建核电站。没过多久，我在北京开会时，水电部钱正英同志对我讲：一个美国商人提出来与中国合作搞核电站，那个商人回美国后，美国政府不同意，要我们政府与他们政府谈判，看来办不成。但我们可以从德国进口核电站，建成后给香港供电。钱正英要我们选个厂址，给德国技术考察组考察。

　　1979年10月，在省委、省政府的邀请下，水电部派一个工作组，到广东省商议建设核电站的事宜。水电部核电局局长金实遽、副局长邓致逵到广东。我向他们介绍情况时说：“广东缺电，最近不得不从香港进口电，每天100万度，一年付香港电费8600万港元。现在办特区，用电量更多了。”“我在广东工作20多年了，我觉得，广东有个其它地区无法替代的优越条件，就是毗邻港澳，可以引进外资，向港澳市场出口电力，取得外汇再偿还贷款。最近省委已研究同香港合作办核电站的意向，并派省电力局陈岗副局长赴港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作试探性的接触，他们反映很积极。不足之处是总感到势单力薄。现在好了，有中央部门的支持合作，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办成！”

　　11月，广东省电力公司与中华电力有限公司达成了初步协议。12月，我和电力工业部王林联合签发了上报中央相关部委的《关于广东省电力公司和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核电站的专题报告》，这份专题报告宣告了广东核电事业创业之路的开始。尔后，水电部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广东核电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

　　愿辞省委书记专干核电站

　　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大的分歧在经济测算方面。40亿美元，而且90%以上利用外资，许多人是想不通的

　　1980年12月广东电力公司和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就合资兴建核电站的可行性问题达成一致，形成《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双方签字并上报中央。

　　1981年5月，由国务院委托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主持的《广东省核电站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在北京举行。广东代表团由我、叶选平带队。会议第一天，我回顾了广东核电站从筹备到可行性研究的过程，谈了广东省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以及能源缺乏的现状。

　　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大的分歧在经济测算方面。有的同志不放心，一听花40亿美元，了不得，40亿美元能办多少事情啊！而且核电站的投资90%以上是利用外资，当时如此大规模利用外国贷款投资，许多人是想不通的。

　　一次次的辩论，一次次的汇报。我不断说：过去我们满足10块钱办10块钱的事，对用1块钱办10块钱的事就不理解。要加深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避免用老的经济模式去看问题。现在利用外资，1块钱办成10块钱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我甚至说：“如果中央批准了这个项目，我愿意辞去省委书记职务，专干核电站。”

　　1982年秋，国务院终于作出关于广东核电站建设问题的决定。不久，我调往湖北了。直到1984年11月，我在北京参加十二届三中全会，借此机会，我向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表达了想回广东搞核电站的想法。我说：“如今工程要大上了，我已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我想当个‘开明绅士’，去搞我的核电站。”很快，我的想法中央就同意了。

　　1985年1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宣布中方由我出任合营公司的董事长。这当中还有小插曲呢！合营合同签字前夕，我正在湖北主持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我接到了国务院领导的电话：中央正式任命我为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要求我立即到北京参加核电合营合同的最后谈判和签字仪式。令人焦急而漫长的序幕之后，核电站建设的大戏终于开台。

　　香港百万人反核签名风波

　　谈判初现成效时，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1986年4月发生了严重的放射性事件，香港反映强烈

　　采访者：正当核电站处于核岛设备和燃料组件供应合同、常规岛设备供应合同、工程技术服务合同谈判的关键时期，出现了苏联的核泄漏事件，舆论哗然，对核电站的建设造成了很大困扰。当时您是如何处理这次危机的？

　　王全国：合同签订后，就是具体的引进设备、技术的谈判了。主要是三大合同谈判。谈判过程双方也是斤斤计较，反反复复，但也一次次峰回路转。谈判初现成效时，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1986年4月发生了严重的放射性事件，香港反映强烈，出现了“百万人反核签名”活动，认为大亚湾核电站威胁到香港。

　　同年7月，我到国务院参加有关会议商讨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回省委传达会议情况时，我说：7月15日我和匡吉同志到北京开会，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纪要》是经小平等同志批示定下来的。《纪要》指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反核风还是个政治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我们头脑要清醒，方法要得当，不管多少人签名，他签他的，我们搞我们的。会议结束后，我到深圳，做好部署应对各种问题。

　　9月16日，我接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在大亚湾核电站工地现场的采访，就广东核电站的立项、审批、谈判、选址、安全、质量等问题，详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当采访稿见诸报端后，在海外各地及香港地区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986年9月下旬，香港立法局核电考察团应邀访问北京。我再次从安全第一的角度，就大亚湾核电站的选址、堆型、设备选择和工程管理等问题作了说明：“大亚湾核电站距离香港52.5公里，距深圳45公里，符合美国、法国核电站建设标准。这个距离留有充分的余地，即使万一核电站出现泄漏，也不会危及城市的安全。”香港立法局核电考察团得出的结论是大亚湾核电站是安全的。因此香港方面的疑虑也就消除了。

　　“香港百万人反核签名”的风波终于平静了。很快9月23日，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与法国、英国的三大合同和法、英两国贷款协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从此大亚湾核电站进入了主体工程建设时期。

　　1994年2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竣工投产庆典大会在工地隆重举行，我就是庆典大会的主持人。李鹏总理出席了庆典大会，亲自为庆典剪彩。5月6日，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营。核电站累计投入的建设资金控制在可行性研究预算的40亿美元之内。披荆斩棘，创业十几载的轰轰烈烈的建设工程全部完成。

1977年11月18日,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在珠江宾馆1号楼接见广东省市领导干部。

1979年,叶剑英与广东省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焦林义、刘田夫、王全国(左一)等在机场合影。

王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