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创建者之一方苞讲述特区创建前后的探索

方苞在家中接受采访。

1992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时在广州火车站接见广东省领导时与方苞握手。

1983年2月,胡耀邦视察深圳时与方苞握手。

　　口述人简历

　　方苞，深圳经济特区创建者之一、广东早年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推动者。1931年12月出生于东莞；改革开放前任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1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方苞任市委副书记；1984年调任珠海市委书记；后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

　　“深圳特区高速发展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也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结果。”

　　2008年，深圳特区创建者之一方苞接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采访，深情回顾了深圳特区的创建历程，对特区高速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他谈到，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划定，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思想解放和求实创新的结果。

　　深圳在酝酿特区范围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特区范围划得小一些，其理由是投资小，见效快，有大失误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建立的几百个加工区的范围都比较小，当时亚洲较大的是菲律宾的巴丹自由贸易区，占地7.35平方公里。另一种意见要办大特区，有人提出，最好把全市都划为特区。

　　后来深圳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也就是现在特区的范围。

　　如果当时深圳选择前面两个方案中任何一个，也许现在的深圳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在酝酿特区范围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特区范围划得小一些，其理由是投资小，见效快，有大失误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建立的几百个加工区的范围都比较小，当时亚洲较大的是菲律宾的巴丹自由贸易区，占地7.35平方公里。另一种意见要办大特区，有人提出，最好把全市都划为特区。市领导班子听取双方意见，形成第三个方案，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也就是现在特区范围。———方苞

　　1978年，港深农民收入相差30倍

　　“文革”十年后境内外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让我们的宣传苍白无力

　　改革开放30年了，广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结果。

　　宝安县农民偷渡越境是困扰我们约30年的老大难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建立“边防禁区”，凭证进出香港，到撤（宝安）县建（深圳）市初期，只有30万左右人口的宝安县，曾偷越边境禁区的有12万人次，其中已越境定居香港的有6万多人。曾出现三次群众性偷渡潮，牵动广东不少县市，特别是粤东和珠三角地区。宝安县留家不足10万劳动力，多是年老体弱者，全县40多万亩水田就有约10万亩丢荒。

　　“文革”十年期间，香港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香港抓住国际范围经济升级换代、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境内经济却停滞不前。以1978年典型调查测算，香港宝安两地农民收入对比为30：1.

　　“文革”十年后境内外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让我们的宣传苍白无力，农民表面不说，内心不相信，工作队驻村时不敢走，一有机会还是想走。

　　李先念：不建好深圳死了也不甘心

　　1979年1月，边境小额贸易恢复，搞活边境经济开始有了转机

　　界河两岸农民互有插花地，境内农民在境外的插花地有4000多亩，“文革”前境内农民持证过境耕作，早出晚归。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省委批准边境地区开展小额贸易，允许边境农民每月5次持证从耕作口过境探亲，每次携带5斤不超过5元港币副食品进关，这有利于边境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渡过难关。

　　“文革”期间搞政治边防，这些边境经济政策被称为“慕洋、靠洋、向洋”，要割“洋尾巴”，全部取消，不少干部也被当作走资派，挨批斗，有的被关进监狱。

　　1977年春节前后，财政部长张劲夫同志到宝安调研，我陪他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皇岗等边境社队视察，并向他反映边境偷渡问题和社队干部希望上级批准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的建议。他赞同我们的意见，并说云南边境也有此要求，答应回北京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反映。

　　1977年秋，国务院财贸办主任姚依林来调研处理香港同胞对深圳口岸工作的反映。我向他建议把宝安建设成向香港提供鲜活食品的外贸生产基地。他很赞成我们的看法和建议，答应回京后向中央、国务院领导报告。

　　宝安县革委会提出把宝安县建设成为供应香港鲜活食品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报告，时隔三年之后，终于在1978年获得批准，是年4月国家计委宋一民司长、外贸部基地局杨威局长率领的工作组到宝安具体规划并组织实施。1978年7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同志专程到宝安，传达李先念同志在一个谈及宝安的报告上批示：“无论如何要把宝安和深圳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1979年1月，省委、省革委又批准了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搞活边境经济开始有了转机。

　　习仲勋：法无禁止就要大胆地干

　　他到宝安调研耳闻目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资本主义香港新界的繁荣

　　习仲勋同志到宝安调研对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4月他奉调到广东主政，同年7月上旬就与王全国同志一起到宝安调研。他们轻车简从，几个人挤在一台小面包车内，先后到沙头角、罗芳、莲塘、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渔一大队等边境社队调研。

　　在去沙头角的路上，他看见公路旁蹲着两个被边防军拦截的偷越边境人员，就在车上询问起偷渡情况，当天回来路上，他到莲塘部队的临时收容站，亲自询问偷渡人员偷渡往港的原因。一批海陆丰籍的偷渡人员回答时，谈及农村分配太低，长期摆脱不了贫困生活，因而偷渡出港，寻求生活出路。

　　当时我们正在举办农村支部书记学习班，统一对偷渡问题的认识和作出制止偷渡的部署，他闻讯当即与20多位支部书记座谈。凤凰大队支书文富祥等三位同志，敢于直言“文革”十年“左”的思想和计划体制束缚下，宝安与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向往香港的事实。

　　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他受到错误处分，离开工作岗位十多年以后，耳闻目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新界的繁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近30年的边境地区的荒凉，内地农民生活远远比不上新界农民过得好，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对他感触之大、之深，我们都能想象得到。与会同志从他的谈话和脸色中，感受到他的焦虑、难受和不安。不少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认为，他在几个月后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政策措施上先行一步，以及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先行实验，跟他宝安之行的深入实际，耳闻目睹两种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巨大反差，听得进不同意见，有密切关系。

　　习仲勋同志离开宝安前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农民负担很重，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问题就解决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他还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还说，“你们有什么具体问题就找田夫、全国同志。”

　　边境小额贸易推动内地价格改革

　　1979年1月批准的实施方案比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边境小额贸易在政策上更放宽了

　　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后，增加了县与边境地区社队联营的对外贸易渠道，突破了对外贸易由国家外贸部门独家经营的体制，同时促进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两种外贸体制的竞争下，外贸收购价随着香港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动而升降，克服了国营外贸公司独家专营时压价收购的弊病。如优质荔枝香港市场零售价为每磅20元港币（银行兑换折人民币6元左右），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时收购价为每斤1至3角，小额贸易公司参与竞争后，外贸收购价上浮到1-3元。

　　外贸收购价随着香港市场供求变化上下浮动，也带动国内市场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从果菜价格到鱼肉价格逐步放开。1981年以后，深圳市人口增长很快，1983年雨季蔬菜生产受损，市场菜价升幅太快、太大，当时尚未实行特区工资补贴，为了避免内、外贸竞相抬价收购，市委、市政府决定，外贸、内贸两个公司有关果菜购销业务暂时联合统一经营，购销价参照香港公开挂牌，五日调整一次，降价内销，亏损数目由出口盈利弥补，或由创汇进口家电盈利弥补，或以水果盈利弥补。市内消费者生活得到保障，物价维持稳定，渡过了难关；生产者获得较高收入，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这种机动灵活的处置，既得益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又进一步推进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深圳“大特区”“小特区”之争

　　酝酿特区范围时，一种意见是特区范围划得小一些，另一种意见要办大特区，最好把全市都划为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划定，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思想解放和求实创新的结果。

　　特区初创时期，中央领导同志说过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句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当年是这样理解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划出一块地方来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为统一全党认识，为避免重大失误，就要摸着石头过河；为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左”的思想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阻力，就要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和胆略。要使两者统一起来，就要解放思想，发扬实事求是和创新精神。

　　在酝酿特区范围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特区范围划得小一些，其理由是投资小，见效快，有大失误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建立的几百个加工区的范围都比较小，当时亚洲较大的是菲律宾的巴丹自由贸易区，占地7.35平方公里，工业用地为3.65平方公里。另一种意见要办大特区，有人提出，最好把全市都划为特区，其理由是，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全面引进外资，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有利于增强外商投资信心，有利于引进掌握先进技术和资金雄厚的外资企业。

　　主张把特区划小的同志认为，全世界找不到这样大的特区，特区政府管理全市约30万人口就够忙了，哪有精力去引进外资；特区范围大难以管理，会造成混乱，会给国家带来损失；怕出现群众性偷渡走私，会影响全局。主张把特区划大些的同志认为，特区划得太小，引进外资很快就会填满；办特区不是短期行为，填满一小块，再搞一小块，块与块之间隔着非特区，不利于特区的全面规划建设，也不利于管理服务；不要怕字当头，应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和胆略。

　　深圳选择第三方案327.5平方公里

　　也就是现在特区的范围，其他特区早期范围比较小确实影响了发展

　　市领导班子听取双方意见，经过多次酝酿，反复讨论，深入调查，发扬实事求是和敢闯、创新精神，吸取双方有益构想，排除其不足之处，既要充分利用地形，以便于加强管理，又要具有相当面积，使特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形成第三个方案，这就是背靠梧桐山脉和羊台山脉，面向大鹏湾和深圳湾，东起揹仔角隘口，西至南头、西乡两镇交界处，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也就是现在特区的范围。中央、省委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是解放思想和敢于创新的结果，也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结果。

　　其他特区早期范围比较小，确实影响了发展。深圳特区范围较大，从规划建设、引进外资和经济发展确实具有比较优势，取得比较显著的效果，几年实践已经作出了结论。邓小平同志1984年初南巡前后，广东省其他两个特区都及时请示中央批准进一步扩大特区范围，珠海特区从6.81平方公里扩展为15.16平方公里，后又扩展到121平方公里，汕头特区从1.6平方公里扩展为52.6平方公里。扩大范围后，珠海、汕头两特区也有了较大发展。

　　如果特区太小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特区具有相当的面积，才敢吸纳国内企业进入特区，增强特区吸引外资的能力

　　如果特区范围太小，势必拒绝国内企业进入。特区具有相当的面积，才敢于有选择地吸纳部分具备一定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特区，才能大大增强特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加快特区发展的进程。

　　深圳是1979年建市的，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96亿元，人均GDP仅有606元，出口总额930万美元。1981年确定外引内联相结合的方针，十年时间，1990年底全市三资企业3269家，三来一补企业6400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2.53亿美元，出口总额29.96亿美元，在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排第二位。2007年，深圳市GDP达6765亿元，全市人均GDP达10628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36.62亿美元，出口总额1684.9亿美元，实现出口总额连续十五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58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4870元人民币，上划中央收入2112亿元。据中国社科院等权威机构公布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城市综合竞争力等评估报告中，深圳名列内地城市榜首。深圳的发展和实践证明，如果当年特区范围太小，如果拒绝国内有相当条件的企业进入，肯定不会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回顾经济特区创建近30年的历史，有一条重要经验要记牢：我们既要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必须结合我国国情，解放思想，求实，敢闯，创新，才能有较大的突破，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特区初创阶段最大压力：走私

　　中央某部门发表一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也让我们感到很大压力

　　我国长期以来受“左”的错误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划出一块地方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受到不少非议和责难是可以预料的，集中起来是，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1982年市委决定与港商合作开发福田中心区30平方公里，正在此时，中央某部门发表一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的锋芒所指，我们当时虽然不甚明了这篇文章的背景，但长期生活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特别是饱尝十年“文革”灾难，不可能不感到很大的压力。同时，深圳市某些沿海社队出现走私，有些老百姓利用进出沙头角之便，每天多次到港英管辖的商店里购买日用品瞒税私带入境，当时称之为“蚂蚁搬家”式走私。中央领导同志在新华社内参材料批示，要求我们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好这些问题。1982年初，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接着发出中发（1982）17号文，部署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当时我分管政法和农村工作，感受压力特别大。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1982）17号文件和省委指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坚定不移。对干部贪污受贿与走私案件，依法严肃查处，对工作的失误坚决纠正，对制度上的漏洞坚决堵塞，对犯一般性错误干部坚持教育疏导，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不动摇，经过一年左右的整顿治理，教育疏导和依法打击处理，情况有了较大的转变，开放改革也取得显著的成效，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同志到特区调查研究，也给予充分肯定，我们的压力也就逐渐减轻了。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和“珠海经济特区好”，回到北京还谈到“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从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四个经济特区，到开发14个沿海城市，接着又建立海南大特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格局。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再次到南方视察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使我们深受鼓舞，党内和社会舆论更有利于特区和我省的改革开放。

　　深圳成功关键在天时地利人和

　　历届市领导班子的思想很解放，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深圳市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建设成为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城市，靠的是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靠的是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坚强领导、办好经济特区的坚定决心以及一系列重要指示。每当我们在前进道路上碰到本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和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刻，总是得到中央、省委及有关部门及时的指导，帮助和大力支持。深圳毗邻香港，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香港是国际性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枢纽和深水良港，深圳特区初创时期又遇到香港产业转移的良好机遇。粤籍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对深圳情有独钟，或亲自进来投资，或穿针引线，介绍境外、国外企业进来，或带领亲友旅游，深圳特区高速发展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一个地区的发展快慢与事业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以后靠干部贯彻执行，关键在领导班子。深圳特区初创时期，省委从全省选拔优秀干部组成市领导班子，省委领导同志担任市委第一把手。实践证明，历届市领导班子的思想很解放，工作很有魄力，作风雷厉风行，又脚踏实地；既有敢闯精神，又有实事求是态度；既坚决执行中央政策和省委指示，又结合本地实际开拓创新；民主气氛好，走群众路线，班子成员对重大问题能畅所欲言，积极反映群众意见，对不同意见能深入交谈，展开讨论。虽然有时争得脸红耳赤，但这些争论并不影响彼此间的真诚团结，相互尊重，而且最后都能服从真理，作出决定。班长敢想、敢闯、敢冒、敢于负责，不怕丢乌纱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带领一班人勇往直前，真有“杀出一条血路”的胆识和气魄。班子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较强，工作效率较高，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特约撰稿：陈弘君 陈宪宇 师春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