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全球名家访谈录”路线图，第六站：印度。CFP供图

　　班浩然，印度驻广州总领馆总领事。他能说、能看中文，而且来到广州之后，天天要看《广州日报》。

　　在印度外交界，能像他一样熟知中国的外交官，你可能很难找出第二个。按照班浩然自己的话说，他职业生涯的一半时间是在与中国打交道。

　　这位最初在香港任二等秘书的外交官，从1985年开始就与中国结缘。不过那时，尽管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略有耳闻，但直到1988年在广州第一次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之前，他对改革开放知之甚少。然而从此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就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1991年回国后，他又于1998年再次到北京任职，而且一待就是三年。

　　2007年，他又从美国华盛顿来到中国。这一次，他半开玩笑似的对印度外交部的官员说：你要么让我去北京做驻华大使，要么就让我去中国南方的广州做总领事。“听说又要被派往中国，我很高兴，我跟北京很熟，在印度外交部，像我这样有中国经验的就一两个。”

　　20多年来，他与中国发生了不少浪漫的故事，比如他生平第一次在北京看到了雪。他自认为是“中国通”，但是这位中国通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1988年坐火车经过深圳，当时我完全没在意有深圳这样一个地方，我没想到一个小渔村会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文、图/本报记者廖杰华、窦丰昌

　　关于中国

　　在中国见到人生第一场雪

　　广州日报：您第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班浩然：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8年2月，当时是乘火车从香港去北京。在此之前，我已经在香港领事馆里工作了三年，职位是二等秘书。后来外交部调我去北京工作。我记得，当时先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1988年的火车是非常慢的，我在火车上待了两天两夜才到北京。

　　广州日报：这么说来，您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广州，您当时的印象如何？

　　班浩然：由于要转火车去北京，我当时在广州只停留了几个小时，但我还是选择打的到处看看，当时我参观了中山纪念堂和其他几个地方。我感觉当时的广州火车站已经很漂亮了，当然，当时的广州没有现在繁华，不管是车的数量还是道路等基础设施都没有现在漂亮。

　　广州日报：您当时坐火车一路北上，路过了中国不少地方，您当时对中国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班浩然：老实说，我当时在火车上坐了36个小时，一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火车经停了武汉和长沙，由于一直在车上，我对沿途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但有一点比较有意思也让我印象深刻，在火车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雪，而且当时已经懂了一些中文，我跟一些中国人聊天，整个旅程比较愉快。

　　关于改革开放

　　1992年后改革开放决心更清晰

　　广州日报：1985年您在香港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您了解多少？

　　班浩然：确实，在香港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但当时更多的是从新闻里得到相关的消息，在香港的3年当中，我甚至没能去深圳，这非常遗憾，但我还是非常想了解中国内地的情况。

　　广州日报：说到深圳，您怎样评价这个城市？

　　班浩然：说到这点比较有意思，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坐火车经过深圳，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有深圳这样一个地方，更没想到一个小渔村会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广州日报：到目前为止，您先后三次长时间地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您感觉中国有无变化？

　　班浩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这点毋庸置疑。改革开放的前几年，中国没有大型机场，也没有像现在发达而完善的高速公路网。我记得，当时从印度驻北京大使馆到机场只有一条双车道的小路，而现在大型高速公路早已直通机场。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当时在使馆上班的中国同事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而现在很多人都是开车，他们的装束由当时的中山装变成了现在的西装，尽管我个人觉得中山装比西装要好看一些。

　　另外，我感觉，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人改革开放的决心更加清晰。而且从那个时候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似乎比前一阶段大很多。

　　广州日报：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呢？

　　班浩然：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显著。改革开放前，中国相对比较孤立，但这些年来，中国人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到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其他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都有着频繁的交往。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有活力和自信。

　　关于未来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尤为突出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班浩然：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

　　有很多。第一，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国在路线上的选择是坚定不移的，措施比较到位。第二，中国人民勤奋、不屈不挠，一旦有机会给他，他就会把握住，并做出一定的成绩。很多时候，在外国打拼的中国人都取得了成功，其实，在国内，只要条件允许，很多中国人照样做得很好。另外，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广州日报：作为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除了已经取得的成功，中国面临哪些挑战？

　　班浩然：我觉得一方面，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太平衡，中国东部等沿海地区已经相当发达了，但西部的内陆地区则差一点，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政府的西部开发战略是很有远见的。二是，中国民众的收入差距不平衡，分化似乎比较严重，这同样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另外，当今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而且目前的中国，总的供给大于需求，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中国好像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

　　广州日报：您怎样评价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班浩然：从深圳的发展经历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自从去年来到广州后，我也去过广东的一些地方，如佛山、惠州、肇庆、珠海、中山，这些地方的经济都很发达，民众的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另外，我发现改革开放在中国的乡村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广东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得相当好。现在的广东政府正试图把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这个过程中，有些方面可以向印度学习。但高科技不单是软件，也包括管理和金融，我相信广东的产业转型会取得成功。

　　广州日报：您认为，在未来的30年，中国还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么？

　　班浩然：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向前发展，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中国西部的内陆地区在未来的三十年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但沿海地区的增长率可能会没那么高，但沿海地区的基数已经很大了，如果每年仍保持7%~8%的增长率那将是非常可怕的。另外，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基础领域发生了变化，大的公司会更加注重研发，更注重市场的走向，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中国和印度

　　发展模式不同合作潜力大

　　广州日报：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被许多人称为“奇迹”，对于这个过程印度民众是怎么看的？

　　班浩然：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政府和民众对中国高度重视，印度的一些邦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经常到中国访问和考察，每次来，他们首先想看的就是中国的特区，比如深圳、珠海、汕头。另外，印度的一些大公司，比如塔塔对中国也高度重视，很多印度企业已经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者办事处。

　　广州日报：您提到许多印度官员希望来中国学习，尤其是考察经济特区的发展，您觉得中国有哪些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呢？

　　班浩然：事实上，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印度学习。一是这些年来，印度也成立了特区，但与中国特区不同，印度的特区面积没那么大，但只要有人提出申请，印度甚至可以为一个公司设立一个特区。和中国一样，这些特区里的企业大都是外向型的。

　　二是从中国的成功中印度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的高速公路非常发达，机场和港口设施非常完善，产品从工厂到机场或者港口，可能只需要两三天。但在印度，这一过程可能长达7到10天，尽管印度一些产品的成本可能比中国更低，但加上交通费用，就很可能超过中国。印度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我们也需要像中国那样加大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第三，印度政府也认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和中国一样，印度也错过了工业革命，不能再次错过信息革命。因此，印度在IT、金融、生物等领域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第四，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必须承认这一点，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在中国的竞争面前，很多印度同行要关门，尽管印度也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我们还是必须加强制造业。

　　中印两国采纳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相对政治文化和社会机制的不同，中印两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国内民众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其实，在1978年前，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上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且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外向型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具体的效益，现在中国正努力转向扩大内需，在这点上，印度的发展模式正好相反，印度是先扩大内需，激发国内需要，然后再扩大外贸。

　　广州日报：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前景又是怎样呢？

　　班浩然：目前，印度在中国的常住人口约5万~7万人，加上家属的话也不到10万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这个数量的人员交流是比较少的。现在，印度在中国所有的领事机构都在努力拓宽交流渠道。其实，现在来往人数少，恰恰反映了双方合作潜力是很大的。两国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中印合作也会在世界范围内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