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加藤弘一是日本众议院议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多年来活跃于日本的外交舞台。1972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内阁官房长官、防卫厅长官、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总务局长等职。  　　加藤原本是日本政界的实力人物，不仅在政府和自民党内都担任过要职，他还是自民党加藤派的核心人物，因而与山崎拓和小泉纯一郎并称为YKK，属于日本新一代的政治之星。但后来，加藤开始在党内失势。

胡锦涛总书记会见加藤弘一。

邓小平访日期间在记者招待会上。　　（资料图片）

“改革开放30年全球名家访谈录”路线图，第四站：日本。 CFP供图

　　加藤弘一在日本被称为“中国通”。40年前，他在哈佛大学的论文主题是“有关中国农村的自留地”，而目前他正在读《驻京办主任》这本书，书是他自己从北京的书店里购买的。

　　刚当选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加藤弘一，多年来活跃于日本的外交舞台，是日本政界实力人物，精通汉语。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加藤弘一跟随大平正芳一起来到中国，亲眼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时刻。那时，他还是一个30岁出头的青年众议员。在那次会谈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这一设想，影响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文/图 本报记者 邱敏、曾向荣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加藤弘一当时跟随大平正芳一起来到中国。

　　大平正芳在和邓小平见面时，就问邓小平：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当时给出的答案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关于1979年访华

　　访问中国，这在日本政界当时是很稀有的事件

　　广州日报：1979年12月，跟随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是先生您第一次来到中国吗？来中国前您知道中国准备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了吗？

　　加藤弘一：不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中国啦。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不久我就到了中国，但当时还不太知道关于改革开放的事。当时我去了桂林和广州等地，有位优秀的青年为我们作翻译和向导，那就是现在在外交部活跃着的唐家璇先生。之后，我当选为国会议员，首任任期是1973年~1974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

　　广州日报：对于中国要进行的改革开放，在刚开始时您心里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加藤弘一：当时文革之后的中国，还留有“锁国”的感觉，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感觉到中国会在短时间内产生激变的气氛。

　　广州日报：1979年，您跟随前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您能回忆一下与邓小平会面的情景吗？

　　加藤弘一：访问中国，这在日本政界当时是很稀有的事件，当时这件事中日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但说实在的，时间很短，内容也没有太深印象。那之后邓小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回国途中路经日本时在东京逗留了一下，大平正芳首相特别宴请，只有我和当时的外务大臣3个人参加进餐，时间也很短。

　　广州日报：您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就被视为一个“中国通”了，您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的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加藤弘一：我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可以追溯到1966年到1967年，那时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其中一个论文题目是研究“有关中国农村的自留地”。那时中国正在文革中，外面世界要想得到中国的资料很难，但我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

　　广州日报：在这次会面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搞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上世纪末达到一千美元，并且提出了中国人到那时候要实现“小康”的概念，对于这一提法，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您觉得中国可以实现吗？

　　加藤弘一：对于是否能实现这个目标，我当时没有预测到。

　　关于中国的变化

　　现在在街上与中国人交流，很自由

　　广州日报：从1974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后，您又多次到过中国，通过长年度对中国的观察，感受到有巨大的变化吗？

　　加藤弘一：当然，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变化很大。街道的风貌和布局全变了。电视台增加了许多，节目选台的时候多得数不胜数；还有，北京原有的那些安静的小巷子（胡同）好像消失了，令我感到有些寂寞。

　　广州日报：有什么事情给您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吗？

　　加藤弘一：印象较深的是走在大街上的那些年轻人，衣着设计样式都很时尚，每个人都不一样，充满活力和自由的感觉。

　　在以前，如果人们知道你是国外的政治家的话，没有两个以上的人在场不会和你进行对话。现在在街上与中国人交流，很自由，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与你讲话。

　　还有，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问题，国家领导等也变得会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批评和看法,可以向我自由地评价各种人或事。

　　另外，我发现北京的书店有很多有趣的书，比如现在正在读的《驻京办主任》这本书，写到了中国行政机构内部的一些事，这样的书以前是不能出版的。总之，现在中国普通人看起来都很精神,很健康。

　　关于中国经济

　　日本人有一种羡慕的心情，就像看到年轻人能量十足 

　　1978年10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访问日本。

　　访日期间，邓小平多次表示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首先有必要承认自己的落后。他曾幽默地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在紧张的日程中，邓小平挤出时间参观了新日铁、日产、松下电器公司这些跨国大企业。在从东京到京都的“光号”新干线列车上，日方人员问邓小平：“现在时速是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这对于中国太快了。”后来还说：“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广州日报：日本企业一直以来是中国企业学习的对象，您觉得日本经济和企业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

　　加藤弘一：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迷失了方向，看不到应该成为发展目标的那个指针。战后，在和平宪法之下，日本全力倾注于经济复兴和产业发展，于是日本人美国人的家庭拥有更好的汽车和彩色电视。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日本要向什么方向去努力，这个指针一直没能设定出来。正确评估自己，并以此为基础向新的目标转换，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个难题。无论中国或印度，都会遇到这个烦恼的问题。在亚洲，日本是最先直面这个烦恼的。

　　广州日报：30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被许多人称为“奇迹”，对于这个过程日本民众是怎么看的？

　　加藤弘一：现在的中国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维持着高水准的发展势头。看到这些，日本人有一种羡慕的心情，就像看到年轻人很健壮，能量十足一样，产生一种羡慕的心情。就说奥林匹克吧，中国的强势，开幕式的成功，谁都会被感动，都会羡慕。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誉为“世界的工厂”。特别是在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紧张感之下，会给日本人带来一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是否在不远的将来会把日本吞并”这样的紧迫感了。

　　关于中日关系

　　中日之间到了不能不互诉心里话的时候了

　　广州日报：不久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对这30年走过的道路，您怎样评价呢？

　　加藤弘一：中日两国的交往确实是迂回曲折的。但从大的方面看，我认为还是顺利发展的。日中关系从初级阶段开始出发，一代接一代的政治家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壮大不懈努力。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交往在中日两国经济界人士的努力下，顺利地进行，那个阶段我感觉两国关系有一种安心感。可是近来7、8年，又有相当高的紧张感。

　　我感觉，因为日本和中国是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两国交往的工作一直被局限于一部分专门的人之间的工作，交往的人是这样（专门的人），使用的语言也是这样（专门的语言）。感觉上，这些事情是与普通日本人无关的，是另一个特殊世界的事。

　　打个比方，谈得来的人之间，不管对悲伤的事还是欢喜的事，总是把心里想的直接相互倾诉，用普通人感觉得到的情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两个人是不可能深交的。两个国家也同样如此。

　　广州日报：您觉得目前中日两国的关系处在怎样的一个阶段，未来的前景如何？

　　加藤弘一：今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36周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我想说着就到了用普通的语言进行日中交流的阶段了。到了苦恼的事要相互知道并理解，到了不能不互诉心里话的时候了。为此有许多事情是必须要克服和跨越的。对这30年日中两国之间潜在的摩擦因素，再次进行认真的相互沟通已是势在必行的事了。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于《人民中国》日文版2008年11期《以庶民语言交流来建筑中日关系》，东京支局长 于文 稿。文章构成/中日文翻译：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