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干（1881—1963），藏书家。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南浔人。他遍览群书，以其资力雄瞻，先后将卢氏“抱经堂”、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等家藏书，皆以廉价购藏。先后积达60万卷近20万册，有宋元本两百余种，明本两万种，方志1200余种，清人集部五千种，丛书1000种。抄校手稿约2000种。其中有孤帙《永乐大典》42册，《四库全书提要》原稿本150册。因得到御赐“钦若嘉业”匾额，遂名其藏书楼为“嘉业楼”，藏书编成的书目及藏书志有多种，如缪荃孙编有《嘉业堂藏书志》、董康编有《续志》等。所藏之书在抗战中以低价卖给“文献保存同志会”，余存之书于解放后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湖州南浔嘉兴堂藏书楼，是中国最后的一家私家藏书楼，但又是自清代四大藏书楼后，最为宏伟的一家藏书楼。它的创始人，誉称“民国时期私人藏书第一人”刘承干，以十年精力，搜集包括有大量善本孤本的60万卷图书；且为保存文化典籍，还刻书、编制书目，采纳新型图书馆运作，面向社会和学者借阅。

        购书用银30万两
        刘承干家族是以经营湖丝成为南浔镇首富的。所谓“四象八牛”中的第一头巨象。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寓住上海的刘承干就着手搜集流失的图书，当时战乱频繁，很多藏书家也几临破产，他赖藉雄厚资财，收购了宁波卢氏抱经楼、贵州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丰顺丁氏持静斋、仁和朱氏结一庐和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旧家藏书，并以此为基本，逐年增补，以至所筑嘉业堂藏书楼，藏书1.3万种，18万册，60万卷，集大江南北藏书家之精华之半，与时有盛名的涵芬楼、天一阁等并肩齐驱，而又超擢于前。
        刘承干搜集图书，始因是在于用而非在于藏，当时是为编书：一是为上海寓所求恕斋的《国朝诗萃》补充；二是为杭州留余草堂父亲刘锦藻补辑《清续文献通考》之用。这些书大都是善本孤本。藏之名人，传诸其人，终致在家乡南浔修建藏书楼。
        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内地新型公共图书馆已逐渐替代了不合时宜的私家藏书楼，因而刘承干的藏书楼，可以说是旧楼为体，兼有若干新型图书馆功能。1924年，耗银12万两，坐地24亩，历时四年造作的嘉业堂藏书楼，它的建筑结构布局相当合理，主楼两层呈回形，共52楹，根据藏书内容，特色庋藏。此外还有编校人员、管理人员和镌刻工匠的工作室、起居室，加上通风、防火、防潮、防虫等种种合理设置，把它建成为一个有似现代化图书馆的周密完善系统。

        藏书楼取名为“嘉业堂”
        取名“嘉业”，源自紫禁城里“皇帝”溥仪所赐的匾额“钦若嘉业”。刘承干实是个遗少，此时还常着长袍马褂，脑后垂着一根长辫子，他把这块匾连同另块溥仪给的“抚心希古”高悬在正堂，并将楼上楼下书室所有的落地长窗，中都镂成“嘉业堂藏书楼”，将二层楼栏杆尽都用铁铸“希古”两字。这也是他的情结。嘉业堂藏书数量巨大，购书先后用银30万两，而藏书很多还是宋椠元刻和钞校稿本等国粹典籍(有宋椠79种，元刻84种)，系缪荃孙、莫友芝、郭嵩焘和袁克文等人旧藏，在庋藏里，最为珍贵的是宋椠《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为之刘承干且为辟“四史斋”庋藏。这是它的镇库之宝。

嘉业堂藏书楼

        刘承干藏书偏重于史部、集部，于明人野史，明清诗文集尤多，它庋藏的很多是稀品，如《永乐大典》。此书经八国联军劫毁，仅存800余卷，300余册，而刘承干居然收藏有88卷，42册，占存世卷的11％。见于清代文字狱和修《四库全书》，极多明代文献毁失，于兹颇见珍贵，嘉业堂所藏大可补《明史》和《四库全书》之疏漏和缺失，亦是其他藏书楼、图书馆不易见的，因而当年郑振铎读了嘉业堂书目，大有感叹地说：利用此两千种明刊本，加上其余有关抄本，如纂辑一部《明史长编》，完全可以大获成功。
        为搜集明清史料，刘承干还趁当时清史馆经费严重短缺，官员生活艰苦，就出巨资雇佣他们抄写《清实录》《清史列传》《国史》《湖录经籍考》等，其中抄录《清实录》耗银两万两，《国史》(《清史稿》)5.8万两。这样嘉业堂藏书就更多了。

        刻书开始免费赠送
        刘承干开办藏书楼在时代潮流碰撞中，已改变传统的藏书为宝秘不示人的方式，而着手做到：刻印古籍；编制书目；接待读者。
        大藏书家都有刻书的传统，刻书为使珍本善本图书传承。刘承干十年之间先后投资20余万元，刻书130余种，且95％为丛书。他将所刻之书，有的捐赠图书馆或个人，也有论价出售的。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专函订购《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嘉业堂金石丛书》，并称“先生所刻各种丛书，深有关于学术，市上不易购得，兹本院为参考起见，拟向尊处订购全份”。蔡元培且向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介绍，说中国图书馆协会会员刘承干此人，“平日校刊各种国学书籍，志在流通，凡国内外各公私图书馆函索，无不捐赠巨帙”。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也曾两次到嘉业堂在上海售书处，却未买到，后来是托朋友才辗转买来的。他还来与杨霁云信说：“买嘉业堂的书，好像必须是熟人或去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对于这场误会，多年后刘承干儿子刘䜣万笑着解释：“迅翁太认真，以其大名，只要一封短简，先父必送无疑。亲自登门求购，反而遭到白眼，这也是一种‘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无可奈何之事也。”刘承干确于刻书乐而不倦。他曾多次与友朋说：“天灾人祸不可避免，我若把善本孤本赶快刻印出来，到社会上一本成了百本千本，再遇天灾人祸就不怕失传了。”

1910年藏书家刘承干（左三）的家庭合影。

        刘承干刻书颇为精致，不计工本且皆免费赠送，来者不拒，送完为止，兼贴邮资。后来所讨的人太多了，亦有人用来牟利，才有定价。但仍对学者和需求者送书，甚至送与日本学者呢。
        刻书毕竟有限，刘承干也学大藏书家编书目：一者为防藏书万一散佚，可以查索；二者与同行互通有无，共享资源。为之他聘任版本目录学家周子美为编目部主任，在长达／乙年里，几乎将全楼庋藏图书，以至字画都分门别类编目，其中有体例仿《四库总目》的《嘉业堂藏书目录》《嘉业堂明善本书目》《嘉业堂钞本书目》等多种。至今在藏书楼展览室，所陈列的书目稿本，一体采用以“吴兴刘氏嘉业堂钞本”稿纸，蓝色丝栏，每面11行，按书名、编著者、版本、卷册为序，又注明以原藏何人、何处和何人批校、作序跋等，正可谓颇方定格，有条不紊也。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万千。虽然后来嘉业堂藏书，分别见存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等，亦有走落海外和民间，但见于刘承干的认识力远甚，懂得藏书散而聚聚而散的游戏规则，致使今人仍能通过书目查验，研读嘉业堂。1994年9月13日，国际图联(IFLA)第一副主席、英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素•鲍登(Rusell Bowden)参观嘉业堂藏书楼，就盛誉这些书目功能：“说明老先生的藏书楼管理工作是多么细致。”并题词称“这是一幢十分令人感兴趣的藏书楼。这个藏书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幢藏书楼对中国图书馆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公共图书馆浪潮里，刘承干也对嘉业堂藏书楼作了有限度开放，公开阅览，嘉惠士林。它在楼内设有阅览室，海内外学人可前来阅览、借抄，甚至免费翻印。当时江苏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都分别借用《明实录》，湖北学者徐行可为抄书，在嘉业堂两年，尽读其藏，而膳宿也免费供应。他们都有专人接待，一般读者只能在平房借阅，且多因“书籍重地，闲人免进”遭拒绝，因而利用率很低。对新学术文化书刊拒藏，以至蔡元培参观后，也说嘉业堂“实在太旧了”。但嘉业堂毕竟向新式图书馆走近了。刘承干也因此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首次国际图书馆会议中国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指令务须保护嘉业堂
        嘉业堂鼎盛了十年。
        1933年由于湖丝贸易衰落，刘家也走向下坡。1937年淞沪抗战后，刘承干预见南浔亦将遭到日军灾殃，他匆匆由上海赶到家乡，将部分藏书运出，始至乌镇，后至上海愚园洛书库，其中有重金购置的《四库提要稿》150册，缪荃孙等编《嘉业堂藏书志》和宋椠元刻本《周易兼义》《东莱集》《文献通考》等4028种62081册。其中有的还是在日军侵占南浔后运出的。
        当时日军曾一度把嘉业堂作为军营，军方还先后掠去清顺治、乾隆、同治三朝《湖州府志》等书，但所遗藏本大致保存；当南浔全镇为侵略军烧毁，而仅只一河之隔的嘉业堂竟无影响，原因何在?
        有说是日本军官到嘉业堂见有“钦若嘉业”等溥仪所赐匾，行礼致敬，给足了面子，由此未劫，有说是因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有藏古籍重版本、重全帙的旧习，便将无法运走的整部图书抽出第一卷，秘密藏在另处天花板上，令日本人误认书无完整本，以至不取。刘承干曾称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曾多次得到他所赠许多珍本善本的重刻本，心怀感激，曾嘱咐亲戚派遣军司令松井，如到南浔设法保护嘉业堂。松井即嘱杭嘉湖司令牧次郎保护，由此无损，但从后来的刘承干八十自叙和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关档案称确有此事，但此时松崎鹤雄本人乃在大连整理罗振玉由天津携来的清内阁大库档案，他乃是日本侵华情报机构满铁大连图书馆顾问，被派来华就是为掠夺中国珍本善本的；从他给牧次郎信，即可窥出所谓保护嘉业堂，以便完好地将它运往大连图书馆收藏。后来果然先以买的名义，从嘉业堂拿走了《永乐大典》48册。1945年东北光复后，这些书又为苏联夺走，1954年才归还，见藏国家图书馆。
        解放前夕，嘉业堂已奄奄一息。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周恩来即给进军浙江的三野七兵团专电，明确指令务须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在大军南下，解放杭州后，陈毅司令员经南浔组织上海战役时，颇有兴趣地走访了嘉业堂，临行还派了一连战士驻防保护。同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央宣传部，就南浔嘉业堂和太原普善本的接收、保护作了批示。
        1951年，刘承干致函浙江图书馆馆长、老朋友张宗祥，将嘉业堂藏书楼与四周空地并所遗留的藏书12421种113978册以及碑帖、书版自印书连同各项设备悉数捐给浙江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