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1903-1975)中国目录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图书馆学家。河北高阳人。字有三，号冷庐。192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学校，留校任教，不久在北平图书馆任职。1930年任该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年奉派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搜集流落海外的敦煌资料，协助戴密微整理敦煌文献。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1947年归国，任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主任，同时受聘于北京大学。建国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教授、主任。1956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

        王重民，一位在中国图书馆岗位上奋斗了50年的大学者。他的博学多才，在人文科学诸多学科，如文献学、方志学、敦煌学，以及图书馆的版本学和目录索引学都取得卓越的成就，被图书馆同僚誉称为“南刘北王”，“南刘”就是武汉苏学图书馆系的刘国钧教授，“北王”则就是王重民了。王重民成为一代图书馆学权威，就是凭借图书馆的藏书。所以后来有人总结出一条游戏法则是一位学人的成长历程中，往往有一座让他一直在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图书馆。

        初进大学编制《老子考》
        王重民从事图书馆研究是从编制目录索引为起点的。

        1924年，刚及弱冠之年的王重民，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河北大学)读书。因为抵制家里定下的婚事，被断绝了经济来源，但他不屈服，更加用功读书，除了课堂，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学校图书馆了，节假日还泡各处公共图书馆，博览群书。当时北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见他生活困难，介绍他在图书馆勤工俭学。他的主攻点仍是编制两种目录索引：一是搜集报刊发表的大小学术论文；二是广泛查阅中外关于老子《道德经》的书刊文字。翌年，也就是王重民22岁那年，五册《国学论文索引》大抵就绪，后经逐年补充、调整，1929年出版，而拥有367种《道德经》版本和老子研究著述，以及几十种日、英、德语种的《道德经》版本的《老子考》也于1927年出版。介绍他进北海图书馆的袁同礼读了，欣然大喜，特地作序。
        《老子考》是集自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至时人顾实《老子道德经解诂》、马叙伦《老子校诂》，跨度达两千余年的有关《道德经》和老子的著述版本目录。他编得相当细腻，以至在书末还附有六个目录，如分布中国各地的有关老子的23块石碑。最后还附了一个“索引之索引”，即按正文索引所编制《老子考》篇目笔划索引。这部《老子考》被列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第一种”付印。又因为当时王重民正在帮助梁启超编辑《中国图书大辞典》，为之，梁启超应邀为此书题署。
        1928年，王重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虽因成绩优良任教，但在这时他已是著作盈天、小有名气的索引学者了。在校期间，又编了《越缦堂读书札记》《越缦堂文集》等多种图书索引，还与杨殿珣合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如此短期就有他人积十余年未有的成绩，致使袁同礼非要他到北平图书馆。王重民本亦有此愿。1930年，他为北平图书馆聘为中国图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这年王重民才27岁。
        此后几年里，经他主持编的索引，有增无减，所不同的是他常带全组成员群策群力，联手编制了《石刻题跋索引》《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文学论文索引》《续编》等多种可以长期使用的书目。

        编制完整的敦煌遗书目录
        20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内地学界诞生了两门新学科。它就是敦煌学和太平天国研究。那都是与那群旅欧访欧的知识分子分不开的。其中一个便是王重民。
        1934年8月，王重民作为中国和海外大图书馆交流学者身份，被教育部派往巴黎国家图书馆。他的考察方向，就是访求流失在海外的中国书籍文献档案以及明清间天主教士华文著述，而最见成效的，就有敦煌遗书和太平天国刻本。王重民在灯红酒绿的巴黎，两耳不闻窗外事，几乎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到了图书馆书库，不断地查阅、抄录。在巴黎，他没有假日，图书馆节假日不开放，他就外出调查、采访，足迹遍及欧洲几个大国，所谓是“北游柏林，西至伦敦，与公私收藏家接谈”。
        王重民对敦煌遗书的大贡献，就是编制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目录。自从20世纪初几万卷敦煌遗书流失海外，其中精华究竟有多少难知其详。当年法国伯希和虽然搞了一份目录，但此人不懂得目录学，做得相当混乱，还有一千多卷宗常年搁浅，从不问津，估计是看不懂的。伯希和虽号称“中国通”，但中国国学博大精深，他却难尽得其中精粹。王重民就次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将伯希和劫夺的全部敦煌遗书，一一著录和考订，还对卷里的多篇题记作必要的说明。这些写作连同他在欧洲五年里所拍摄遗书和其他古籍的缩微照片三万张，后来分别写成了《伯希和劫经录》《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后寄回国内报刊发表。1957年，又将这些叙录连同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和陈寅恪等的研究成果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此书非常科学地按目录学规则，对每种古籍皆先著书名及著者姓氏，次著原藏编号，再著该古籍各种影印或排印本，对卷子的研究文章则按年代先后排列，并著作者，征引原书刊页数或卷期，并据读者需要与论文全录、节录。1961年，王重民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也问世了，它汇编了《北京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和包括14种公私收藏敦煌遗书的目录，5种专科目录和19种散录。他把敦煌遗书作了一笔大清点。
        除此，王重民还以英法图书馆所藏遗书，编集了《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集》。早在1935年于欧洲时，他还计划将遗书中的诗歌残卷辑为一部《敦煌诗集》，后来发表的《补全唐诗》，就是这部诗集的第一卷。

        奔波欧洲，抄录太平天国刻书
        太平天国14年曾镌刻了40余种文字书籍，失败后，留在国内的几乎全部销毁了，但在欧洲若干图书馆却有收藏，那是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带回去的。
        早在王重民之前，就有梁启超、刘半农、俞大维、程演生、许地山、萧一山等人，先后在欧洲发现、抄录太平天国刻书，但跑得最勤、搜录最多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向达，另一个就是王重民。王重民从1935年到1937年期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搜录所藏的太平天国刻书13种，利用暑假赴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抄录太平天国刻书十种，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抄录了太平天国刻书十种，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抄录了太平天国文献等。在搜索时，他还认真地做了版本校勘，补正前人的误漏，然后携归，著书立说。此间很多太平刻书，国内以前均不知。如在剑桥大学发现的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导人洪仁轩著作《资政新篇》《钦定军次实录》，不仅是为太平天国填补空白，更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近代化理想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章节。自此人们才对太平天国有了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认识，也为太平天国学的建立和繁荣奠定了基础。王重民功不可没。
        王重民在海外寻找太平天国文献着迷，广为人知，有的人还向他主动提供信息。1956年，王重民在上海图书馆与葛正慧谈太平天国，说是当年在伦敦访书，有个来自澳门的华侨说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临死时所作的《绝命词》并未遭销毁，后辗转予他，原文是：“新老兄弟叫我歌，我歌就必活不多；心有十条亲天父，不容天堂容妖魔。”“新老兄弟叫我歌，天堂路通休错过；太平天日有余光，莫把血肉供阎罗。”这本是难得的口碑，但王重民却又是个治学严谨的人，盖孤证难能为据也。当时还只知道他在上海图书馆与顾廷龙谈及咸同时期吴中太平天国史料，以及查阅19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最早的一份华文《上海新报》所报道太平天国新闻。此情此事，日后还是葛正慧说了才知道。

        千里来返护送珍贵书籍文献
        1939年，二战爆发，王重民离法赴美，为国会图书馆远东部聘请整理善本图书，编制《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目录》，还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编制所藏中国善本目录。他在海外图书馆领域有很高的声誉。但他时刻心怀祖国。
        当时，在上海租界寄存有来自北平图书馆等收藏的善本五千余卷，六万多册，包括敦煌写经九千余件，金石碑帖(如汉熹平石经，以及周鼎、楚器等铭文)数百件，全份西文科学及东方学刊三百种，约一万余册，还有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那都是北平沦陷前夕运送到上海租界保管的。现在随着形势恶化，它们存放在租界也不安全，亟待迅速转移到时未参战的美国。但上海日本侵略军为割断租界与外界的联系，对水上运输控制极为严密。王重民受命，冒着危险秘密潜回上海租界。
        他在租界找到一家英国开设的美术工艺的公司仓库，用了两天时间，将三百箱书籍陆续运至仓库。然后，用了三周时间逐箱启视，从中挑选最精最善的2720种，约三万余册，分装102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和损坏。其中，包括有宋元本两百册，明版本近两千册，抄本五百余种，并对书箱逐一编号。从1941年10月始，以中国书报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购的新书为名，分批运往美国，且为防日军发现，收件者时常更换，只有25箱直接寄国会图书馆，其余的寄各大学图书馆，然后再运往国会图书馆。抢运工作日以继夜，最后一批终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也就是日军进入租界前夕——12月5日装运出口。

美国国会图书馆。

        翌年6月，日军方才获悉此事，但贼心不甘，知道还有若干尚留存于上海，当时亲日的周作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两个月后，他令秘书王古鲁偕同日本兴亚院调查官到上海搜查。他们只在民房找到部分中西文普通书籍，其余均未发现，悻悻而归。
        1947年，当王重民准备将它们护送回北平，见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这批古籍善本目前珍藏在台湾省。
        王重民回国后仍任职于北平图书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馆长袁同礼赴台湾省。据传当时毛泽东说，要胡适留下来当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没有留下。王重民就代理馆长，但他很谦虚地说：“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哪敢担任这个职务”。后来，他就是在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任上去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学主任，负起培育英才的大任。
        1975年，由于众所知道的原因，王重民不堪迫害而轻生。他的死是学术文化界，特别是图书馆界的重大损失。正如当年顾颉刚在日记中的感叹：“此与向达之病死(按，实亦自杀)，刘盼遂之自杀，同为可惜事，盖此辈专家中今已无多，后生培养不易，而国家之文化建设则方兴未艾，此种任务实非任何人所能担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