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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目录学出身的“国宝”学者
发布时间:2008-05-08 16:26:15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71年6月去世。

        陈垣,早年鄙视科举,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后来也只是在医学院作过短时实习。他的学识精邃,全靠在图书馆读书、工作打下的基础;还先后出任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馆长,与图书馆事业结了一辈子的缘,是为国际史学家誉称的史学大家。1951年11月,毛泽东在政协会议国宴上,还向他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我们国家的‘国宝’”。

        解读图书馆,必须从目录学着手
        陈垣少年是在私塾里度过的。因为好学,喜读书。有天偶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此书排列很多书名,注解着每本书的作者,以及刻本介绍。还有除常见常读的“四书”“五经”外的,史、子、集各部书籍介绍。就此,陈垣开始认识目录学的功能。读书必先读目录,按图索骥。后来他几次谈到,赴图书馆找书须读《书目答问》,“书中列举了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又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告诉你什么是学问,怎么做学问,指点一代文风。”

六十年代的陈垣(后左为启功)。

        目录学是图书馆的钥匙。陈垣千里之行,始于目录学。此后他执掌北京(北平)的几家大图书馆多年,并在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以及宗教史、元史等领域蔚为大家。目录学乃是基础。《书目答问》是他读的第一本目录学,后来又从此切入,研读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过读这些目录来购书、访书,也往图书馆查书、借书。
        因为懂得目录学功能,以至陈垣养成了凡读图书馆必先求该馆庋藏图书目录的习惯,事半功倍。1917年10月,他随当时的北平国务总理梁士诒出访日本,途经上海停留四天,他人赴十里洋场寻欢作乐,而陈垣却将全部时间泡在时为法国天主教所设的徐家汇藏书楼,遍读藏书目录后,有目的地阅读了明末清初传教士的著述和其他图书,并详细做了笔记,请人抄写了部分文字。这些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1926年5月,当吴宓在他书斋里见有这些从藏书楼抄录的基督教传士著评的亚里士多德《名理探》《寰有诠》大为惊喜,乃商之公教大学辅仁社,影印几百部以传世。
        目录的功用可谓大矣。学者治学必先用目录。1961年3月,叶恭绰预治浩如烟海的《道藏》,向他请赐南针。陈垣就告以“《道藏》入门书未见有很佳者,唯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尚可一阅。”图书馆要收集专题图书,他也提示:必须先编制书目。在与冼玉清的信中他曾说:“粤中如欲收粤人著作,最好先编成书目,然后按目求书。”
        因为目录学对读书、治学至关重要。1961年5月,陈垣在和北京师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座谈时,就自己经验提出:一是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二是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要求甚解。他说:“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柳、韩,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

        先后十年,翻完《四库全书》
        陈垣常年涉猎的—部书,就是《四库全书》,也为之呕尽心力。他后来在故宫博物院任图书馆馆长时说:“有人说我是读完《四库全书》的人,其实,‘读完’殊未毕,‘翻完’则确实。”又说:读书要看环境和条件,书多的地方应该博览,书少的地方应该精读。
        学后而知不足。陈垣早就想读《四库全书》了。1913年时为众议院议员的陈垣,定居北京,近水楼台,可是当时溥仪尚居紫禁城,外人是不能进文渊阁的。1915年,当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运到北京,放在国子监前街京师图书馆。当时他在全国税务处、内国公债局等处供职,时间很多,每天清早带着午饭,从象坊桥出发,图书馆开门前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后才离开,来回路程三四个小时。就这样,他在图书馆断断续续面壁了十年。

文津阁

        《四库全书》包括3503种著作,共79337卷,他都逐架逐格仔细查阅,尤其关注的是史部。在阅读《四库全书》时,对每种书名著录和撰者作了索引,编写了《四库全书名录》《四库撰人录》。当时流行有赵怀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四库全书》尚未完竣定格时印行的,后因清乾隆朝大兴文字狱和其他缘故,有些著作被撤销,与目录不符。但京师图书馆接受《四库全书》后,未自行编目,仍是采用这部《简明目录》的通行本查书取书。管理人员当然不清楚这部目录的和现有的有不和处。陈垣用这本目录查书取书,初步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合等情况,完全掌握了《四库全书》搜集、编纂、禁毁、抽换的演变过程,写成了《四库全书书名考异》五卷。
        陈垣阅读《四库全书》取得很大成绩。1920年,北京政府拟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经叶恭绰推荐陈垣是最了解全书详情者,于是他被委托主持全书清点调查。调查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自6月15日始,共进行了67天。这时正是炎夏,挥汗成雨,更麻烦的是时局不太平,“时政争剧烈,近畿枪林弹雨,京城各门白昼仅自一二小时者二十余日”。但因陈垣非常熟悉业务,轻车熟路,预先就制定了一个特定表格,表上分部别、类别、属别、书名、作者、卷数、函数、每书册数、每函册数、每书页数等栏。他天天据赵怀玉《四库简明目录》抄一书名初稿,以备次日使用,每部书要经几人初查,对查;如不合,还需复查。他每天都是清晨赶来随班工作,晚间去搞总复查,遇到有差异处,次日再来图书馆审核。由此取得精确的《四库全书》详目。还编写了一份“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建国后,有人写文章,提及《四库全书》中哪部书数量最多,按通常说总以为是《册府元龟》。陈垣看了予以纠正:第一部是《佩文韵府》,第二部才是《册府元龟》。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陈垣奉命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他终于进入了文渊阁,清点了《四库全书》,这是他平生极为欢喜的事,他还摹制了一份“文渊阁排架平面图”,图上详细地画出了原有书架排放位置和次序,注明每格的类属,颇便观览。他人找不了的书,他却能一目了然。有次,陈垣要管理人员取书,但没有找到。他说“你到第某某排、某某架、某某格上找,一定有。”管理人员按他说的寻找,果然找到了。

        尽数读了八千轴敦煌卷子
        陈垣先后担任京师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和由京师图书馆改名的北平图书馆的馆长,即国家图书馆馆长。学者治馆,图书馆才有读书氛围,也才能重视图书馆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使图书馆成为积累文化珍籍、知识人士向往的殿堂。
        1922年春,陈垣在教育部次长任上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其间,他所取得的一大成绩就是对馆藏敦煌经卷作梳理、著录。那些为英法掠夺后所剩余的八千经卷相当凌乱,陈垣就将它们逐卷阅读,每日百轴,历时三个多月,终于尽数读了。他是中国阅读敦煌卷子的第一人,也是对这些当时还不为人们注重的敦煌卷子作出高度评价的大学者,“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账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敦煌劫余录自序》)
        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经过陈垣的努力得到了清理。事后,陈垣还出任北京敦煌经籍辑存会采访部部长,拟定工作计划,准备将公私所藏敦煌经籍汇编为一总目,并先将京师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按部排比,略仿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着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终于完成被胡适称为“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的治敦煌学的第一部工具书《敦煌劫余录》。
        此外,在阅读敦煌卷子时,陈垣校录京师图书馆和伦敦博物院、法国图书馆所藏的敦煌莫高窟摩尼经残卷,写了一篇为陈寅恪赞誉是“其书精博”的《摩尼教入中国考》。
        1925年,陈垣因继续主持故宫文献、图书的清查,在同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出任图书馆馆长。他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创建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为图书馆做了很多工作,见于记录的,一是从琉璃厂以900银元购得清末湖广总督端方的档案600余册,这批档案涉及军国大事,其中还包括苏报案的档案;二是成功地向国务院收归前清军机处档案和观海堂藏书。
        1928年春,京师图书馆改为北平图书馆,陈垣梅开二度,又任馆长。他做馆长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应中央研究所之约,重新编辑原京师图书馆敦煌写经目录。用他的话说是:“乃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再次编定目录索引,此外还编定了《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他是非常注重编纂目录索引的,“我们有广阔的土地,而无普遍的铁路;有繁盛的人口,而无精密的户口册;有丰富的物产,而无详细的调查;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史料,而无详细的索引;可算是中国的四大怪事。我们若是肯从此努力,把我们的史料整理起来,多做机械的功夫,笨的功夫,那就可以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了”。
        陈垣在1971年以91岁高龄辞世。藏书四万册和几百种文物遵遗嘱全数送交国家图书馆。如今,80年前当他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时于寿安门门前手植的八株幼松,已高逾宫墙,而西院当年检校书籍处庭中手植的那两束丁香,也已丛枝婆娑,暗香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