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号筱斋，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897年在上海首创通艺学堂。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革职，任职于南洋公学。后在上海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1901年入股商务印书馆，出任编译所所长，广揽人才，健全编译所机构。先后主持校印《二十四史》百衲本，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籍》《道藏》等大批善本古籍。还主持出版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大型刊物。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当选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元济一生对中华文化事业作出有几项重大贡献：一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翻译所，出版和搜集了很多文献、图书；二就是先后创建和参与兴办了三个图书馆。他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皇帝向图书馆借《日本国志》
        中国始有图书馆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元济尝试经办的通艺学堂图书馆。在过去，中国民间图书收藏是靠各种藏书楼。它和图书馆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封闭型的，而不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开放型。
当年时在总理衙门章京任上的张元济，因参加维新变法，为启发民智，与同侪陈昭常、张荫棠等人集资于北京琉璃厂创办通艺学堂。学堂开设有图书馆。张元济是图书馆的设计者和主持人。他参照欧美图书馆模式，制订了图书馆章程若干条和阅报处章程六条。
        这些章程最大的特点、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那就是——开放。章程规定：“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在外同志愿在馆读书者，应请同学作保，再由本馆赠一凭单。凡得有凭单者，本堂一律优待”。这份章程所提及的对外免费开放阅览，凭证借阅图书和每月四次定期开办介绍西方信息讲座等等的图书馆职能，仍是今天图书馆最基本的。它打下了百年图书馆的框架和建构。
        张元济实是学堂日常事务和图书馆图书采集的运作者。当时主要是向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付梓的书籍，他经常托《时务报》汪康年代为采购，当时蓄意变法的光绪帝，经常开列书单交由总理衙门办购新书，每次也都由张元济经办，图书馆没有，就托汪康年。有次，汪康年捎来黄遵宪《日本国志》，那就是皇帝亲手写出借条向通艺图书馆索取，因为图书馆没有此书，再去购置的。
        皇帝经常向图书馆借书，真可谓激动臣民、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举。张元济曾有诗为记：
        天禄石渠非所眷，喜从海客听瀛谈。丹毫不厌频挥翰，诏进新书日再三。
        1898年，戊戌政变流产，张元济因参与维新运动革职，由海盐同乡资助200两银子，举家南迁。图书馆连同通艺学堂都移交与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

        开幕时展出了明各朝的版本
        通艺学堂图书馆虽然消失了，但仍使张元济留恋不已。1903年，他应邀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筹建编译所图书馆资料室。张元济对它有一个全方位的远景设计。要实现设计，必须一要有扛鼎人才，二要有藏书，而且多多益善。人才他选拔了高梦旦、孙毓修等，而书务求是要囊括藏书家的珍本善本和海外新书。当年，他经蔡元培中介，先后购置了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以及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和清宗室盛氏、太仓顾氏謏闻斋的藏书，以后更搜集到溧阳、巴陵、荆州、南海等地藏书楼的珍藏图书，如宋刊本《六百注文选》，宋刊本《史记》《后汉书》，南北宋刊本合配《南华真经》(即《庄子》)，宋刊元修《资治通鉴》。在此期间，他每到一地首先就是走访书肆、藏书家，如南归后首次赴北京，就购得元版《宋史》《晋书》，还在前门外一处商庄选购了名嘉靖本《临川集》天顺本《居士集》和抄本《金陀萃编续编》。翌日，又赴该庄，要他们给份详细目录，即使是两万银元也可考虑。这些原都是与版本学大家缪荃孙商定，“拟劝商务印书馆筹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的。
        1909年，商务印书馆图书资料室正名为涵芬楼。
        此时，张元济鉴于西学东渐的兴起，作出环球的访问决定。他从1910年3月出国，历经一年，横跨欧美两洲，考察参观。于各处博物馆、图书馆尤感兴味，甚至如罗马教皇梵蒂冈的小图书馆，也看得非常仔细。后来带回藏在涵芬楼的5000多分影印件，其中就有南明永历帝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太监皈依天主教，分别上教皇书的书信。当然，张元济更有兴味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内的“敦煌卷子”。这些来自中国敦煌石窟的经卷，张元济有幸在异国看到，不胜感慨。他本欲抄录一份所庋藏目录，但前往陪同的伯希和寸步不离，又待匆匆归去而未成。在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张元济看到被斯坦因从王道士处骗走的大批佛经抄本，但仍无从抄取目录，只是拍摄了若干胶卷。
        海外归来，强化了张元济加速搜集图书文献，充实涵芬楼藏书、充分发挥图书为编辑、出版的功能，为防失佚，他还提出“本馆善本书目请用小册子速抄，拟添购旧书免重出，并示藏书家之用。愈快愈好”。后编印了《涵芬楼古今文钞》。
        在此期间，张元济特别注意搜集地方志。早在1906年，当他得知湖州陆氏皕宋楼藏书连同所藏地方志将出售与日本人时，连夜进京，找到相关官方，建议趁快购置，以作京师图书馆藏书，但被拒绝了。回沪后，他即与商务老板夏瑞芳议定，欲以八万银元巨款购置，为此还两次前往，均未成效。这批书仍被日本人购去。张元济每忆此情此事，为之心痛。但由此也加速了采购，除上海外，并命令各地商务分馆购置或借抄。至1926年，涵芬楼所藏方志竟达2600多种，其中省志齐全，府厅州县志1753种，占全国所藏的14％。地方志收藏成为涵芬楼一大特色。
        辛亥革命后，张元济立意要让涵芬楼藏书走向社会。1915年，经他建议，始在商务印书馆大楼底层开辟民众阅览室，陈列、借阅本馆出版物。1921年，他首次在董事会上提议由商务印书馆开办公共图书馆。’1922年，又开设了“巡回图书馆”。1926年，时值商务成立30周年之际，张元济提议将新建五层楼房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原涵芬楼设于该馆三楼，仍藏古籍。翌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开放。开幕那天，张元济特地展出所藏的明各朝所刻的版本。长短十六朝排列无遗，它亦包括年代甚短的建文朝、景泰朝和仅有一年的洪熙朝、泰昌朝。
        1932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上海战争焚毁了东方图书馆和馆里所有藏书50多万册。只有涵芬楼所藏善本珍籍500余种因移存上海金城银行保险库得以幸存。若干年后，张元济将它们编辑为《涵芬楼烬余书录》。当时有人不理解何以采用“烬余”两字。他说：烬余，并非是浩劫后剩余之书，而意在“志痛”也。该书在他晚年呕尽心血编辑而成，又由顾廷龙协助整理，刻印后分送，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见到后甚为喜悦，当即复信感谢。

        有如僧人穿的“百衲衣”
        张元济自己也充分利用商务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藏书楼，诸如用以藏书编订教科书、校勘古籍，以及编制《四部丛刊》等大部丛书，而颇有影响、至今造福学界和文化人的，乃是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这真可谓是功德无量的百世事业。

商务印书馆藏张元济编制的《四部丛刊》

        见于历史种种原因，当时通行的清武英殿本，常有误字、漏字、窜改，前后段颠倒，甚至整段文字脱落等等。早在1910年，张元济就构思要校勘、订正它，力求使这部巨著保持或尽可能接近原来面貌。1915年，他在主持《四部丛刊》编印时，就开始致力于二十四史版本研究，就此乃以涵芬楼的各种藏书为母本，向北京、南京的图书馆以及嘉业堂藏书楼和朱希祖、傅增湘等藏书家搜寻最好的宋元版本。如，1925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将所得佳本，辑入了《史记》《三国志》和《陈书》。对它们以作对比、校勘，前十九史尽可能做到宋本搭配。这样，二十四史，任何一本史书，都是用不同版本的古本史籍集腋成裘了的。由此补缀成一本完整的最佳本。张元济戏称此书正有如僧人所穿的“百衲衣”，后就取它名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凡此种种，张元济是终日伏案，事必躬亲。
        1926年，他退休后，由于收集的底本大致具备，开始组织人员校勘、描润。他要求工作人员每天记工作日记，自己每晚读所校勘文字和工作日记，在原书摄照后初修、精修、复校，再与殿丰、南北监本、汲古阁本对读，发现可疑处作记录，张元济最终总校。往往要复校三五遍，然后付印。
        “百衲本”第一种《汉书》于1930年8月出版，1937年抗日战争前全部出版。张元济写了《纳史校刊记》，罗列自己所见的不同版本和所作信证。这部书校勘的规模以及严格认真的程度，都是明清以来从未见有的。

        不开正门的图书馆
        1941年8月，张元济亲历日伪侵占的上海，看到图书馆多有被毁，私家藏书亦大量流失，便与叶景葵、陈叔通商量创办了合众图书馆。
        张元济提出的宗旨是：自今以后，我们必须为国家保留江南文献和图书。
        合众图书馆以叶景葵所赠全部藏书为基础，后又收藏了蒋抑厄、李拔可、陈叔通、胡朴安、顾颉刚、潘景郑等所捐藏书。张元济亦先后作21次赠书，其中家乡海盐文献图书近2000册，开始是寄存，原打算海盐建图书馆时再移送，后当地遭到日本侵略军破坏，就作为给合众图书馆的捐献了。他对合众图书馆真可谓关怀备至，大则解决经费、图书，小则至于某些设备，当看到书橱不适用时，竟将私宅里自己设计尺寸、特制的四口书橱送去。这些书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站立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现在如在也可称文物了。
        合众图书馆主要藏书是中华历史文献读物，多有文化人前往阅读，但张元济明确规定，图书馆面临大路的正门不开，所有人包括每天读者和工作人员进出，只能进旁边小弄堂的后门。有人问，为何不开正门呢。他说：要等日本人滚出去。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张元济和图书馆同仁在上海迎接即将到来的黎明。他和陈叔通等人多次主持了图书馆董事会，再三强调要保护好图书馆。同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一支国民党残部闯进合众图书馆，占用了各个办公室和阅览室，大门前和屋顶上都用沙袋堆筑工事，自称要征用房屋，开展巷战。馆长顾廷龙说这是文化机关，请他们离开。队长却蛮横地说：“现在还讲什么文化?”张元济得知后，当即赶来，找到队长谈话。谈后对顾廷龙说“你放心，我观此人已心不在焉，语无伦次，恐怕要溜走呢。”果然当夜这支残军向东北去了。这年张元济已是83岁高龄了。
        1953年6月，张元济主持了最后一次董事会，将合众图书馆捐献与国家，后来更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捐献的这天早晨，他感慨甚之，兴奋异常，给顾廷龙写了一信：“今日为‘合众’结束之期，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指叶景葵，上海解放前夕病逝)，亦当铭感。”

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内景

        张元济于中华图书馆事业贡献巨大。为纪念他，1985年5月8日，在他的家乡浙江海盐武原镇，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