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1893～1941），现代作家、学者。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内地后落籍福建龙溪。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1923～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1935年去香港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后终因劳累过渡而病逝。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筒》，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剧本集《解放者》《杂感集》，论著《印度文学》《道教史》（上），以及《许地山选集》《许地山文集》等。

        许地山是20世纪旧中国的学者、作家，他虽然不是图书馆科班出身，但却非常懂得图书馆的各门课程。又善于从图书馆汲取知识，创造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在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像他那样一生能与图书馆打交道的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是罕见的。

        跑遍北京所有挂牌子的图书馆
        许地山家学渊源，从小就养成了读书治学的习惯，他是图书馆出现后很早就懂得对其利用的人。1912年，时年18岁的许地山，在福建漳州省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员，当时的他就从本地和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里，征引繁博，编辑了一部《荔枝谱》。也许从此时始，许地山就养成了上图书馆读书、搜集资料文献的爱好，即使日后当了教授，收入的大部分也用来购买图书，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跑图书馆，因为家庭藏书再多，毕竟有限。1915年，许地山考进燕京大学，曾在文学院和神学院求学。在此后五年间，他成天出进于图书馆，独来独往，落落寡合。相当长的—段时期，被同学视为傻子、怪人，所谓其怪有三：一是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写梵文，相传许地山在入学前，曾在缅甸跟随一个通识梵文的僧人面壁数月说学；二是天天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是许地山自己裁剪的，不理发，头发很长，三是吃窝窝头不吃咸菜却沾糖。

        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中外民俗学、宗教学图书，许地山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因为兼通梵文，他通过比较作研讨，发现其中不少乃始自印度辗转流入，若干年后，许地山就此翻译了《孟加拉民族故事》；而在图书馆里，他更多的是研读各种佛经。1918年，写给新婚妻子的小品《愿》《香》等篇章，都分别用了佛经词语和典故。燕京大学图书馆深化了他对图书馆的需求，此后每到一处，无论居住长短，许地山大半时间都用到了跑图书馆上。
        五四运动以后，大学停课，很多学生逛嬉于游乐场所，或无所事事，许地山却成天多在图书馆流连忘返。燕京图书馆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就到其他图书馆去。可以说北京城里城外所有挂牌子的图书馆，他都跑遍了，他的同学日后回忆说：“北京的图书馆，没他没去过之处，一去就是一整天。他身上满是书香。”因为博览群书，知识面广，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也就出了名，他书生气十足，不修边幅，被戏呼为“许真人”，也因“万事通”被誉称为“莎士比亚”。但普遍认定他是一个一点也不痴的真正的“书痴”。

        为老舍编制“佛学入门必读书”
        1923年，许地山与梁实秋、谢冰心等同赴美国留学，他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读宗教哲学。在大学仅一年，而大半时间却都在图书馆度过。到写作自传体小说——《读<芝兰与茉莉>》，也是借用了图书馆若干藏书，并在图书馆的413号检讨室里写成的。在此期间，许地山还查阅、摘录了图书馆收藏的欧美学者研究中国道学文化的著作和调查报告，准备写《中国道教史》。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推出的这部书的扉页上，许地山为感念其当年提供的阅读便利，还特地写下“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等字样以纪之。

1923年，许地山与实秋、谢冰心同赴美留学。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翌年9月，许地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印度宗教比教学和民俗学。牛津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更为丰富，吸引着这个来自东方的学子深入宝山不愿返。他在牛津大学两年，日后回忆这段有益的图书馆生活，许地山颇有关山度若飞之感，还特地在自称为“牛津书虫”的文章里称：“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的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员、阿克兰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菲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所以总是努力和时间赛跑。许地山在伦敦结识的好友舒舍予(老舍)后来追忆说：许地山只要在图书馆中坐下，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他到了图书馆，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伦敦虽大，许地山行迹所在却只是两个点，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皇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老舍说，在伦敦要找许地山很容易，“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时间的缘故。找到了我，他不住地喊饿，是啊，他已饿了十个点钟了”。
        许地山利用图书馆，善于应用目录学。他进图书馆，凡涉及某课题，先是查索须读图书范围、名称、编制目录，然后按图索骥，由此，在牛津图书馆，许地山终于完成了日夜努力的《中国道教史》写作提纲；并为日后编辑大型工具书《佛藏子目引得》搜集到全部需要材料，此书后在1934年出版。因为熟悉目录学，许地山后来回国，时在北平(北京)的老舍请他提供一份佛学经书目录，许地山很快就编制了一份“佛学入门必读书”，介绍了80多种佛学基本用书，还对老舍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再也不能减少了。这份佛学目录，老舍长期带在身边。
        在伦敦期间，许地山还帮助朋友向图书馆寻找、查阅图书。1925年，当时在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正在酝酿著作《中国俗文学史》，苦于缺乏唐五代的民间文学材料，来信托许地山在英国寻找当年被斯坦因等盗窃的敦煌写经卷子中有关当时民间的记录。可是收藏敦煌卷子的大英博物院皇家图书馆控制极为严格，它规定此类卷子，即使查阅者经同意可以进室，也只能是阅读，严禁携带纸笔抄录誊写。许地山与馆方多次交涉无效，只得每次进图书馆前，先按照郑振铎需求的范围，弄清楚寻找的内容，然后在阅读时，反复暗诵，熟识默记，出来后再凭记忆写在纸上，从千里之遥的伦敦，一次次地寄到上海郑振铎处。
        他还帮助过罗家伦。1926年，时在巴黎留学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罗家伦，拟开创“中国近代史”课程，他写信给许地山，请求帮助搜集中英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文书、档案。许地山当即自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查阅这些尘灰满面的文字。他朝出夜归整整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整理、抄录。由于这些原始档案大多是缺头断尾，在抄录过程中，许地山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注释。他终于比较完整地搜集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交涉史料，寄交了罗家伦。
        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原始档案，也引发了自己对鸦片战争题材的兴趣。过去在国内见到的都是中国一方的文字，未及其他，易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而此正乃治学大忌。因而许地山在波德林图书馆搜集档案结束后，余意未了，又赴英国其他图书馆寻找，果然获得更多的资料。当他回国前夕，竟抄录、整理了厚厚一本的英国鸦片战争档案文书。它就是192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达忠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

        图书馆外的学问
        1927年，许地山离英归国。回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他的学识渊博，能开不少其他教师教不了的课，如《佛教文学》《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等。即便如此，他仍习惯于以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读书，按题搜集资料，其中很多选题是他人想象不到的，像搜集各种门神像等。有个时期他还热衷在图书馆寻找传统文化里被人们鄙视的扶箕迷信种种样式，后来竟然编了一册《中国扶箕文化研究》，罗列了100多种迷信样式，用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陋习。
        因为平素关注传统服饰，许地山打算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经常从图书馆和私家搜集古人画册和人物照片。后来连载在1935年《大公报》的《中国三百年来妇女服饰》，就是多年来搜集、研究的结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一段时间，他在图书馆广览北平地方志、寺庙志，了解地方宗教文化，以便常赴寺庙调查观摩，深化书本知识。北平城内外极大多数寺庙他都跑遍了，其中跑得最多的是齐化门外的东岳庙。他要学生帮忙绘制七十二司泥塑尊神像，并指导他们：这些泥像出自元朝高手刘元之手，非常逼真，但它们的穿戴却是宋人服饰，而且还多是庶民服饰，这是图书馆文献里不易找到的。正是因为善于利用图书馆资源，许地山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许地山1935年升任教授后，学院为他设置研究室。这间挂有“面壁斋”匾额的研究室，除了一面墙挂匾，三面墙都被连接天花板的书架遮住了。其中有两只书架上，还摆着学者自海外图书馆抄录的梵文学习笔记和抄录欧洲中古时代僧侣所写的圣经以及其他稿本。当时，许地山想有条不紊地整理它们，以便完成八年前回国途经印度应泰戈尔建议，编出一部《梵文字典》的承诺。可是笔记整理完竣之后，他寻遍北平各大图书馆，庋藏梵文的中西书籍罕有，遑论涉及梵文的工具书了。由于资料的缺乏，这项有意义的研究随1935年许地山赴香港大学任教而中断了。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期间，仍醉心于出入图书馆抄书编书，大小学问都做。因为家里饲养了几只猫，他大感兴趣，就想到做猫的文字。他就此跑了多次图书馆，搜集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关猫的神话、故事、人文与自然知识，写了有近两万字的一篇《猫乘》，他说：“作者一向爱猫，故此不惮其烦地写了这一大篇给同爱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