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斯年堪称中国学术界执牛耳者，他不但学识渊博，中西兼通，还是一名管理奇才。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始终把图书馆的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在他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所属的图书馆事业蒸蒸日上。

        大学时，极多时间都泡在图书馆了
        傅斯年出生于破落书香门第，早年生活穷苦，其与图书馆的缘起要追溯到家乡山东聊城。聊城明清时为东昌府，是运河流域中最为繁华的城镇，人来人往，学人辈出，读书引为风气。其中清朝进土杨以增所建的海源阁私人藏书楼，声誉遍及海内外，是聊城的一张文化名片。现今虽然没有当年傅斯年与海源阁因缘的见证，但傅谈及海源阁的宋元本书目如数家珍，可见海源阁促成了他的文化情结和庋藏理念。

山东聊城傅斯年纪念馆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傅斯年在北大的6年时间里，学校正处于新旧思潮交锋、启蒙和民主科学萌动的时期，教师来来去去、学生进进出出，很多老师学生不在讲台和课堂上，更别说在图书馆做学问了。只有17岁的傅斯年在图书馆里踏踏实实做学问。

        大学同学聂湘滨回忆说：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得到蔡元培的器重和全校师生的赞扬。“据我了解他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挚友罗家伦也回忆傅斯年常泡学校图书馆，年深日久，知识积累竟超过老师——他说的是《文心雕龙》，傅斯年在图书馆曾把所有评述刘勰的古今著作都读了。因此，罗家伦说：“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党弟子，所教《文心雕龙》并非所长，在教室里出了好些错误。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朱教授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傅斯年)，孟真一夜看完，摘出30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教。蔡先生自己对《文心雕龙》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
        日日夜夜的图书馆生涯，使傅斯年在寻书读书用书的过程中，也接触了图书馆建设的基本规律，这为他日后的大力推进图书馆建设打下了基础。
        1919年初，随着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傅斯年也一度走出图书馆和课堂，与罗家伦等主办《新潮》杂志，走向了社会。

        每晚与胡适谈论图书馆所得
        1919年暑期，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毕业，随即参加了山东官费留学生考试，以优异成绩录取，赴欧洲留学。
        他先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1923年再转柏林大学研究院，到1926年学成归国。在海外就读7年，他同好友陈寅恪一样，只求知识，进图书馆，却未取得学位。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主修史学、哲学，到英国则选择了实验心理学专业，由社会科学转向文理兼治，一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二是探求西方的学术研究，必须为我所用。因而，在主攻实验心理学的同时，他还研读了物理数学、逻辑学、英国哲学史、史学、政治学、英国文学。有一个时期，他对爱尔兰籍的戏剧大师萧伯纳颇为热衷，在图书馆早出晚归，几乎每部剧作都看。到柏林大学后，又在课堂外醉心于语言文字考据学、比较史学、德国哲学史、普通语音学、梵文文法、力学、地质学、人类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勃朗克量子论等多门学科。这其中有很多是当时刚冒尖的新学科，在课堂里还未出现。他靠着熟练的德语和英语，出入于图书馆，读书自学。从现今保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5000余件档案中所见的那些当年伦敦大学图书馆、柏林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记录和读书笔记，足可见到当时傅斯年的勤奋。
        在海外图书馆，傅斯年得益匪浅。至于他如何应用图书馆，是广泛阅览，由博至约?还是由约返博，全面开花，从而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科学体系，尚不甚清楚。但有如当年海外学子为返国作贡献，不重视学位和文凭的态势，这无异为他解放思想、努力求知带来更多增益。傅斯年的海外朋友都知道他与图书馆的因缘。当他在柏林时，众多中国学子，如陈寅恪、俞大维、赵元任、朱家骅、金岳霖、罗家伦、毛子水，都形成一个共识：如果要找到“傅胖子”，就要去图书馆。
        海外学子，多为才俊。但在学生群中谈到读书的用功、认真，大家异口同声地推崇陈寅恪和傅斯年。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人们戏称他两位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1926年，胡适赴法国做学术访问，时在柏林的傅斯年特地赶去巴黎与他会晤。两人白天相约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书，晚间则在附近中国小馆子进餐，餐后即就本日图书馆所读所得互作介绍、交流，经常谈论到子夜。傅斯年醉心于图书馆求知，给胡适留下了很深印象，认为他在图书馆的耕种，才得有收获。后来胡适称赞他说：凡是一个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许多种子，有些种子掉在石头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种子在肥沃的泥土里有了生命，就发生了力量。

        采购善本、珍本都得自己审核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在主持筹备后，做了23年所长。
        傅斯年重视、关切图书馆建设是出了名的。他主持研究所、大学，一直奉行一个宗旨：一个第一流的研究机构，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图书馆。素来以搜求新史料为学术宗旨的傅斯年，也以狠抓图书采购、丰富庋藏为首要任务。
        至今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最为珍贵最具特色的庋藏，首推3800余本善本书，这些几乎都是傅斯年主持得来的。他要求凡属善本、珍本，都得由己亲自过目、审批。此中亦有他自己由上海接洽、采购的南京邓邦述群碧楼藏书430余种，江安傅增湘藏园的藏书，以及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湖南、云南、四川等地所采购的图书。傅斯年有一个嗜好，每到一地，就忙里偷闲找当地的书铺访书，为史语所采购。像在南京、上海、北平那样，他最易和书铺老板拉上关系，成为朋友。以至这些相熟的朋友，都能将收购来的书留着，供他挑选，或者自己送上门来。
        而傅斯年一生为史语所图书馆花最大心血的，就是镇馆之宝《史记》。这是一部北宋景祐监本、南宋补配本，原本是大内珍品，后归藏书家傅增湘家藏。这部珍品是傅增湘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期间，整理清室档案时顺手拿走的。抗战胜利后，史语所回迁南京，傅斯年听说此书要出手，但出价甚高，犹豫难决。后特地赴上海请徐森玉审定，详细了解傅增湘藏《史记》的来龙去脉和文化价值，这才下决心高价购买。
        傅斯年对这部《史记》如获至宝，开始特意安排暂请胡适保管，后又拜托胡适亲自护送到南京。书一到达，当即被放进事先预备好的大保险箱里，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日夜看管。《史记》借阅制度严格，即使傅斯年要借，也有限制。傅斯年偏又特别欣赏这个版本的《史记》，稍有空闲，想翻阅，那廉君只得自己送去，送上送下，还得守候在傅身旁，注意傅的烟斗。有次傅把这部《史记》借到办公室翻阅，准备写一篇跋。不料吊扇吹得书页发响，每页间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起，傅斯年读书入神，全然不知。那廉君急把电扇关了，傅是大胖子，汗流浃背，但对那忠于职守的爱书行为，连说：“好，好!”

        谨慎选择图书馆长
        抗日军兴，史语所也内迁。
        史语所所迁家当，主要就是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山高水险，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那廉君负责护送。傅时时监督，将21万册图书装进600只大箱搬运，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甚至肩挑。五年里，竟开箱上架下架，多达12次，而图书却毫无损失，正是体现了傅斯年用人得体、安排适当。史语所图书馆很长时期落户在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还特地租用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分门别类充作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善本书库和中外文杂志库。据称它是大后方最为完备的图书馆。当时西南联大因图书缺乏，傅斯年就将该校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带到李庄，提供研读。
        傅斯年的知人善任，还在于聘任图书馆馆长。在他任史语所所长时，相当长时间，图书馆长因缺乏适当人选宁缺不滥。毛子水在德国留学时，以博学闻名于友朋，以至蔡元培称他是“东方秀才”，胡适誉他是“活的图书馆”。毛子水当时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傅斯年向学校当局推荐他兼任图书馆馆长；抗战胜利后在他任北大代理校长时，又聘任毛为北大图书馆长。毛子水说：因为傅斯年“知道我教书非所长，对于网罗文献，则向所爱好”。
        1949年，傅斯年接长台湾大学。当时学校图书馆藏书多为日文书籍，中文书籍缺乏。他虽安排那廉君等合适人才执掌，自己仍不改故态，有时会亲自外出采购。与台北的几家书铺，特别是南高街书铺混得火热，还写了一幅中堂相赠：“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书铺主很懂得傅的心理，说“傅先生没有嗜好，没有消遣，倘若举出有嗜好，那便是看书买书，倘若举出傅先生的消遣，那便是进书铺，逛书摊子。”

傅斯年墓园中的方尖碑

        傅斯年还亲自整顿台大图书馆管理制度，拟定了“图书委员会办法”等，自己带头执行。傅斯年习惯进书库翻书、查书。这对教授们是允许的，但对任何人都有严格规定，比如不准抽烟，不准带打火机、火柴匣，而傅斯年却嗜好抽雪茄。有时进了书库还是忘了先须把嘴边的雪茄取下、熄灭，当遇到管理员，蓦然发觉自己又犯规了，急忙取下雪茄熄火，尴尬地说：“糟了，糟了。我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