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维新变法时的梁启超（左）光绪皇帝（中）康有为（右）。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主要奠基者，他于中华图书馆事业的打造，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大学者从来就是重视从实践中认识图书馆、应用图书馆的，梁启超更是赋予图书馆以多元的功能，就像他认为图书馆文献学的核心是求实用。
        梁启超是很早懂得图书馆全方位文化职能的一位学者；介绍中国图书馆史，不可不说梁启超，研究梁启超不可不说图书馆。

        万木草堂图书室的受益者
        梁启超读书用功，9岁应试未中，11岁考取了秀才。据称是闲时读了广州书市买来的《輶轩语》《书目答问》等书——这是张之洞和缪荃孙编辑的文摘和书目——顿觉视野开阔，思路大进的缘故。他后来在《三十自述》回忆此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万木草堂原址

        这也是他首次接触除“四库”外的书，是属于目录学的。但梁启超接触到图书馆却是以后的事。梁启超家藏图书不多，读书面亦窄。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第二年，他就学于广州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从草堂所设的“书藏”(图书馆)才读到大量中西图书的。
        能者为师。16岁的举人梁启超拜31岁的秀才康有为为师，学习治学方法接受新思潮。万木草堂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康有为还将家乡南海澹如楼、二万卷书楼的几代藏书运来，并不断购置当时所译的西方史地、社会、法律和自然科学图书，难得的是这些都是无保留地给学生随意阅览，甚至由他们自行管理。梁启超也由此读了很多书，在读书中还逐步形成了终身坚持的两个习惯，一是做读书笔记；二是读书讲究致用。这对后来他注重图书馆，尤注切于考订学和书目学大有影响；在万木草堂时，因好学深思，最为康有为赏识，命为所著《新学伪经考》校勘，为所编《孔子改制考》分纂，更引起他对图书真伪考订的重视。日后的梁启超认为图书馆建设要素第—位的是图书质量，其专门著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作了全面、科学的论证，提出考订伪书是图书文献学的必不可缺的建构。他说：伪书不辨，祸害无穷，做学问更无从谈起，中国人又好古成性，伪造古籍是一种社会通病。
        梁启超读书多，讲究版本学，曾指出：“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研究中国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考订资料，后再辨别时代，有了标准，功夫才不枉用。”他说此中越是名人之作，假冒者越去作伪，冒充李白诗的就不乏其人。李白诗集有1／4是假的。梁启超注重图书考订辨伪，但有趣的是，他却认为伪书很有文化价值，执持不得废毁、付之一炬；图书馆的一个功能，就是要妥善保存各种伪书。梁启超说：“伪书非辨不可，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并不一定要把伪书烧完。”此说是很有见地的。
        梁启超为万木草堂图书馆制作索引，对治学事半功倍。致使后来的梁启超凡研读，必作书目，开导他人治学，必作推荐书目，当然这些书目是要切实的。1923年，当北京《清华周刊》请若干学者为青年学子开目录学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他就从国学入门提出了《论语》《孟子》《史记》以及李白、杜甫诗集等30几部必读书籍，并对每部书籍作了书目解释和评介。这些书目，即使今天的人们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必读的基本书籍，梁启超指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当时胡适也应邀开了一份，就其推荐，梁启超很不为然，以为是“文不对题”：一是胡适是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如当时正在写《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就开了若干哲学史，文学史书籍，过于专业化了。二是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淆，使学子，尤其是清华学子“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三是凭自己兴趣。胡适竟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列入国学“必读书目”。因而梁启超揶揄说“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中国图书馆要走美国道路
        古中国有藏书楼，1896年才出现新名词“图书馆”。
        梁启超在变法时期，就启发民智，相当注意图书馆建设。他曾两次走向海外，游历参观，每到一处就关注当地图书馆，从中汲取认知和理念。
        1903年，梁启超防美，在波士顿以整天时间参观了市立图书馆和报馆。他对古老的图书馆很有兴趣，并将参观所得作了详细记录，波士顿图书馆馆长的介绍，更使他惊叹不已：据1896年统计，全美仅藏书3000卷以上的图书馆有626处。波士顿图书馆总馆藏书八万册，在市区还有分馆十所，借书处17所。波士顿图书馆馆长在谈话中，很以市图书馆成就能炫耀全世界而骄傲。
        梁启超参观后的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就是美国民众几都识字，也多爱看书，他认为这和普及图书馆大有关系。1925年，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上作演说时说：“美国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者，满街皆是，因为群众既已有此需求，那些著作家自然会供给他们，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物很丰富，而且日新月异，能引起读者兴味，美国的群众图书馆所以成效卓著，皆由于此。”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于梁启超心灵深处就萌发普及图书馆是开发民智、教育校园一大方向的想法。在美国，梁启超还对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赞赏不已，流连忘返。他称赞华盛顿之图书馆，世界上第一美丽之图书馆也。而最令人兴奋，留有印象的乃是在图书馆里塑立的学者造像和万国文字。梁启超在馆里见有数千年来世界上最著名的学者造像，不禁肃然起敬。而国会图书馆的观书堂(即阅览室)秩序井然，更使他仰慕不已：“其观书堂中，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观书堂环境布局更见有浓郁的书香气氛，这也使梁启超从中认得图书馆所含的传统文化价值。
        时隔16年，梁启超又有欧洲漫游。这是他退出官场结束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就此开始了最后十年的文化教育生活，也是参与维新变法后的下半生最有光彩的生涯。
        去欧游的目的是开拓眼界，考察世界文化和社会，他几乎跑遍欧洲各国，凡所到之处也必参观当地的文化设施，如法国卢梭故居、巴黎博物馆、图书馆、英国的亚当•斯密和莎士比亚故居和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等等。他对图书馆藏品格外注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留学生、学者游欧，多有于所在国图书馆、博物馆发现收藏的太平天国书籍、档案，并摄制或抄录，这项出口转内销，很早就有刘半农、俞大维、程演生，以后还有许地山、萧一山、王重民和向达诸人从事。近年才发现最早的人乃是梁启超。梁启超1919年8月，前往荷兰海牙来丁(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时，在对该馆“中西诸书悉览无遗”时，竟然发现了馆藏的天平天国《天条书》(壬子二年)《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诏书》抄本和《颁行诏书》原刻本，大为欢喜，视为珍奇。当时因即将归国，就请中国驻荷公使唐在复雇人抄录。抄件带回中国，现今庋藏湖北省图书馆。

        同时任三个图书馆的馆长
        梁启超晚年，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努力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著述多篇有价值的图书馆学论文，而且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1916年，领导护国战争的蔡锷病逝。他曾在上海发起并筹建新型图书馆松社(蔡锷字松坡，因此得名)。1920年，梁启超游欧返国后以携回的一万册图书给与充实，建立图书俱乐部。1923年11月，他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并将松社和图书俱乐部的书运到北京，建立颇有规模的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他以专存中文图书的快雪堂为第一馆，以专存外文图书的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
        梁启超于松坡图书馆业务甚至财政颇为关心，图书馆最初几年除社会捐助，主要靠他的稿酬支持，以致在他去世后，图书馆就难以维持了，但它毕竟是图书馆史一件大事。
        1925年4月，梁启超以学界牛耳和图书馆领军人物，促成了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他被公推为董事长。在北京成立仪式上，还发表了《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就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出自己的理念，特别建议要集中力量开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以强化今人的图书馆意识和对新型图书馆的了解，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培养新型人才。
        同年年底，北京教育部与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联手建立一个委员会，建筑一所规模宏伟的新型图书馆，即请梁兼任馆长。翌年春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因京师图书馆有名无实，单独另办北京图书馆，仍聘梁启超为馆长。
        梁启超一身同时出任北京的三个图书馆馆长，成为世所未有的文化记录。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晚年梁启超更是积极努力于中国式图书馆学建设，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法和目录学。他曾研究过当时风行世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1924年，还要松坡图书馆以此编目分类。翌年，又认定此法陈旧，在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时，请图书部长袁同礼主持编制中国十进分类法。
        梁启超精诣佛经。他也曾设想借鉴唐宋编制的佛经目录之分类、体制，改造现今流行的目录编制；于兹还想分编《中国图书大词典》和《中国图书索引》。近代中国很少有学者如梁启超读书万卷，过目难忘的。比如只有他读完过清乾隆帝几万首诗。胡适有次在宴会上说：中国古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  梁启超当即说：“不见得吧，乾隆皇帝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呢。”正因为读书多，又要广泛用书写书，才能对图书馆事业关切、热爱，也才能提出关于图书馆学的新思维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