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1899年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从研究家谱和优生学走向世界学术领域的。他的学识渊博，中西文化都有极深造诣，是20世纪前期中国难得见有的全才、通才。
        潘光旦一生离不开图书和图书馆，学生时代日夜留恋于清华图书馆，留学美国时时游荡于图书馆，是图书馆改变了他的治学方向。他爱藏书，自己也拥有一个很有中西合璧风格的专业图书馆。

        在书库里发现霭理士  
        潘光旦自强好学，永无止境。
        他原名光直，1920年于清华学校时，为求简易，便于呼叫，将直弃头取尾。和他一起改名的，就是改为闻一多的闻多。闻多实在难听又难叫。潘光旦由佛经得识，在姓和名间加了个“一”，正是好听好叫，又好写好记。真是一字千金，极显了取名者潘光旦的才华。
        潘光旦深受书香世家熏陶。他的父亲潘鸿鼎是位相当开放的文化人，于京师大学堂法政门毕业，即赴日本留学，归来就在家乡罗店开办新学堂。潘光旦少年时就读了不少新学堂的书，而更受益于父亲那座书橱，那都是新文化新知识呢。在他12岁那年，在书橱里读到一册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有关性卫生的科学书籍。父亲见了没有阻止，反而鼓励他阅读。这为他日后钻研人文生物学埋下了伏笔。
        1913年，遵父亲设计，潘光旦进了北京的清华学校。他在清华学校读了九年。学校奉行的是英美制度的自由教育和通才教育。潘光旦的英文极好，已经达到可以不查辞典随意阅读英文原版书的程度，因而在图书馆大有用武之地。1920年的某天，他又在书库外的其他书架上，发现一部非开架阅读的英国文豪、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卷(1928年作者又增辑了第七卷)，大为欢喜。这部书给潘光旦解开了不少的“性谜”，并能逐一解答同学前来请教的各种问题。他日后追忆当时境地，颇为兴奋：“自不免有几分自豪，甚至有以小权威自居的心理”。
        潘光旦仍在清华图书馆书库里寻书读书，这时又有一部为时人冷落的名作跳进他的眼球。它就是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精神分析导论》。他非常有兴味，此后又有意识地在书库找到若干弗洛伊德的著作。清华学校提倡学生自由进入书库，但只许读正儿八经的典籍，禁止读小说那样的闲书，潘光旦不顾禁令，却多加浏览。他说，当时在书库看的小说，“十之八九是性爱的说部，而十之一二包括性爱和图画”。
        因为很喜欢看这类稗官野史的书，他从书库又找到一部笔记小说，从中发现了晚明的一个奇女子冯小青的故事，拿来与弗洛伊德学说对照，立时觉察她就是所谓“影恋”的绝妙例子。在1922年毕业那年，他就选择了“冯小青考”为题，作为论文呈与导师梁启超审阅，大受梁启超称赞。翌年，且由《妇女杂志》登载。1927年，潘光旦在上海时又从上海商务、中华等图书馆里找到相关文字，扩充写成《小青之分析》；翌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名《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再版时，又将在《人世间》登载的《小青考证补录》《书<冯小青全集>》作为附录。潘光旦的“冯小青”，是中国学者应用霭理士、弗洛伊德等学说叙述性文化学的第一部典雅之作，也是他成年累月阅读于清华图书馆的一份记录和结晶。

        “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后代”
        1915年，潘光旦在体育课时受伤，因没有及时治疗，致使结核菌侵入膝盖，于翌年不得不锯掉一条腿。从此他得仗双拐行走，但因为人豁达、开朗，并没有因体残而自卑，不忌讳他人嘲笑。有次在遗体学课上，就老鼠尾巴切断观看它后代是否短尾，有同学问：“你生育的子女，将是单腿的?还是双腿的呢?”他也置之一笑，但却引起日后于研究遗体学和优生学的兴味。
        潘光旦毕业了。清华学校要选拔留美学生，他虽然残废，但毕竟以超绝的成绩破格选拔，这在当时也是罕有的事。1922年9月，潘光旦只带着一部“十三经”出国。在他看来中华传统国学不能丢，而清华学校所获的知识，所读的本本，都已全载于脑海里了。他在美国东北的达特默思学院主修生物学，两年就提前毕业，又在纽约长岛冷泉优生学记录馆进修。当时美国的大学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鼓励学生跨科学习。它规定学生如上半年功课优秀，下半年即可多缺课，学校不扣分。潘光旦就此有了更加充裕的时间，他把时间全用在图书馆了，就此钻进了社会学领域，且搜集了很多难见

        1926年，潘光旦提前两年学成归国。他的行囊几多是书，那是在留美期间节衣缩食从犹太人开的旧书铺淘来的。他在上海呆了八年，先后在暨南大学、政治大学等八所大学教书。他开设的课目很多，有属自己专业的社会学和种族学，也有自己未曾受过学校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学。据谭其骧教授回忆，他得到的图书馆目录学知识，就是1928年于暨南大学受教于潘光旦的。潘光旦长年受益于图书馆，实践出真知，可谓无师自通。
        在上海的八年，潘光旦建立了自己的藏书室。他的藏书最多也就是最有特色的，却是被当时社会视之为蔽履、而又很难收集的旧家谱族谱。这些得自旧书摊，甚至从天主教堂藏书楼等处抄录，令他特为青睐，引为骄傲。1934年在他离沪前夕，曾说：“我七八年的收藏虽不算特别多，但心血和金钱，却也花得不少……优生和家谱两类，尤甚是经过一番张罗的苦心，在数量上也很可观，至少在目前国内的藏书楼里，怕还寻不到一个对手。”
        潘光旦研究家谱族谱倍至，为友朋和社会所青睐，且取得支持。他后来写的谱牒拳头专著《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是采录了谭其骧送与的长水本家族谱。这个时候，他有时上图书馆寻找家谱族谱，沉醉查索搜集谱牒，怡然自乐。有人谑问：“为什么喜欢看他姓家谱，而不修自家家谱?”潘笑而不答。为此有友朋赠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因为潘光旦俨然成为家谱学权威，据称，孔祥熙也托人前来疏通，请他证明孔实为孔子后裔。潘不怕得罪当局，拒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后代”。来人大窘而回。

        “一串串脚印，原来就是你啊！”
        1934年，潘光旦应母校聘，出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后又兼任教务长；从1938年4月起又兼任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改为馆长)。他的任职长达14年，直到建国初院系调整，转到中央民族学院为止。
        潘光旦非常忠于图书馆职守，还常在家接待学生。在他居住的清华园新南院11号的书室里，除了那用老树根制作的椅子，四壁尽是书籍杂志，其中仍多有谱牒；在谈及寻根时，他会主动地搬出有关家谱，不倦地作介绍。而他自己对于图书馆主任职务也必亲躬其事，即使在卢沟桥事件后北平沦失，滞留清华期间，仍不忘怀“书本生活”。抗战期间，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当时清华南迁的图书大多为日机炸毁，运到昆明只有两万册，后又增加4800册。书虽然少，潘光旦后来在翻译霭理士《性心理学》，在有34万字的全书中，所作的注释近十万字，有很多即由此而来的呢。

        1946年，潘光旦回到北平，仍任图书馆馆长。这个时期的潘光旦，几乎都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图书馆事业了。他行动不便，当时还患眼疾，且是有1200度的近视，却仍是步行来去。有年大雪，一个小孩远跟着从图书馆出门的潘光旦，到家门口才说，他从校园里见过这一串串脚印，弄不清是哪种小动物，又不像小猫小狗的脚印，“原来就是你啊!”
        就在短短的两年里，他一手处理了西南联大图书的分配，外出访书采购了刘半农遗书14000册，苏州金松岑藏书15000册。1947年还接受了北平中央代表团离开时所赠200余册图书。当时国共破裂，战争爆发，潘光旦接收是要担当风险的，但他一心为了图书馆藏书，也就不顾其他了。潘光旦非常注意接收、采购图书，但却有自己的理念，主张学校图书馆购书以适用为主，不究版本，不存偏见，不专收买太贵的、学生不常用的冷僻书籍；汇集百家，穷究百家，但专事宣传且富于单方面引诱性之小册，将不予陈诸大雅之堂。而在采购途中，眼见私家藏书楼和旧书业凋敝，纸装书化为纸浆，还写了《南行记感》《救救图书》感慨系之，呼吁图书馆努力典藏，以免流散。
        图书馆藏书在于用。潘光旦深知此理，非常注意学生对图书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多次为学生作《图书与阅读》等指导报告，有次还就学生阅读偏向颇为不安。据当年外文系学生资中筠回忆：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场合，潘光旦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馆借书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说明现在学生有点懒，先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他讲这话时很激动。此后潘光旦又在《读书的自由》中称：“我近年因为职务的关系，与图书出纳的接触较多，对于青年人读书的习惯，也就多得了几分了解。”他分析的结果是：青年人受时代成见的支配，在新旧、中西、左右之间偏袒新、西、左，喜欢读洋装、白话、译文书籍与报纸，冷落了外文、文言书籍，这是应该引以为忧的。
        清华图书馆在潘光旦主持后，克服种种困难，竟能在返北平后的一年里，大致使藏书和设置恢复到战前水平。它与潘光旦亲躬其事，且为人厚道、温和，与属员同心同德是分不开的，由此换来了荣誉和赞扬，据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报道：“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潘光旦馆长拄双拐笑立礼堂前，谦谢恭贺……”(天津《大公报》1947年4月28日)

        潘光旦于社会学、人文生物学以及建国后为土家族论证的巨大贡献永垂青史，而他于图书馆的实践也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一位可敬的学术大师兼图书馆工作者。他的辛勤，见有自作述怀诗为证：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此息尚存此志在，纵教偏废亦何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