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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从燕京大学走向海外的引得大师
发布时间:2008-12-11 08:15:28


        洪业(1893~1980),号煨莲,名正继,字鹿岑。1893年10月27日生于福建侯官。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1923年回国,后基本在燕京大学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先后任该校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因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滞留美国。1948至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1980年12月22日在美国去世。

        历史学家洪业(煨莲),国学功底深厚,是他奠定和开拓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又长期主持编纂燕京学社引得,为中华国学和索引学、目录学作出了新的创造和贡献。他是很善于利用图书馆、凭借图书馆作学术研究的一位历史学者。从1907年到1980年的半个多世纪,他从北京的图书馆走到了美国哈佛的大学图书馆。

        要图书馆采购废纸旧书
        20世纪初的十几年,洪业是在山东曲阜、济南度过的。1904年11岁的洪业在曲阜上私塾时,就接受了杜甫诗文诵读,几年后就能背诵1400多首杜诗和30余篇杜甫文篇,14岁,济南始设民众公共图书馆,当时看书要买门票,他问父亲要两个铜板,带几只馒头,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图书馆不准抄写,他后来回忆,当看到一部《吕氏春秋》时,爱不释手,用了一天时间把它背了下来。

        1920年,洪业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进修历史,经常出入图书馆阅读和收集资料。有天,他在图书馆偶尔发现两部中华普通古籍——《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后来回忆说:“我像个井底之蛙,突然间从它的世界里被赶出来,面对浩瀚大海,只能感叹不已”。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读书生涯,深化了洪业对西方图书馆功能的认识,并感到中国的诸家图书馆的不足。他向往日后能为国家改造图书馆,有系统地编制各种国学典籍索引,立不朽之功业。

        1922年,洪业回国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后兼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在此之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相当稀少,所藏英文书本主要是宗教书籍,如《圣经》和若干《圣经》注解,华文图书也就是“四书五经”等常见书。教师和学生要使用的参考书、工具书,只能赴北京唯有的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查阅。
        洪业主持图书馆始,就参照美国经验制定管理制度,尤其是扩充采购国内外书刊。他非常注意购置古书,还成立以他为主任委员,有顾颉刚、容庚、邓之诚、郭绍虞等为成员的购书委员会。当时顾廷龙在燕大毕业留校任教,因苏州口音讲课学生听不懂,正尴尬时,洪业偶尔发现顾廷龙在读《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当即请他主持大学图书馆采购明清志和善本书籍。他是讲究实用的,为图书馆编制了几套查书目录(书名、作者名和笔划)并刊名分类目录,经费不足,他就请美国朋友唐恩伯等捐助。在他主持的一年后,图书馆藏书就由十余万册骤增至60万册,大致能适应全校师生阅读和参考的需求了。
        洪业采购图书常别出心裁。在他出任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时期,专门选定一个图书馆小职员,每逢星期日赴厂寺文化市场收购废纸旧书。这些系日历、药方、符咒等。把它们放在图书馆,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实习内容:查阅这些“破烂”,从中发现史料,梳理成篇,就此锻炼他们的史识。他自己闲暇也喜欢到那里去翻,竟然找到不少珍贵史料,如清季档案和遗失多年的清崔述《知非集》手抄本,还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跋崔东壁(知非集)》《崔东壁书版本表》。
        洪业还兼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因而也为燕京学社东亚藏书作出贡献。他派顾廷龙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购处主任,并请主持东亚藏书的裘开明到北平帮助整顿燕京大学图书馆,促成两地采购图书互补。洪业为两校图书馆作出的贡献,大受同侪赞赏。1954年,胡适为司徒雷登自传作序时说:“我趁此向燕京的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将“十二经”都作了“引得”
        洪业对“引得”(1ndex)大感兴趣。“引得”即今天通称的“索引”。早在1919年他就注意为国学编制引得。1924年当哈佛燕京学社建立时,就著有《引得说》,指导编纂各种引得,以资海内外人士快览。以后几年,就在大学图书馆设置引得编纂处,手订《引得编纂手续纲要》,制定了层层把关的选书、选本、钩标、抄片、校片、编号、稿本、格式、校印标准。编纂处通常有专业人员十余人,又有足够经费,洪业也事必躬亲,从1930年初至秋就完成了《说苑引得》。更多的引得规模宏大,几乎要查遍燕京大学和其他图书馆的藏书,如《礼记引得》的编制,须考证《礼记》及其他三种礼经、以及《士礼》《礼古经》《周礼》《周官》等史料;《春秋经传引得》还收集了2000年来中外诸家讨论有关《春秋》以及《公羊传》《榖梁传》《左传》三传的论述,于此洪业还分别译作考索和核审,并就这些古籍论述版本源流、演变的优劣,分别写了有八九万和十万字的长序。在这全部64种(含正刊41种,特刊23种)里,洪业尤青睐《杜诗引得》,所写十万言的《杜诗引得序》还详述了《杜工部诗集》版本的源流、演变及其异同和得失,并经过多种版本考证,《杜诗引得》底本选择了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运刻本。
        这套《引得》,其中尤以综合引得(“堪靠灯”Concordance)为佳。它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备的工具书。引得编纂处将“十三经”的“十二经”都作了引得,只有《尚书》为顾颉刚编制,他因不喜用洪业定名的“引得”,改称为《尚书通检》。

        每天步行赴燕京学社图书馆看书
        1946年洪业举家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出任客座教授,燕京学社研究员,直至退休。
        退休后的洪业,继续埋首著述,老而弥笃。他每天从康桥住宅步行30分钟至燕京学社图书馆涉猎中外图书,寻找需要的文字资料,风雨无阻,蔚成习惯。这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愿望了,那就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为杜甫写传的情结。
        他足足用了五年春秋。
        1952年,洪业写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付梓了,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全录原诗,题为《请神》,凡选杜诗374首,以描述杜甫一生经历;下册为注解,题为《打鬼》,批驳古今中外之邪说怪论以及误解曲解,并附己见,以正是非。
        此书问世,颇有影响。作者不断增补,七十年代初当他在燕京学社图书馆读了郭沫若《李白和杜甫》大著后,还就书中提及杜甫任河西尉事商榷。郭沫若为贬杜,竟说唐代河西县只有两个:一在云南,一在四川;遂讥杜甫挑肥拣瘦,不愿去穷乡僻壤与民众接近。洪业说:“郭君考据,盖为地理辞典之属所误。若据《元和郡县志•关内道》《唐会要•州县改置门》《旧唐书•地理志》之属,则可知同州别有河西县,置于武德三年,乾元三年改为夏阳。其地当今之郃阳。当时杜甫家属逃荒于京兆之奉先,其地当今蒲域、郃阳东北,而蒲西南相去约50公里而已。”为此洪业不同意郭说,即作有《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有感七律》:少陵不作河西尉,/总为凄凉恶榜笞。/何把近畿移远地,/遽挥刀笔肆诛夷。/半生卓立辟雍外,/一语难将驷马追。/奉告先生诗有教,/温柔敦厚更莫疑。
        退休期间,洪业于燕京学社图书馆收获良多。他涉猎中外史著,摘录文字,写了札记多册,一心从事著述。又发表了《蒙古秘史源流考》几万言,为弄清这种谜案,他将图书馆收藏有关《蒙古秘史》的各种著作、文字爬梳钩稽,搜集殆遍。终于以科学论证得出,所谓的信使《蒙古秘史》,是出自一个蒙古文盲老人在成吉思汗死后第37年的口述,经抄录、译述传至今的。

        取号“无善本书室半通主人”
        洪业爱读书,也购置了很多图书,但他从不收藏善本,引得编纂处所用的大量善本,也是依靠各家图书馆借阅。他就此将自己书斋取名为“无善本书室”。
        三十年代初,洪业自书友郭某处访得一部明初蜀藩刻本《史通》四册,非常欢喜。他在少年时代就读过《史通》,1923年初到北京,也曾到图书馆读了多家《史通》版本,并就各版本作了比较。可是这部明初刻本,虽出自万历年张之家、清道光末唐翰题校勘,但只有《内篇》,而缺《外篇》,实只半部而已。当然有胜于无,于是他即自嘲,取号为:“无善本书室半通主人”。
        他将半部《史通》研究,着意于版本校勘。洪业曾将《史通》全本引据史籍,逐字逐句作考实,力求恢复刘知畿原著的本来面目,为之还发表了关于《史通》补正的长篇论文。1936年7月,他又以东方文化图书馆庋藏王损仲原刻本《史通训故》校勘已有的半部《史通》,并为之说明。这部书洪业极其珍重,后来还写了《史通跋》。1941年,他路经上海,与时为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多次商讨《史通》版本源流,并嘱咐顾廷龙为合众馆庋藏的各种版本《史通》译作校勘,日后赐寄与他。为之且将所写《史通跋》,送交与顾延龙。         在此期间,洪业取道日本赴美,途中在东京参观了静嘉堂文库的岩崎图书馆。图书馆主任诸桥辙次应他要求,出示《史通》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洪业原以为岩崎图书馆庋藏的是宋版《史通》,所以非得瞻仰不可,但当打开第一册,就发现非宋版,马上送还。他说:此书原藏于丽宋楼,陆心源说是影刻宋版本,而这次前来目的就是来确定真伪。诸桥不信,又拿出另两册,洪业打开第二卷,把第七节的最后一行指给他看,上面确有一条乃出自明上海学者陆深的手笔,即证明此书非影刻宋版。诸桥被说服了。这部多年来已为中日学者公认的宋版本,就在瞬息间被有力地否定,足证洪业版本学的功力。
        1946年,洪业赴美国哈佛任教,为了行李简便,他把多年来所作《史通》札记以及那明版半部《史通》留在北平。1980年12月,洪业病重,仍记挂这半部《史通》,常以不见为遗憾,在将“文革中”被抄走发还的近三万册图书捐与国家时,曾特别嘱咐北京的学生王钟翰教授说:“此乃余一生最珍惜之唯一善本书半部《史通》,必须捐与知书、更爱书之图书馆善本书库,以免日后又万一散落人间也”。王后经启功介绍至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冀淑英教授处,正巧顾廷龙在旁,见了说:“我早识此书,据煨莲师校勘,证实《史通》迄今无宋本遗存于世者。”后顾返上海,特检出洪业所撰《史通跋》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