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1909～1969）历史学家。原名春晗，字伯辰，浙江义乌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专攻明史，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起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全国青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等职。1954年起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工作。1959年起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1959年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史研究尤著。主要著作有《明史简述》《读史札记》《胡应麟年谱》等。
        吴晗一生读书、著述，都离不开图书馆；后来他虽然积累了很多常用和备用的图书，仍离不开图书馆。即使建国后做上了主管文教的北京副市长，公务繁忙之际，仍为自己强制作出规定，每个月总要去一次图书馆，不去不行。当年，他赴图书馆，并非是视察工作，而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为自己写作寻书读书，当然也就此掌握、了解了当今图书情报信息。他以多年的图书馆实践佐证：“图书馆的最大使命是在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学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满足他所探讨的事物。”

        人们都叫他是“蛀书虫”
        吴晗家学渊源，书香门第，父亲有个小小书斋，叫“梧轩藏书”，内容都是文史古籍，其中有部《资治通鉴》，他最爱读，七岁时就能背诵书中很多段落了；小学时候，又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书。家里藏书看完了，就到处去借书看。有时为了借一部书，还常常跑上百八十里路。因此家乡的人们都叫他是“蛀书虫”。
        1912年，吴晗进入浙江金华中学读书，把学校图书馆的书读了，不满足，只得利用假日上书店找新书，买不起，就在书店里站着看。1928年夏，19岁的吴晗考进上海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渐渐对史学考证有兴趣。因为常在图书馆寻书查书，初步接触到目录版本学，也开始懂得凡从事研究，必须掌握它。有一次，吴晗整理《佛国记》，引起对作者法显的兴趣，可是所用的是“汉魏丛书“排印本《佛国记》，错别字不少。为了有一部贴近原著的善本，他只能求助于公学校长，也是考据学家的胡适，他在与胡适的信中提及：“我现在所能根据的只是一篇“汉魏丛书”内的《佛国记》，版本很坏，我想找到一部较好的版本，把它标点校对出来。另外再把《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传》校对一遍，订在一起或者把它出版，使研究的人可以得到很多方便。”年轻的吴晗，这时已懂得了，读古书，尤要讲究版本。他在叩打图书馆治学之门时，已开始运用这把钥匙了。

吴晗与妻子袁震的合影。

吴晗故居

        1930年8月，吴晗到北平，打算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证书上填写的成绩是英文二等，没有录取，况且考期已过，经考试入学也不能。他只好在沙滩红楼附近寄住下来，每天步行到北平图书馆去寻书读书。那时北平图书馆还坐落于北海公园琼华岛上，但进图书馆的读者，凭证可以不买公园门票，以示优待。
        一个月后，吴晗由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推荐，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馆员。因为工作就在图书馆，得以非常方便地进出书库，任意查阅须读之书，从而博览群书，着意把阅读明史作为主攻的起点。
        一天，他在书库里查找有关明史书籍时，翻到一部《婺书》，其中编有吴之器《胡应麟传》。胡是明末浙江大学者，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闻名于世。吴晗从中发现胡应麟卒年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52岁。它可以纠正顾颉刚在《四部正伪序》认为胡存年60以上的说法。为了考证有确实说法，吴晗又从图书馆借来一部《少室山房全集》和《弇州四部稿》，又赴北海图书馆查询《太函集》《二酉园诗集》，还翻阅了《明师综》《金华艺文志》《全浙诗话》和胡应麟同时期人的诗文集，终于梳理了三四万字《胡应麟年谱》初稿。书稿寄于时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胡适大为赞赏。
        吴晗是明史大家，通常学界认为他从事明史，始于撰写《胡应麟年谱》。其实，他的起步是在燕京图书馆的半年考据和博览群书。他日后的明史研究，都是离不开图书馆的。

        数学仍是零分，但清华大学却录取了
        1913年春，吴晗插班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他的英文经过一年苦读，同国文一样都考了一百分，但是数学考了零分，北大考试录取按规定三门主课如有一门是零分，就不录取了；吴晗只得再报考插班清华大学历史系，考试成绩竟然和北大考分一模一样，但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却认为他是个优异人才，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吴晗家庭贫苦，已无生活来源，经胡适推荐，为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安排在课余两小时到校图书馆帮助整理大内档案。这些档案是历史系于故宫清理时所购得的，有一万多斤重，分装于麻袋，多有人视为废纸。吴晗却认为这是份最适合自己的好工作，直到1935年毕业留系当助教，在本系开讲明史课程时，仍是坚持每天赴图书馆整理档案。这些档案价值颇高，从中他就发现了孙中山在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所发布的第一道大总统令的原件。
        吴晗也利用这些原始档案，撰写明史研究论文，如至今仍很有学术价值的《明成祖生母考》《明代的军兵》《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等。他还向友朋提供图书馆档案。1934年，好友罗尔纲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业余亦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吴晗就与罗从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寻到那部太平天国史资料《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12卷。1950年他将其编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这是研究前期太平天国必用资料。

        手抄《朝鲜李朝实录》有300万宇
        胡适对吴晗非常器重，他期望吴晗把力气用于明史资料整理。吴晗也确实是这样做了。他先是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认真地精读。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颇见丰富，他将书库中有关明朝的书籍，如明臣奏折、笔记都读了。且每读必做札记，其中仅《明史》的札记，用大小一式的笔记本，多至80余本。吴晗用心最多的是明朝建州(东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清官修《明史》有不少因政治因素篡改史事，吴晗在读《明史》时，发现书中从未提及建州是明朝版图和大清皇帝的祖先曾臣属于明王朝等，他决意要勾划、填补、纠正这段被歪曲的史事。
        为之，吴晗必须掌握《明史》被修撰前的两部史料：一是《明实录》，有2900余卷；一是《朝鲜李朝实录》，有800余册。那时此两部巨著，只有北平图书馆收藏。
        吴晗下定决心，要读完这两部书，并抄录其中需要部分。他靠的是锲而不合的毅力。那时没有电脑、复印机等工具，只能是靠手抄，吴晗的抄录字字工工整整，绝不潦草。他日后回忆“我从1932年开始，每逢礼拜六和礼拜日都往图书馆跑，一直跑了几年，足足抄了80厚本。”此处“80本”乃是单指《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有关中国史料；这些史料评论了明初到清末500年史事，比较客观地记述明清两朝政事，特别是建州女真行事，“对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建州历史有极大帮助”。
        那时，整座北平城到北平图书馆去阅读这两部书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正在编写《明元清系通纪》的北京大学孟森教授；一个就是二十几岁的吴晗。两人步入阅览室，早出晚归，且风雨无阻。1938年，孟森教授愤世病故，尔后，郑天挺教授等拟将他的《明元清系通纪》续留，吴晗知道了，就将自己辛勤抄录的300多万字，且已整理、装订为一部线装书的“李朝实录”无私地提供。他是非常珍爱这份抄本的，后来离开清华大学时，他将图书馆里摘录的有关明史卡片一万多张，送给了接课讲明史的助教丁则良。
        1959年，吴晗还将它重作校补、标点，定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此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同学送了一个“太史公”雅号
        皇天不枉苦心人。吴晗依靠图书馆做学问的成绩超出了任何同窗学友，他所以成绩巨大，就在于他一是在图书馆勤工俭学、可以读到他人想读又很难找到之书；二是全凭自己刻苦，无师自通，不断从摸索中求知。若干年后，他回忆旧时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生涯说：“我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我自己抄书，没有人帮助，向人千方百计地借书，有些书求了人家还是不肯借。有的书一些地方不懂，只好自己摸索，读这个书时，拿那个书互证。”又说：“自己读目录书，学目录学，自己校勘，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区方言，自己试着标点，自己写卡片。”
        1932年，即在吴晗进入大学的第二年，在读《明史》时，发现有关明初丞相胡惟庸党案文字甚多，但亦多有歧义，如贵为丞相、万人之上的胡惟庸，竟因对皇帝有点小疙瘩，就与日本勾结，而日本200个武士来北京，把长枪短炮裹在进贡的大蜡烛里，密信与胡惟庸联手刺杀朱元璋。吴晗认为这显然是个漏洞，于是吴晗将记有“谋反”、“通俘”、“通虏”等具体罪状的资料，质黜考信，成天成夜在图书馆书库里，将寻得的有关文字，编制成目录，经过校勘和排比分析，终于把这个朱元璋钦定的大案弄得水落石出。由此写就了至今仍颇有价值的《胡惟庸党案考》。
        也许是这篇早期论文的启迪，吴晗更加认识到图书馆积累资料的必要，资料多了，就可以成文，言之有理。大学时代，吴晗几乎天天出入图书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深藏图书馆”，而同学更因他爱读线装书，给了个“太史公”的雅号呢。
        通过整理和考订，吴晗写下了《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两文，各长达数万言。在文中对中华丰富古籍因政治变乱累遭浩劫，而得以尚能传诸后世的却不是国家藏书，而是私家藏书楼，极为惋惜。而在《两浙藏书家史略》里，他引用了《隋书•牛弘传》的自孔子以后的五次图书活动，自己又补充了自隋广陵(扬州)兵变、安史之乱、黄巢进长安、靖康之乱和南柔亡国等多次浩劫，然后指出：“大抵政府收藏，多随政治局面之隆替而兴废。且其采掇，仅凭官司，无论精赝丹黄，即鉴别真赝，品评得失，绝不可得。甚至深幽琼阁，徒饱蠹鱼，日蚀月消，终归湮灭。其不为学者所重也固宜。自即刻兴而私人藏书乃盛，其中风流儒雅，代有闻人，宿史枕经，笃成绝学，甚或连楹充栋，富夸琳琅，部次标签，搜穷二酉，追源溯源，蔚成目录之学。其有裨于时代文化、今邦征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巨。”吴晗通过公私藏书比较，称赞当年的藏书楼藏书编书刻书，作为保留中华文化遗产之功绩可谓大矣，当然，他也预设：随着今后社会的进展，公共图书馆必然会更发达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