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是一本书，也是一个图书馆。他的一生离不开书：读书、买书、藏书、编书、写书；为古今文化开拓和采撷，为图书馆创造文化财富。
        鲁迅的学识奠定很多得益于在北京做社会教育公务员期间，也就是筹办和使用图书馆的14年春秋，由此也开始了一代文豪与图书馆的因缘。

        开始辑录古逸书的校勘学
        1909年，鲁迅归国，始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教书，因“木瓜之役”，回到家乡，在绍兴府中学堂当博物教员、监督。时因社会险恶，他以超脱于尘世为事，就此开始辑录古逸书的十几年校勘学时期。

        鲁迅书香世家，从小就受到读书须抄书的启导。开始是从《康熙字典》寻抄古奇字僻字，从唐诗集抄录百花诗，从《唐代丛书》摘抄《茶经》《耒耜经》《五木经》与元陶宗仪编《说郛》作录要，等等。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自《二酉堂丛书》得见古逸书辑本，又自甘肃武威人张澍《凉州记》获得灵感，遂立志为会稽先贤逸文作辑校，后因留日中止，就此辑录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又自校勘唐刘恂《岭表录异》等笔记，旋又从事搜集古小说散篇佚文的《小说备校》。他真是专心致志，认真校勘。
        绍兴学堂只是初见成效，而鲁迅有规模地辑录，那是从南京教育部到北京的14年。1912年2月，鲁迅因避王金发迫害，辞去教职，应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开创的教育部在碑亭巷，只有三间房。它还是部长蔡元培向当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老师马相伯借用的，政府只供应食宿，每月发30元军用票。生活艰巨，就是蔡元培也得自己洗衣服。后来人员稍扩充，鲁迅被安排当科员，不久任科长，主管社会教育，承担了搜求各种图书，筹建“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事宜。教育部为此还于3月6日发布《收买古籍广告》，规定除星期日外，每天下午办理图书收购事宜。鲁迅是很想营造一所现代图书馆的，可是由于南北格局变幻不定，社会教育死气沉沉。以至他无所事事，能予以安慰的仍是读书。这个时候，他读书面尤广，有诗词、杂记、画谱、丛书、尺牍，更多的时间是在南京赵龙蟠里的江南图书馆度过。1908年创办的江南图书馆是以“八千卷楼”藏书为基础而充实的，珍本善本甚多。鲁迅借阅图书，大有收益。在这里寻到了明谢肇淛所藏的小草斋抄本与黑格抄本，就所抄的《沈下贤文集》校勘。鲁迅的这段生涯，给蔡元培以极深刻印象，后来鲁迅逝世时蔡元培回忆说，在南京时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办公之暇，抄录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

        同年5月，南北统一，鲁迅随蔡元培到北京后，京师图书馆等处的丰富藏书更引起他强烈的校勘古书的兴趣。当时北京的图书馆公共开放，但除阅览近期报刊可免费，阅览书籍要先以一二枚铜元购阅书券，而善本则每券需五至十枚；在购券入室后还须在墙上镜框寻找书目，然后借书，且不外借。但鲁迅得天独厚，因主管图书馆，可随意借阅，携出馆外，使所作校勘更见完臻、严谨。例如，他用长达一年余时间完成的南宋张淏《云谷杂记》辑本；而《嵇康集》，则是他自京师图书馆借出明吴宽丛书堂钞本，与多书校勘的结果，此后几年里，凡是图书馆有《嵇康集》版本，鲁迅就要作校订，十年里竟运用了九个版本。
        鲁迅是基于能充分利用图书馆藏书，而使他的古书校勘获得成就的。他由衷地感谢北京的图书馆。1935年1月24日夜，鲁迅在上海审读了《小说旧闻钞》，再做校勘，在灯下为此书再版作序言时称：“《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这亦是真实的记录。

        为北京的图书馆鞠躬尽瘁
        鲁迅努力于校勘、辑录古书的大多时间，也正是他在北京教育部的14年。他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协调北京和其他各处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以及文物调查、搜集。在这段时期，鲁迅于北京的图书馆建设鞠躬尽瘁。见查这段时间的鲁迅日记，有关图书馆的记载，共有941次，内容涉及馆址选择与调整、藏书的扩充，业务的开展和安排等等。国家图书馆至今仍珍藏着当年他所涉及图书馆建设的档案文献。
        鲁迅为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运作倍为操劳。1912年7月，在他来到社会教育司时，就审核、签发了“京师图书馆暂定阅览章程”18条。不久图书馆馆长江瀚调任四川盐运使，图书馆一把手空缺，暂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职，但实际主持其事的乃是鲁迅。他常前往京师图书馆视察，处理日常事务。

        京师图书馆初设于广化寺，馆址荒僻，读者寥寥，且房屋破旧、地面潮湿，极不利于存放书籍。教育部决定另找新址，在此之际先开设分馆。由此鲁迅多次陪同夏曾佑视察馆址，使图书馆先后设置于青厂西口永光寺街、香炉营四条胡同。夏是走马观花，而鲁迅却是一线操作者。有年冬天积雪尺余，他仍赴图书馆，“途中冷甚，晚食山药作饭”，《鲁迅日记》当时就留下“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国家图书馆也保有当年鲁迅安排搬运图书的档案，他要求馆员从甲地搬到乙地，务必注意把藏书都“分别部类、编列号数，刊印表签，逐册粘贴，依序陈列，以便收发检查”。
        鲁迅青睐通俗文化，到北京后就参加了通俗教育会，主管图书馆后，他又同时参与筹办“京师通俗图书馆”。建立通俗图书馆，旨在图书馆面向大众，为教育国民，陶冶民众的文化阵地。1913年10月21日，通俗图书馆在宣武门内大街开张，鲁迅出席。
        通俗图书馆开馆藏书不多，极大部分是从京师图书馆弄出来的普通旧书刊，细分还可分为教科书、低幼文学、画图。鲁迅很敏感地看出它与众不同的特色，着意于儿童教育，让它突出图书馆与儿童阅读色彩，还附设一个儿童体育场，借阅无须买阅书券。他亦相当关心通俗图书馆，有空便去跑跑，一是看看，二是送些书，如《鲁迅日记》所记的“赠《炭画》”、“赠《新青年》”三是借用需要的书。这种情况直至通俗图书馆几迁新址，也热情未减。他对通俗图书馆印象尤深，1925年10月诞生的《伤逝》中，主角涓生常去“避难”的“阅书室”，“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就留有它初创时的影子呢。

        京师图书馆庋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鲁迅非常重视京师图书馆馆藏。他在社会教育司时为京师图书馆征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调拨，后来又以教育部名义咨文全国，征集各处的方志和碑碣石刻。而他为中国图书馆史留下功绩的，又莫过于使两部劫后余生的世界级文化典籍——《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庋藏京师图书馆，为镇馆之宝。
        《永乐大典》是明初所修的类书。正本或是明亡甲申年时被毁，而嘉靖抄录的副本，在八国联军掳掠北京时，大都遭焚毁，未焚的也多被劫走，残本在晚清京师图书馆筹建时已决定移交该馆，但未办理。辛亥革命后，这批残存的64册《永乐大典》竟被清遗老、状元陆润庠搬回了家，占为已有。鲁迅去办此事，以教育部名义屡加催取，陆无可奈何，只得于1913年7月交出，庋藏京师图书馆。
        《四库全书》当时完整的只有两部，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沈阳文溯阁。承德这部在筹建京师图书馆时，也决定送来北京收藏，但未办理。鲁迅经办此事后，即与主管承德的热河都统催办。1914年1月，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得悉大喜，立即赴教育部与夏曾佑等人商议运往京师图书馆，可是却久候不至，原来途中被内务部从中截取，将它运进了文华殿，入藏即将设立的古物陈列所。翌年9月，鲁迅与内务部有关人员多次沟通，始办妥移交手续。但因未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要查阅《四库全书》，均须先往文华殿陈列所查目录。
        为了使京师图书馆拥有全国各地的出版物。鲁迅参照海外办法，即着手建立出版物呈缴本制度。1916年，教育部就通令，要求凡在内务部立案出版发行的图书，都须向京师图书馆呈缴样本。翌年4月，内务部通令各地书局务须照办。从此，京师图书馆接受缴本制度获得定格。
        鲁迅是善于利用图书馆的。他在北京做公务员时，经济负担重，买书不多。读书用书，主要还是靠图书馆。据许钦文回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室内堆满着线装书，其中一大部分是从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等处借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都是利用了很多图书馆藏书才完成的。
        向图书馆借书也是他的爱好。1928年夏，鲁迅携许广平赴杭州旅行。不知情者以为是去度蜜月，其实是在许钦文陪同下，一连有七天泡在浙江省图书馆，“因为杭州的浙江省图书馆，除了藏有《四库全书》以外，还有不少善本”。
        鲁迅的最后十年定居在上海。他曾经想就多年来搜集的古币、碑刻、画像等上面的文字，构思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也曾设计写就一部中国文学史长编。为之按图书馆目录学规则，自编制了《汉画像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唐造像目录》《各省画像杂目》以及许多日记里所录的书目。他还常托在杭州的许钦文寄古旧书店目录，再根据目录购书。然而他在上海却主要是靠自己的图书室。上海的图书馆虽然星罗棋布，却因图书分散，缺少一家中心的市级图书馆，没有能供鲁迅利用的图书馆。他曾遗憾地说，“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