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学界泰斗蔡元培一生从事教育，非常注重图书馆建设，多次提出图书馆和普及教育、发现人才以及办好学校的关系密切。1921年9月，蔡元培自海外考察归来，当北大师生问及感想时，他说“有两个感想：一是外国学生最注重体育；二是外国大学生学问完全由自动研究而来，自动研究才有创造力，图书馆与自动研究学问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体验到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八年后，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首次年会致欢迎词时，精辟地指出：图书馆影响古往今来一切学术界。

        图书馆所需要的是增加新书
        蔡元培是从藏书楼走进图书馆的。早年蔡元培好学，17岁中试秀才，就在同乡徐树兰家校订所刻图书。徐树兰是绍兴巨富，曾以十万银两修建古越藏书楼，藏书15万卷，且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六卷，还将所藏地方文献编刻《绍兴先正遗书》。这是一套丛书，蔡元培做了大量的校勘、题跋等编辑工作，而署名却是徐树兰父子。
        蔡元培在古越藏书楼工作了四年，古越藏书楼对他的收获，不仅是读遍了藏书，也使他懂得藏书楼(图书馆)要有勃勃生气，还必须与时渐进，增添新书。几年后蔡出任剡山书院院长，特地关照全院师生，“院中藏书……须增加者，推新学书而已”。
        蔡元培注意到要强化图书馆基本建设，还得编好目录，充分利用。1898年，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为学生国学月考提供图书，他亲自整顿学堂藏书，随即将藏书处命名为“养新书藏”，多方设法扩大书源，采访新学，还手订了一份颇为别致的《借书略例》，内称为发掘社会资源，且扩张书籍效能，其办法是“凡校外助银十元以上者，得一人借书；五十元以上者四人，依次类推。他还将新购书籍编制目录，便利师生查阅。就此强化制订图书目录意识，以至日后大为关切。
        1933年7月，在上海时，因宁波天一阁范氏藏书为浙东冠，其中特多明史料，石鼓文更为海内外孤本，特派北平图书馆编辑委员赵万里，持他致勤县县长的亲笔函，会同当地人士、范氏后裔着手汇编《天一阁图书目录》。1936年在北平时，也因关注《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为之作序。

        曾准备在南京建立中央图书馆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长。1月18日，蔡元培风尘仆仆来到南京就任，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孙毓修。这是因为他离开上海时，商务印书馆图书馆(涵芬楼)高级编辑孙毓修曾前往商请开办中央图书馆事宜。
        当时教育部加上蔡元培仅有三个职员，但蔡元培在百忙中仍与总务(秘书长)蒋维乔外出视察，他们视察了市区23家学校和图书馆，又因缪荃孙来信关照，特地跑了时为军队暂占的江南图书馆，发现设备、图书仍旧，只是没有开放。在那里还观赏了珍藏的善本。事后与信缪荃孙表示，“如以此馆直隶教育部，则元培必当加意保护，不负先生当年搜集之苦心”。
        他当时也许就有这个想法，以江南图书馆为根本，打造一个国家级的中央图书馆呢。
        蔡元培在南京教育部任上，虽然只有三个月，他却满有信心。原本准备筹建一座中央图书馆，并在本地和上海等报纸上广告，集款收购善本珍籍，不再让它流失民间。但他自己相当节俭，外出公务以至某日到总统府领大印，也是人力车往返。只是因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位，南京政府迁往北京，他的宏愿最终没有得以实现。

        为北京大学建新馆筹款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是一个烂摊子，图书馆也徒有虚名。蔡元培上任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革新，其中更为显著的，一是聘请多名真才实学的教授；二是整顿、开拓图书馆建设。
        蔡元培在上任不久，就视察了图书馆。当即表示“筹集款项，多购新书”。而且奉行专款专用，还规定采购程序必须是充分征求教员意见。当法律系主任王宠惠谈及此事时，他说：“就学诸生研究学术时，参考书为最要。本校图书馆虽略有藏书，然不敷用。已请各教员选择善本，分别函购了将来研究所需用书籍，为本校所未备者，尔当嘱其开具书目，由主任校订，酌量购备”。为了扩大书源，蔡元培还与老朋友张元济合作，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大学里设分馆，并将每月出版新书相赠，要求只须在封面贴一赠书广告。

        蔡元培也很注意推动图书馆事业走向海外。他很欣赏李石曾主持的法华教育会，曾倡议创办中文图书馆于法国，法文图书馆于中国。此时已与张元济商定，候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可以运作：在中国，以商务印书馆为总机关，以中法文书各两册，分置于两国。
        仅是扩大书源，从各条渠道增添图书，那还是不够的，根本还要求制度建设。当时教职员、特别是教授中有一股不正之风，就是借阅图书，久久不予归还，以至影响图书馆的流通功能。蔡元培上任后，就发现此积久之弊端，后来专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也几次报告前来。他也曾同意根据图书馆作出的借书规定予以必要处理。可是图书仍在很多人中积久难返。当他出访欧美归来，闻知此事，颇为不快。以至平素宽厚的蔡元培，竟然自行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份催北大教职员按时还书的启事：“据图书馆部报告，同仁中有借阅图书馆书籍，逾期未还，并有积欠违约金等情。此事宜按本年一月修正之图书馆借书规则办理。诸先生中，如有借书届期，务请早日交还，或欠违约金，亦希照章缴纳；如一时不即缴纳，应由薪水中扣除”。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考察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解大战后欧美大学改革；二是采集仪器，为图书馆建设募捐。他说：“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经费不够，政府又不能供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在考察期间，他还多次发表演说，讲述图书馆培养人才的重大价值。他的话尤其在海外华侨界引起共鸣，在旧金山等地更是受到强烈欢迎。
        蔡元培在演说中指出，要办好大学，发现人才，要普及教育，必须要使教授学生尽量吸取日新月异之世界学术，因此必须大量购置图书报刊。“惟个人财力有限，而书报之卷籍无穷，势不能尽买……解决之法，莫若建设图书馆，使大家都可来看。况图书馆之用，不仅限于一隅。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惟北大学生可用，北京人及各省人亦可用。即诸位回国时或外国人欲研究任何问题，亦可参考。且图书馆之书籍永远存在，万古不磨。”又说：“若有图书馆，则北大虽不能多招学生。莘莘学子，尽可自己研究。似此，则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养成大学人才。其利益之大，含有其正。”
        蔡元培的这番演说，确是放眼世界，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他的开办图书馆理念，致使募捐大见成效。由此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加拿大温哥华等地都为扩建北大图书馆做了很多的募捐活动。而在美国的北大留学生如袁同礼等，更是尽心尽力地为母校募捐。蔡元培在洛杉矶时，还给那里建立的募捐队制订有六条的募捐法，将五支募捐队分别取以“北大图书馆”五字为记，如“北队”“大队”等，每队设队长、参谋，凡集款有成绩者分别有北大特制金银等纪念章以酬之。翌年9月蔡元培回国，更是高兴地看到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议决，捐出在罢课期间的一个月工资给图书馆。他说：“有了这个，我们向外人募捐也格外好开口一点。”这些国内外的捐款，后来就用以建筑新图书馆了。

        发动学者为青岛图书馆提供采购书目
        蔡元培在1925年7月与英国爱丁堡世界教育会的书面谈话中，说中国图书馆在发展，到今年已有12家较好设备的大学图书馆。但很不够，正在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其宗旨是建立更多的图书馆，使用技术管理图书馆的更好的方法，并吸引更多的一般读者和高级读者来利用图书馆。
        他多次提出开办和发展各种图书馆。早在1922年，他就非常欣赏《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提及的内容，说：“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欢喜的不得了”。并为之写了题词。当得悉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陈设有读书指导部，以小市民、工人、店员为主要对象、辅导读书，尤为赞扬。在该馆请他和章乃器、陈望道出任读书指导部特约专门要员时即席发言：“中国从前本无图书馆，只有私家之藏书楼，后来虽辟有图书馆，但从未有如读书指导部之创设负担起指导一般人如何读书之责任者。”
        蔡元培从方方面面关心图书馆事业。1927年11月，他应张元济之请，找上白崇禧、何应钦和当时的上海市长，将驻扎在东方图书馆的军队撤走，并获得他们布告，此处永不驻兵；翌年，又与李烈钧发电，通告他将南京成贤街所在地人员迁出，因为该处要建构中央研究院图书馆。更有甚者是，他把若干图书馆业务放在自己的工作圈里，其中之一就是青岛大学图书馆。1929年，他就该馆主人宋春舫所请，通过青岛特别市长马福祥，撤走了征用图书馆建筑的公安局保安队，且为宋所请答复“最先购置何种书籍”，命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以他名义分别致函研究院各部主任李四光、赵元任、丁文江、陈寅恪、王云五等人，内称该大学设立图书馆，正在筹备期间，“我辈自宜有相当之匡助”。请他们分别就己之专业“费神分别开列，除以国文著译者外，其英、法、德、日及其他外国语原文书志”，均可列入。
        蔡元培读书万卷，行路万里。每到一地就流连徘徊于当地有特色的图书馆，比如在上海的天主教堂藏书楼翻看法文书刊，在南京龙幡伦里国学图书馆查阅善本。他还注意图书馆学书籍的出版，并为之写作抒发自己图书馆理念的长序，如为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序。而在为杨昭悊《图书馆学》的序里，还提出，我们要学美国，设立许多图书馆学校。因此，当得悉留法学生崔竹溪在上海开办中国图书学校，不禁欣喜欲狂，为之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