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1年起开始刨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

1926年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合影于广州。

        20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密勒士评论》曾评出当时中国文坛最具知名度的五位作家，郁达夫就位列其中。
郁达夫一生离不开书，除了晚年在南洋流离颠沛的一段日子，几乎是天天读书，也是买书、藏书最多的作家之一，更是利用图书馆，读图书馆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在他一生居住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在图书馆的脚印。

        图书馆架上的书，是一排排地借
        早年郁达夫曾几次赴日本留学。
        1914年，郁达夫18岁首次离开家乡浙江富阳赴日本。在日本的学校里，他最喜欢的是图书馆。早在杭州读初中时，他就对学校的图书馆流连忘返。众人都知郁达夫善旧体诗，被文坛公认为旧中国最佳的格律诗大家。而这个基础就是在学校图书馆所读的黄仲则、王海洋、吴梅村和唐宋诗词，打下的根底。
        在日本图书馆，郁达夫勤恳地找寻各国文学，但仍不放过在国内未读过的传统文化。有一天，他在东京上野图书馆读到清朝诗人史梧冈《西青散记》，大为欢喜。此书闻名已久，在国内未曾读了，经读了一遍，情不自禁，即于书后扉页处，用铅笔随手写了二十八个字：
        逸老梧冈大有情，一枝斑管泪纵横。
        《西青散记》用来读，独替双卿抱不平。
        这时旁坐一个白发老人，正是日本《太阳》杂志社主编高野，对这个年轻人大加赞赏，把他的诗用在《太阳》杂志，以此成为《新爱知新闻》的专栏作者。正是图书馆的一次偶然机会，开拓了郁达夫的一片新园地。
        在名古屋大学期间，因为当时学校的医学书籍多采用德语课本，因此必须熟识德文，教师也鼓励学生多读德国文学，以掌握语法和更多辞藻。郁达夫爱上了德国作家的佳作。这个时候，他几乎天天出入学校和当地的大图书馆。图书馆里所藏席勒、海涅等作家的原著，全都被他翻遍了。他还强制自己，每天最少读完一部欧美原版文学著作。一天一部，将除德国外的其他国家的文作也读了。如此好学，在学校400多个留学生里是罕有的，也使那位从来扳着正经面孔的日本图书馆员敬仰不已，对他格外破例，在图书馆晚间闭门后，允许把藏书带回宿舍，明日归还。这位管理员久之还和他结成忘年之交；1919年，郁达夫返国时，管理员还匆匆赶到码头，依依不舍地送行呢。
        1920年秋，郁达夫又来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因为学校只需修满学分，使他有更多的精力借书，不是选择一本又一本，而是按类一排排地借，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然后又是另个书架。这种读书法在帝国大学图书馆，还是史无前例呢。致使管理员惊叹莫似，于40年后回忆，还记得那位瘦长的中国学生，叫郁达夫。
        读书破万卷，书目随手得。因为读了很多原版外文书，三十年代初，当中华书局编译所主编世界著名文学丛书时，即请他与林语堂参与。他当即凭记忆，另参阅图书馆目录，编制了一份《歌德以后的国文学举目》，搜集了歌德，海涅、霍泊尔曼等15位大作家著作，后来又应赵景深请，为《青年界》编制了一份《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从以文艺批评的历史为内容者，适用于大学作课本者等五个方面，推荐了一批浅近易读，也易买到的英文原著。

        “我有两个库，文库和武库”
        郁达夫回国后，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大学教育和出版社工作。每到一地，他就以最大的兴趣逛旧书市场，读图书馆。
        在北京，他是多家图书馆的座上客，而颇有兴致的一家乃是位于西单附近的松坡图书馆第二馆。那是梁启超为纪念他的学生蔡锷，集资而设立的。郁达夫常来读书，当时学校工资发不出，又要养家，买书困难。而此处离住家尤近，藏书高雅、冷门，颇符合他的求知圈，更有为之的此处还是文人们常聚会处。这天正巧遇见了中学同学徐志摩，徐志摩自欧洲回国后，一度就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的外文部工作。徐志摩这天是来拜访松坡图书馆馆长、老师梁启超的。他们谈得非常欢心，徐志摩对郁达夫那样好学，醉心于读图书馆一以贯之，大加称赞。当时徐志摩是北大文科名教授、新月社主干，冠盖满京华，经他常在朋友里介绍，郁达夫在北京也成为文坛名人了。
        在北京期间，郁达夫从不放过到图书馆找珍本善本研读，还特地几次赴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读了王久冈明嘉靖原本《永乐大典》，对它编制惊讶不已，说：“《永乐大典》编制方法，就有点奇特，比如说一个“天”字吧，它将与“天”字有关的种种典故，都输进去，倒也未始不可。最难得的是，比如“天章阁”三字之下，就把天章阁的一部藏书目录，也全抄了进去。“天随子”三字之下，则将陆龟蒙的全集，全抄进去。因而他说：像这种为择一字，而不惜抄入几十万或几百字的编制方法，觉得真是古今中外，决无其偶的创举。
        1933年，郁达夫举家移居浙江杭州，选择濒临浙江图书馆附近的场官弄，自筑“风雨茅庐”，取意“风雨如梅，鸡鸣不已”，正堂挂有蔡元培撰写的龚自珍诗句写的楹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还有自写的楹联：两口居碧水丹山，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野皆青磷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他是打算长期居住杭州，安逸地读书、写作。“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竭力把“风雨茅庐”打造为自己的图书馆。那时候，他每年要多次专程到上海买书，使藏书累积到三万册，其中线装书就有八九千卷；这还不包括收藏的清初文字狱的三百余部禁书，清初以来词家诗家集六百余种，而英德日书原版更多，有两万余册，包括英文之乔雯以前至今的伍尔芙集初版；德文之歌德前情歌集至马里亚利儿该止，全部都齐。法文有罗曼•罗兰等，而俄国文豪的新旧德译本，几乎是完全的。但他仍感不足，还常去咫尺百步的，拥有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浙江省图书馆借书，有如1935年秋，应邀旅游浙东浙南，事先就在图书馆研读了《天台山志》《雁荡山志》《温州府志》《仙都志》等多种，这些志书作为向导，也为自己有意写游记散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风雨茅庐。

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

        浙江省图书馆使郁达夫可书海漫游，使他极为欢跃，他常诙谐地对朋友说：“我有两个库，文库和武库。”这里说的“武库”是指家屋对面的相国寺，当时被用作兵器库储藏，所谓文库，即是图书馆了。

        住宅要找在图书馆附近
        1936年春，郁达夫接受老同学，时为福建省主席陈仪邀，来福建出任参议闲职。
        他到福州第一天，就购买了《福建便览》和一幅福州市区地图，还当着来访的《社会日报》记者说：“我查《福建便览》，是要查得福州共有多少图书馆，里面所藏的书是多少，看市区地图是辩明他所在位置。”这样记者方才明白，郁达夫的用心所在。后来，记者在报道中说“由此可见，他对书的留意，不愧是大作家。”
        郁达夫初至福州，随身只带了几本书，而每天读书又是多年养成习惯。他经过考察，就找了市区乌山福建图书馆附近的租房，以便就近到图书馆。郁达夫从来有一个读书志向，即入乡随俗。每到一地，就得博览该地文化历史书籍，尤其是地方志和乡贤丛书。当时日本侵略者魔爪已伸进华北，并把福建省视为势力范围。他尤其关注福建地方文献，在乌山图书馆，就曾大量搜读明戚继光和郑成功的文献，还读了南宋末年《心史》作者郑思肖的文集，南明为福建文人奉为宗师的《黄道周文集》。并以他们在强敌面前坚贞不屈的忠义气节写作诗词，鼓励时人。
        这年，郁达夫被聘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经常要赶去办公，他就此把设在旁边的省政府图书馆作为必至之地。省图书馆虽不大，但藏书甚佳，令郁达夫最为开心的是，管理员允许他进书库读书，要借什么就取什么。这个图书馆对他帮助不少，后来他赴新加坡时，还将留在福州临时添买的古今书籍二千余册，全寄存在图书馆里。当福州沦陷时，政府图书馆随省府迁往永安，管理员也将这批书妥善运往，并来函告郁，请他放心，保存无丢失。
        郁达夫当时已是海内外的大作家了，但相当平易，凡图书馆开展图书宣传活动，请他参与，从不推辞。在杭州时，他常应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约作讲演，有次还连续主讲现代文学讲座。陈训慈是现代中国颇有声望的图书馆学大家，他在开讲时介绍：“我想诸位定是很想看看郁先生的风采。”但郁在他介绍后俏皮地说：“我不是梅兰芳，如果诸位只来看我的风采，那令你失望了。”风趣之情，露于言表。很能与读者打成一片。在福建时，他也几次在图书馆发表演说，在福州《小日报》等的读者座谈会上，还据自己利用图书馆的经验，告诫青年们多读社会科学类书籍，还说：读书首先要分清是非黑白。
        抗战期间，郁达夫离开祖国，先后去了新加坡和印尼。
        在新加坡，郁达夫在星洲日报社主编多种副刊，但仍不改故志，买书、读书，以至在新加坡三年期间，竟有藏书二万册，主要是外文书。他的住室，三壁放置是接天花板的书架，俨然是一个小图书室。在印尼时埋名更姓，竟也购书几千册，其中有一套原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甚是珍贵。
        三年新加坡编辑生涯，郁达夫仍是当年留日的异地读书习惯，一夜至少读一部外文原版书。但他仍不满足，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已见：劝当地人士出资创办图书馆，他说在华侨众多的新加坡，“筹设一公共图书馆的事情，实在是刻不容缓的”。这家图书馆，要多放些，四部中之重要专著，及著名之总集。则中国五千年之文化，至少可以保全一部分。并以自己得益于图书馆和近代大作家乔其•葛辛因对图书馆眷恋不愿离开伦敦的例子，现身说法图书馆不能缺，而却往往为常人所忽视。因而当新加坡六六社发起筹办，他大为高兴，就把筹办的缘起重抄一遍，作为自己短文《图书馆与学者》的附件，在《星洲时报》发表，盼望这件侨界的文化巨业，能够有很好很快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