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先生保留的两本粮簿。　　见习记者梁炜培摄

　　1978年某天,广州机电系统职工史先生家里添了个男丁。欢庆之余,全家陷入惆怅:粮票肉票只有几张,餐桌上又多一张嘴。

 　　30年后某天,史先生在儿子儿媳的陪伴下逛商场,货品琳琅满目,“买100送50”等促销,让人应接不暇。

 　　看着家里仍然保留有粮票,那些关于“茶包”、“烤猪肠”的回忆又浮现在脑海。

 　　厨房灶底偷养两只鸡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借钱比借票证容易多了。”61岁的史先生是原广州机电系统的一名职工,1978年,已有一女的史先生又得一子。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一家四口每月凭票可领的粮食不足85斤,肉、油则是每人每月半斤。“根本不够吃”,他回忆道,“都是大人勒紧裤头带,让出来给孩子吃”。

 　　有一天,史先生听说有农民在大沥、黄岐一带摆卖鸡鸭,购买无需票证,便骑着单车到处去找。他说,自己月薪才40元上下,“买只鸡要花费1/5工资。但能让妻儿吃上肉,才是最幸福的。”

 　　后来,他干脆偷偷在自家厨房的灶底下,养了两只鸡,平时可取蛋,过节杀了,还能吃上肉。不过他也不敢多养,怕被别人说“走资本主义道路”。

 　　慢慢地,他发现许多街坊都在家里养起了鸡鸭。

 　　为尝肉味骑车四小时

 　　儿子上小学开始,史先生家每个月的粮票又添了5斤。那段时间,市面上也逐渐兴起一种新鲜烘烤的面包———“茶包”,是一种制作粗糙的餐包,没有馅,“但我们那时却将其当作宝贝”。

 　　每天凌晨5点,所有面包店前就排起了长队,由于物资缺乏,“茶包”限量发售,过了6点几乎就买不到了。花一张印有中苏友好大厦的面值贰两的粮票,挑一只感觉不会缺斤短两的茶包。“广州有句俚语:滚钱滚粮票,其实就是形容买东西不足秤,既亏了钱又亏了票。”史先生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供应渐渐充足,但肉类依旧跟不上。出于对肉食的长期饥渴,史先生每当稍微想象下吃肉的场景,就已口水嘀嗒。有天清晨,听工友介绍,在花都新华,不需票证就可以尝到烤猪肠。于是七八个同伴想都没想,大太阳下骑了两个多小时单车,赶到新华。最后每人点了一碟烤猪肠。“3元一份,贵死了,但那种味道一辈子都忘不掉”。

 　　吃饱了,大伙又骑了2个多小时的车回到工厂。“其实那碟猪肠的热量,远远抵不上骑4个小时车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