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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鱼代表的是广州人的草根精神。广州百姓能吃到鱼，就说改革开放好。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幸福的状态下创作《雅马哈鱼档》的。
有一次我去市场买菜，碰到70年代在二中时的一个学生，说要请我到东方宾馆喝茶。他自己开了个鱼档，每个月收入300多元，而我才68.5元。
他告诉我，现在出门不坐公交车了，要么骑摩托，要么打的。原来，这学生长得獐头鼠目，公交车上有小偷，人家就怀疑他，让他特别受不了。他说“我要活得像个人了”，这话让我特别感动。我想，是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平台让这个年轻人改变的。他就是《雅马哈鱼档》里阿龙的原型。
我当时想创作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下广州个体户群体的作品。电影出来后，有人评价说，它“撕开了计划经济的一角，呼唤市场经济的到来”。其实当时我一个小讲师，还没这么高觉悟。我的想法就是去反映这些个体户从事的也是光彩的事业。个体户赚钱这个话题在80年代还是很忌讳的，报纸上都不敢登这些。
但这部片子反响非常好。电影在北大放映时，学生讲：“广州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就热爱这样的生活！”
当时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发行《雅马哈鱼档》赚了8000万，大概相当于现在8个亿。而我本人拿了800元稿费，还有广州市给我的嘉奖，让我这个小讲师可以参加分房，另外增加工资13.5元。
讲述人：章以武（电影《雅马哈鱼档》编剧、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整理：本报记者 许黎娜
见习记者 黎诚
■老家当·鱼票
憋尿排队 争条活鱼
广州人吃大餐，一定少不了鲜鱼。今年78岁的老广州王勇直言：无鱼不欢，然而，追溯30年前，想吃鱼就得摸黑排队。
30年前，王勇是原广州农业生产资料分销店职工，住在十八甫路。当时活鱼仍是凭票供应，鱼票印有编号，过期作废。王勇育一家四口每人每年60张鱼票。“每张2毛钱，一斤鱼五毛，一个月只能买两三斤。”
为了让孩子能吃上鱼，王勇试过凌晨4点在寒风中排队买鱼。未到5点，队伍已排至四五十人，“憋着尿也不敢走，排队的人比竹篓里的鱼还多。”早上7点，鱼档开门，红衫鱼、池鱼、剥皮牛……统统只有半个手掌大，都是死的。卖鱼的也不给挑，秤哪一条就得要哪一条。
1978年底，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开放水产品市场。“那时，我们全家最喜欢广州办交易会了，因为又可以到一德路看名贵海味了”，王勇笑说，“吃咸鱼在当年是多值得炫耀的事！”王勇喜欢带着家人去一德路看海味，闻咸鱼香。
1985年4月1日，广州市取消鱼票。爱吃鱼的王勇如今和市场的卖鱼佬都熟了，“我买鱼头，他送我鱼鳔。”
本报记者 李晓瑛
■民间语文
生猛入骨
词条：生猛
注释：①活蹦乱跳的，通常比喻人厉害，或比喻人勇猛。②富有生气和活力。
例句：在中国，看电视不如看报纸，生活远比电视剧生猛。/老板请客，当然要大吃一顿生猛海鲜。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著名学术超男易中天则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
广州的这种气质，建立在吃的基础上。广州人吃，讲究新鲜，也就是“生猛”。海鲜就不说了，很多大排档都用“凌晨两点后有新鲜猪杂”作为招揽生意的噱头。前些年流行去芳村吃驴肉的时候，有些食肆直接牵头活驴在门口，以示对生猛鲜活的最高追求。现在看来，在食品安全事故几乎跟矿难一样多的时代，吃得生猛一点，多少可以减少一些被不良商人胡乱加工的风险。
讲究吃喝，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毕竟，人活一世，吃得满意睡得安稳，倘若这两件事不能如意，便是做了皇帝，也不快乐。广州从来没有出过皇帝，却并不妨碍大家在生猛鲜活的日常生活中获得满足。
广州人在吃上追求生猛，其他方面同样极度务实，和北京、上海与生俱来的权贵气息不同，广州虽然建城历史悠久，却一直只是偏远的化外之地，从来没有产生过高贵的基因，草根的烙印一打就是几千年。草根与务实相生相伴，倒也合乎情理。从日常的穿衣打扮，到赖以发家的经济形态，莫不如此。这种气质，就像暗夜里将桌子摆到马路上的那些大排档，纷乱、嘈杂，欠却几分体面，但胜在活力充沛，自由自在。
城市的气质会因应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变，同样是广州，在30年前以及更久远的黑暗时代，它和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有的只是疯狂和盲目，一切个性都不复存在，广州现在的喧嚣与繁华，其实只是短短30年个性释放的产物而已。□子强
粤讲粤搞
“咸水话”变淡
“咸水”是海水的代称，“咸水话”本指沿海以捕鱼为生的疍民所操用的一种粤语，与广州话有明显区别。今天，“咸水话”已在我们的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这一名称还在沿用，词义已由本来的疍家话扩大到泛指不标准的广州话。
18年前鄙人初到广州，硬着头皮学粤语，可“唔该”、“母龟”分不清，“西服”、“屎窟”常弄错。没想到广州的朋友总给予善意肯定：“识听！识听就得（听得懂就行）。”没有过分表扬，但听得出是诚恳的鼓励。
如今外地人满大街，各行各业操着像鄙人这样的“咸水话”的可不少，“识听就得”，大家互相包容，“咸水话”的“咸”味也越来越淡。
□伍巍（暨南大学教授）
打菜“识”叉烧
“叉烧”既是粤菜，也是方言俚语，说人“一旧叉烧”相当于说这人是“一块番薯”。这也是我学会的第一句粤语。
90年代初，我来暨大读博。论生活水准，当时的广州已比内地高出老大一个档次，学生食堂每天都有十来个荤素品种供学生选择。我的助学金在同届博士研究生中算最多，每月115元。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中、晚餐均为一个青菜，一个叉烧，每天伙食标准不超过3元。
我学广东话就打这里开始。起初跟食堂师傅说“一个青菜，一个叉烧”很别扭，但三年下来，竟然说得比谁都流利，但此外的“鸡翼”、“肉丸”、“猪手”、“牛扭”等，我仍然一句不会说，也实在没有操练机会，真可谓“两句三年得”。
2007年，广东博士生补助每月提高至800元，虽然算不上宽裕，恐怕再也不会有“一个青菜，一个叉烧”的难堪了。
□伍巍（暨南大学教授）
栏目统筹：刘丽君 许黎娜 李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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