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深南大道旁住着不少村民,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两旁也“种”出了不少城中村。(资料图片)   　　城中村通道狭窄,发生火灾很难扑灭。本报记者徐文阁摄   　　城中村道路一线悬顶。本报记者陈以怀摄

　　民间语文·城中村（下）

　　兄弟我初下广州时，是在冬天，在南国炽烈耀眼的阳光下，神思恍惚，到处乱走。

　　不经意间，就走进一个所在，只见人来人往，喧闹声一街一街地盛着，路一条一条地纠缠着，如蛛网密集，越走越细，士多密集如漆似胶，妖冶的女子时隐时现，两边的楼似乎就要撞在一起，天骤然暗了下来，如一线悬顶，黑暗世界里似乎只剩下一道光，令人有说不出来的怪异，就不敢再进去。

　　后来才知道，我去的冼村，人称城中村。这个名字，在南方声名远扬。“如果一个人没去过城中村，他怎能算呆过广州？”

　　从前，世上本没有城中村。高楼是高楼，田园是田园，城是城，村是村。遥远的20世纪90年代，忽然起了城市化的浪潮，钢铁水泥，由城及乡，铺天盖地而来，残存的村庄如孤岛悬城，非城非村。

　　跟着，起了民工潮，“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多少异乡人，带着五湖四海的汗臭，南腔北调的乡音，于此安营扎寨，于此晨出晚归，开始了闯荡南方的第一站。

　　我就这样来到了南方，一个揣着理想如同珍宝的新闻民工。在一些朋友矫情地看来，从江南那座精致细腻的大城，一头撞进粗鄙的城中村，好比是刺配沧州。

　　很久以来，我出没在城中村，却没有被刺配的感觉，反而有着如鱼得水的快活。

　　南海上没有盖子，城中村没有大门。人在落魄时，不敢乱花一分钱，不敢大模大样在街上晃，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世上，似乎只有城中村，永远向人敞开着。

　　从不识庐山真面目，进村必迷路，到胜似闲庭信步，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米粉，哪里有便宜的影吧……和一个个陌生的面孔萍水相逢，有着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

　　很久以来，我在城中村出没，惊诧于那迷宫一样的布局，满足于那里物产的丰富：报摊、小店、灯影暧昧的发廊、三元钱一部碟的影吧、3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又惊诧于那里人气的旺盛：让人丧胆的飞车党、落魄的摇滚歌手、被人断指的厨师，把假钞钉在墙上的士多老板、当街痛哭的工仔……

　　这些都让我浮想连翩：城中村是什么？也许是人在江湖的江湖，英雄莫问的出处。在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有一段恩怨情仇，每间出租屋都有一场悲欢离合。□谢海涛

　　旧报新读

　　中国首个股份制村

　　沙嘴村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新华社报道里是在1985年，是中国农村出现的第一个股份制村庄。

　　与香港新界隔海相望的沙嘴，上世纪70年代就利用有出海口的优势，村民凭耕作证过境去养蚝，村里以集体的名义进行边贸，用赚得的第一桶金来跟香港人集资办厂。之后，沙嘴人通过不分红以及集资的办法来建厂房。1985年起，三年内村里集体分配的钱只记在账面上，不发下去，算作投资，那年以后村民们的收入除了集体分配，还有股息收入、劳动收入等。直至1989年，沙嘴先后向村民集资6次，约640万元，加上村财政投资的390万元共逾千万元，建成厂房四万多平米。

　　由于沙嘴利用村民集资的方式搞起来股份公司，当时也不知是对是错，不敢对外说，直至深圳一些公司开始试行股份制后，沙嘴村的做法才被外人所知。当时，新华社发消息称，中国农村出现第一个股份制村庄。

　　口述

　　洗脚上田无地种 村民纷纷去“种楼”

　　讲述人：沙嘴股份公司原总经理助理陈葵

　　虽然我在沙嘴的股份公司工作了15年，但我是个沙嘴的外乡人。1992年深圳关内农村城市化以后，罗湖组织部派我到沙嘴股份公司支援这里的农村城市化工作。

　　沙嘴，因它的地形得名，像深圳湾上的一张嘴。隔条海就是香港新界。这里的人都姓欧，祖上靠晒盐、打渔为生。1992年，深圳关内农村城市化后，这个原本偏僻的小渔村就慢慢被高楼大厦包围，成了“握手楼”林立的城中村。

　　上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发展，沙嘴拿出6.5万平方米的地方规划建设新村。当时规划的新村根本没有“握手楼”，全村由东至西设5条主干道，宽7米，由南至北7条主干道，宽5米，连小巷以及屋与屋之间的最低距离都有规定，不得少于2米宽。规划还要求楼高最多不能超过三层，现在高达十余层的房子都是后面“种楼”种出来的结果。

　　到了1992年，深圳特区内农村全面城市化，村民都变成了市民。但洗脚上田后，村民无地可种，亦无鱼可打，收入只能靠村里成立的股份公司分红和房租。村民虽然户口本城市化了，但人的城市化和村里基础投入没有纳入政府视野，村民就业只能由股份公司“自产自销”。而随着深圳的发展，村子里几万平方米的厂房吸引了100多家港资和其他企业。有了工厂，租房子的人多了，村民开始有了“种楼”的意愿，而且意愿越来越强。于是，沙嘴新村一家一户不超三层的小洋楼不断往上长，同时越种越密，密成了“握手楼”。

　　村民的出租屋给周边工厂成千上万外来人员解决了住房。外来人多了，需要购物消费的场所，有人看到了其中商机，就在这里租房办商店、美容店和卡拉OK等，后来越来越集中，光卡拉OK就有上百家，无业人员也随之增多，弄到最后，外人送了沙嘴一顶“黄帽子”，一说“三沙一嘴”就觉得这里简直是个“红灯区”，直到后来搞得全国沸沸扬扬。

　　其实戴上这个帽子，好多村民也觉得羞耻。股份公司年年下决心整但总整不下来。村里有些人家，怕孩子变坏就搬到别的小区住了。夜夜刀光剑影大家也觉得不安全，而且那个时候出租屋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村民也不能审查租房人的身份，当时政府在管理上也未尽到监管的责任。

　　多年以来，政府对这里只有堵的办法，没有疏的措施。像以前“扫黄”，到最后娱乐场所只能是封了开，开了封，村民要生活，仅是堵是堵不住的，你得给他们出路。这两年，政府算是彻底开始治了。对村子里的基础建设也补了课，物业公司也成立了，城中村面貌大为改观。

　　威水史

　　据《深圳河畔的村庄》记载，特区成立之时，沙嘴还有数百亩鱼塘，有大量的鲜活水产品供应。虽然沙嘴的路又窄又烂，离市区仅有5公里，从深圳市委行车至沙嘴却需一两个小时，但因为沙嘴海鲜好，价格公道，人气很旺。善于经营的沙嘴人还专门从大连进新鲜鲍鱼，空运到广州，再从广州包车兼程赶到深圳，以保证其新鲜。以至于很多食客从广州甚至香港赶来品尝，后来“没吃过沙嘴海鲜不算来过深圳”这句话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