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孩子们的基础教育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的关键。

　　2008年9月1日，震荡中国基础教育进程的一个历史性日子——全国范围内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免。在农村已免费的基础上，中国义务教育步入全免费的“新纪元”。

　　环顾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改革开放后30年急起直追，中国终于具备了跨入这一行列的国力与底气。尽管这一天，国人等了很久。

　　1978年，基础教育随高考恢复而复苏。起点低、基础差、底子薄，为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读好书，10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展开漫长跋涉。

　　一代代改革先行者的足印，集结成30年求索之路。改革针对沉疴：基础教育失衡，农村贫困地区孩子上学难，学费就是个拦路虎；应试教育下的学生呆滞而苦累，各界指责四起；教育摊子太大，公办资源无法满足老百姓需要；教师是教育质量的“把关者”，岗位要求和曾经低微的待遇亦水涨船高。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新课程标准改革、多元化办学体制改革、教师聘任制改革等四大变革，与其他教育改革一道，相继喷薄而发……

　　改革不断刷新基础教育面貌。著名教育评论家杨东平撰文道：“当前教育外部环境和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已经越过了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中国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要，到有能力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换言之，上学难问题已基本解决，下一步的努力是上好学。

　　但还没到庆祝的时候，承载太多期望的基础教育继续面临拷问。“强势”的应试教育将很多学生变为学习机器，素质教育却步履蹒跚。同时教育资源的配置还是“厚此薄彼”，当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总是被人为地区分，父母们就不免为了给孩子上好学校而付出昂贵的“择校费”。在这两个问题上，家长和学生喊出同一个字：累！

　　正因如此，教育的改革唯有重上征途。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卢文洁

　　新华社、中新社供图

　　30年，四大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教育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奋起直追。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指向的是几大沉疴：基础教育失衡，学费拦住了贫困地区孩子上学路；几十年不变的“填鸭式”教育模式饱受诟病；教师待遇和整体水平都需要适应提高；单靠公办教育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四大领域的变革主导了30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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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制度改革：免费义务教育广东先行一步

免费义务教育让孩子们不再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看到报上今年9月城乡义务教育免费的消息，广东江门市大槐镇的农村孩子小平抿嘴一笑，早在2006年9月新学年起，她已提前吃到这“免费午餐”。是年，小平和全省1025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一起，首次免费上学。隔年，课本费也由政府买单，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广东再一次领先全国，圆满为“收费”义务教育画上终结符。

　　这领先的一步极不容易，它“挽救”了很多贫困学生，领他们重回校园。每年几百元的学杂费对小平也是重负，爸爸去世早，小平和妈妈靠捡垃圾为生，她已打定主意辍学，没想到校门却在此时向自己无偿敞开。广东自2001年探索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以来，广大农村中小学辍学率明显下降，许许多多如小平一般的贫困生，重新背上小书包，得以避免沦为教育的“弃儿”。

　　免费政策覆盖的人群逾千万，政府要出资几十亿元。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掷地有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占全省的一半，在农村推行免费义务教育是一项受益面最广的公共投资！

　　“免费”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很快，全国性的义务教育免费大潮轰隆而至。不管在哪个地区，上学难在农村最为显著。1985年中央规定，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按“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基本落到了乡镇政府头上。1994～2001年期间，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78%由乡镇负担。而乡镇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农村义务教育负债严重，一些负担不免转嫁到农民身上。

　　城乡教育面貌的差距，使基础教育形成一个“倾斜的天平”，农民怨声很大。2005年是中国义务教育体制发生重要变化的一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第二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免费教育”定义为义务教育的本质。接下来，免费的推进路程就顺畅了：2006年，中国政府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展到全国农村；2008年秋季学期起，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也得以免除。免费义务教育实现“全国城乡一体化”，至此兑现了它向全国近两亿中小学生免费的承诺。

　　在教育部官网上，人们可以看到这么一条评论：免费义务教育也许可以与全面取消“农业税”相媲美。上学不花钱不再是梦想，从中折射出公平教育的改革成就，而从长远来说，这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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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聘任制变革：平日做老师，周末做学生

教师上岗的要求越来越高。

　　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一小老师黄桂华，在教育战线奋斗33载，家里有一个20多年的热水瓶，虽不值钱，却是珍藏。热水瓶上刻着的年月日为1985年9月10日，保存着一份永久的纪念：我国第一个教师节诞生了。这一天，被黄桂华一生铭记。毫无疑问，它是国家自上而下肯定教师地位的标志。

　　“穷酸教书匠”，曾经是教师的代名词，一度标示着老师低微的社会地位。黄桂华记得，从文化大革命到1983年之前，她所在地区教师32元到42.5元的工资一直没变过。1983年她的工资提到49.5元，隔年再升到60元左右。领这微薄的“口粮”，老师间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个领导找某老师谈话，语带关切地说：“好好干，干得好提拔你去做售货员。”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各地“尊师重教”活动吹开教师头顶的阴霾。发轫于1985年的教师工资制度改革的主调就是：升工资！一路攀升的新酬待遇，其最大意义是保证了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当1993年底《教师法》颁布时，全国广大教师都发出欢呼，他们欣喜地看到这么一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这为教师工资的提高，确立了法律依据。

　　黄桂华历年的工资存折上，可以看到一条上升的直线。今年8月，数字首次超过3000大关。在黄桂华所在的小城市，水平直逼一般公务员。黄桂华说，教师不再受冷眼，一些当年跳槽改行的人生出了悔意。

　　打破“铁饭碗”上岗要竞聘

　　教师队伍稳定的同时，岗位标准却在酝酿剧变。1986年，中央“试水”教师职务聘任制度。时隔15年后，教师聘任制度正式全面启动。要做老师吗？首先要取得教师资格，到了学校又被纳入“竞争上岗、合同聘用”管理体系。不少人恐慌，也不免有人“出局”。

　　但经过喧嚷、苦痛和惊惶后，教师队伍消化了这一变革。老教师纷纷进修，新教师怀揣更高文凭入门，硕士生做小学老师亦是常事，教师整体水平呈等级递升。

　　“平日做老师，周末做学生”，描绘的是始于1999年的教师继续教育计划。对教师的职务评聘从学历、教学成绩、述职报告、教学论著、计算机操作等多方位考核。“今天做老师，真是不容易！”老教师黄桂华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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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标准改革：母女两代老师体验大不同

新课改让学生们有更多机会学习书本以外的知识。

　　学生在课堂上说得最多的话是：“老师好！老师再见！”其余时间，他们如同闷声等着被填食的“鸭子”。对此，退休老教师赵柳英深有感触。赵柳英这辈子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湖南省一间县级中学的三尺讲台。在她教学生涯的大部分时期，课堂便是老师的“一言堂”，学生只有听的份。“七八十年代上小学的人可能还记得，他们得坐得端端正正反转双手听课呢！”赵柳英笑道，一支粉笔、一本教本、一方黑板、三尺讲台，外加老师“三寸不烂之舌”，构成传统的教学模式。

　　改革开放后，此模式依旧持续了十几年，享有“填鸭式”之称。这枯燥而沉寂的氛围，被信息时代的浪潮击破。多媒体教学走进课堂，网络迅速波及校园。新课程改革也蓄势待发。

　　新千年，赵柳英女儿李敏娜到广州天河区某中学任教，很快赶上2002年广东的新课程改革试点。各学科推出新课程标准，打着“启发式、互动式”的鲜明旗帜，旨在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

　　课堂教学告别“填鸭式”

　　“现在老师讲得少了，一堂课规定讲课不超过15分钟。”李敏娜说，师生互动代替了老师的滔滔不绝。多媒体和新课件的引用，为课堂互动添加色彩。录音、投影、电脑，在城市中小学课堂上都已不少见，集多媒体方式之大成的“白板教学”一出现便很快为学生接受。 

　　人大附中的课程改革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样板”，该校除必修课外，为学生开设120多门选修课，另外还有诸多特色课，如创造发明、心理导向和形体训练课等。全国范围内，很多学校都为学生建造了类似的“课堂超市”。

　　与新课程相配合，课外作业和考试题目兼具灵活性和开放性，要大量课外阅读，上网查资料和社会实践才能考高分。一向被认为靠死记硬背的政治、历史、地理科考试也改头换脸，题目的活泛令老教师也吃惊。李敏娜笑言：“现在连政治科也有人请家教，你能想象吗？”

　　在全国试点基础上，教育部于2003年颁布新课改标准。这一建国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变革，首次确定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念，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学习促进其全面发展。

　　至今，新课改试验仍在进行，国家旨在确保201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运行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然而，一个巨大难关横跨于老师面前——不管课上得多活泼有趣，最后考评的硬指标依旧是分数，课改表面化、形式化、理想化等问题深深困扰着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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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体制变革：民办教育走到了春天

　　国家投入教育有限，尤其是千万外来工子女进城后遭遇上学难，民办教育从中找到了蓬勃发展的机会。

　　2003年底，广东昊源集团董事长莫道明拍卖得来108亩地，建起了一所民办学校。莫道明“精明”地找到广东实验中学（省实）合作：昊源集团为学校所有运营买单，而省实提供教育经验和管理，学校名为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省实天河学校）。这是民营资金与公办老牌学校的“联姻”，实际上它并非首创，此前不少公办名校就已开办挂靠自己名字的民办学校，被冠以统一称呼：“名校办民校”。

　　1982年，中央提出“两条腿”办教育方针，可视为民办教育兴起之“宣言”，并打破公办教育一统天下的办学体制。此后民办教育蓬勃发展，但一直在窄路上求存。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方才宣告有法可依。到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民办教育者们奔走相告终于迎来了春天。

　　即使在春天，仍不时有春寒的料峭。省实天河学校在2005年招生时，充分感受到了民校的窘迫。尽管打着省实的牌子，很多家长还是投了不信任票。有家长明明已交钱报了名，回家经过掂量，隔天还是退了费。

　　低迷的起点，让省实天河学校站在艰难的起跑线上。但这所学校宣称有两样“法宝”可以和普通公立学校竞争：一是它“移植”了省实成功经验；二是办学灵活，40人以下小班教学。“2008年我们中考成绩不错，站稳了脚跟。”不过现状仍容不得莫道明喘息，全国民办中小学不到一万间，占全国中小学数不到1%。

　　涉足民办教育短短几年，莫道明感触良多。他说：“这几年民办教育进步很大，社会认同度越来越高。但和公办教育相比，我们依旧是如履薄冰。民办学校容不得一步的失误，因为根本经不起失误的调整，社会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未来：两大难题

　　对基础教育的反思和忧虑，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以下两个难题反复被人们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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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学率指挥棒下素质教育何去何从？

　　“素质教育叫了这么多年，怎么觉得还是应试教育的老一套？”这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集体追问。

　　什么才是素质教育？它“开垦”的是人的全面素质，不只倾斜于知识能力，还应重视个性发展、道德境界和身心健康。然而，就现状而言，它始终还是种理想状态。

　　广州市天河区某省一级中学的李老师直言，对全部中小学校、教师和中小学生的考核和评价，就是考试和升学率。“学校每年将老师所带的班级进行分数排名，位置倒数的老师被叫到校长室训话。重压下老师只好拼命给学生补课，拖堂最正常不过，我真为现在的中小学生叫苦！”李老师叹口气，说他们班最辛苦的孩子，从周一到周日都背着沉重的书包奔走于教室和培训、家教场所。

　　应试教育以强硬姿态压过了素质教育，这是基础教育改革接下来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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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离取消“择校费”还有多远？

　　2006年，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首先发起对“择校费”的诘问。此事经媒体广泛报道，择校费问题被搬上全国的舆论平台。

　　可以说，择校费是滋生于教育不均衡土壤上的“怪胎”。国家教育配置不均，重点学校在软硬件上都遥遥领先，当然引得学生和家长趋之若鹜。按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择校，然而全国范围内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每年都上演“择校大战”。

　　孟浩本人认为，择校费的产生，首先归结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其后又人为地进行等级排序，造成恶性循环。也有教育研究者指出，“择校费”坚挺的症结在于目前教育资源分配的格局已经形成，资源的走向与利益挂钩，没有人能轻易撼动。

　　“取消择校费”的呼吁一度异常高涨，有人提出经济发达的广东能否再先行一步？主管教育的广东省副省长宋海说，取消择校费的前提主要看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在当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有一整套科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否则，单纯宣布取消择校费还不到时候。

　　何时才是时候？显然这需要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和提升来解答。这一天，应该不是个遥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