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梁伯强生于广东梅县，192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随后赴德国留学，1925年获慕尼黑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副教授，1932年回到广州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和病理研究所所长。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华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教授及副院长、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常委等职，国家一级教授。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而关进了牛棚，剥夺了教学、科研和工作的权利，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心脏病复发而得不到积极治疗。1968年11月28日，他病逝于广州，终年69岁。1978年，原中山医科大学为梁伯强平反昭雪，恢复一切名誉。

        精彩言论
        “所谓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科学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创造，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病理解剖对于医者，我们比喻来说，譬如一盏光耀的灯，在黑暗的中国医道上，光照他们，引着他们走上路的。”

        复活的灵魂
        梁伯强：勇于肩起黑夜的闸门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把医生与声名显著的政坛风云人物联系起来说，可见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当中，医生的位置绝对不能算低。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国内国外，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声誉，医生都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仁人志士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求救国之道，其中学医便是一条道路，即把认知系统与中医截然不同的西医介绍并运用到中国来，从增强人民体质着手，进而达到国富的目的。孙中山如此，鲁迅也是如此，尽管后来因为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不断深化与提高，他们终于放弃医学，或走上振臂一呼的革命生涯，或走上救赎民族灵魂的文学之旅。
        但大多数早年留学海外、立志学医的专家学者一直走下去，回到国内后，为中国的医学注入了新鲜而强大的生命力，以自己的医学成就，实现了回报社会报效祖国的愿望。在这一批先行者当中，就有今天在这里说的梁伯强教授。
        如同鲁迅是因为目睹父亲的死之后奋而决心学医一样，梁伯强也是承受着丧母之痛而投身医学。这个在中学时代便以勤奋出名的学者，选择了在平常中国人看来是大胆而难以接受的病理学。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皆受之父母，岂敢毁伤”，梁伯强要在国内推动病理学研究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刚回到同济大学时，学校每年尸解只有40—50具，梁伯强认为要进行病理学研究远远不够，经常要耐心说服死者家属捐献遗体，而对于无主尸体，更是不论白天黑夜，随到随解，有3次差点因此吃官司，甚至“有时是在军警监视下作完尸检的”。
        到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之后，梁伯强每年都要完成150例的尸解和500多例活体组织检验，常常是上午为学生讲课和实验，晚上则睡在所里的行军床上，最多一天竟解剖17例之多。即使在随学校迁往内地的颠沛流离的途中，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开展他的病理研究。途经越南河内的一个月期间，他竟然解剖了20多具尸体，取得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有人统计过，在梁伯强的带领下，截止1965年，他所在的病理研究室共进行尸解7689例，为建立我国的病理学研究起到了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早期倡导尸检、建立现代病理学还只是体现了梁伯强作为一个开拓者的勇气与责任感，那么，他一生的科研成就，都是在彰显出他的爱国之心。
        从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国人的血型与地理关系的研究》，到回国后对肝病的研究，再到晚年把鼻咽癌作为主要研究重点，梁伯强总是在把自己的科研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梁伯强就在《三三计划》中说，“广东要与肺结核、麻风和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作斗争。”解放后更是把广东地区多发的鼻咽癌当作研究重点，并在此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难能可贵的是，梁伯强从来没有因为研究的是西医而轻视中医的作用，体现出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客观态度和宽广视野。他早年在论文《中国古典医学的研究》中提出，近代医学中的若干问题早在《黄帝内经》中便有论述。
        梁伯强不仅推进了病理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还培养了一批继承他未竟事业的专家、学者。正如他的弟子宗永生教授所说的，像梁伯强这样—批勇于开拓、默默奉献、甘于寂寞的实践者，正是催促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人物词典
        [母亡•立志]
        梁伯强的母亲是位贤慧，勤劳的家庭妇女，在一场鼠疫流行中病逝，梁伯强幼小时便已萌发了长大后从医造福乡梓的志向。
1912年，梁伯强考入梅县巴色会教会中学(即梅县乐育中学前身)学习。在学校里，他的学习勤奋是出了名的，每天早上都要背诵德文字典，在学校里传为美谈。1916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同年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并在第3学年开始，协助犹太籍病理学教授欧本海姆教学与尸解。
        1922年大学毕业后，梁伯强先是留校任助教，在欧本海姆的指导下，专修病理学。1923年，因教学水平优异，他被同济大学推荐到德国慕尼黑大学专攻病理学，师从Brost教授。他利用该校的实验室，继续从事中国人血型的研究。1924年，他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在《慕尼黑卫生学报》上发表《中国人的血型与地理关系的研究》，并以最优等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25年，梁伯强回到国内，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32年，因为上海战争爆发，他回到广州，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病理学研究所主任。当时，该院的各个科都是由德国人担任主任，只有病理学一科是由中国学者梁伯强当主任。此时，风华正茂的梁伯强已经是当时的教育部部聘教授，享受最高的学术荣誉。

        [留学•立业]
        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病理学研究所主任时，所内仅有一名助教和一名技术员，教学用具严重不足。梁伯强立即申请经费，购置教学的投影机，显微镜和教学图片，同时率领助教和技术员装配课室和建造尸解室，并向德国的母校征集人体标本。短短几年之后，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研究所管理得井井有条，教学、临床检验和科研工作生气勃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术机构，为中国现代病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梁伯强也颇为满意：“本所虽无伟大可言，而简朴实用，颇适合我国教学及研究之需。”
        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梁伯强深刻地认识到，要建立中国病理学，就必须有自己的病理学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收集，有赖于病理解剖(即尸解)。他以德国医学的发展为例，指出该国主要靠尸解工作去找出死因，从而提高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在旧社会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梁伯强面临着难以想像的困难。
        到广州任教之后，他带头签名在死后捐献遗体，并在解剖室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谁愿把尸体贡献给科学，功德无量”。在他的带动下，研究所的病理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病理学研究积累了重要而宝贵的资料。
        1936年，德国著名病理学家Bettinger教授来华参观该所时，称赞说“这是一个完善的，极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所。学术气氛浓郁，设备达到德国一流水平。有些项目，如尸解记录，我们还没有要求这样详细。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实在难以相信”。
        同时，梁伯强还非常注意病理解剖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甚至“科学性和规范性已超越德国”。1953年，他编写了《病理学实验室手册》，并鼓励和支持编写了《病理组织学标本制作技术》等工具书的出版，使各种制度更切合实际和更为规范化。现今全国众多医学院校病理学的管理制度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演绎着梁伯强模式，由此可见他的贡献与影响力。

        [治学•立言]    
        1949年初，梁伯强赴美国霍普金斯等大学考察医学教育，但因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解放后他毅然回到国内，继续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授和病理学研究所主任。全国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医学院，他先后任病理学教授、病理学教研室主任、第一副院长等职务，主管全院科学研究工作。
        解放后梁伯强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广东本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巴基斯坦医学会议上，他根据丰富的资料，提出中国的肝硬化不是由于营养缺乏，并认为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和肝癌的致病因素，与当时国际上强调的“肝硬化的原因是营养缺乏”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一见解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国内大量研究资料所证明。
        鼻咽癌是广东地区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被国外学者称为“广东癌”。1959年，梁伯强明确提出把鼻咽癌研究作为中山医学院科研重点，并立即建立了从基础到临床的研究机构“一所五室”(即一个研究所和五个研究室)，成为教学科研和医疗的中坚力量。在治疗方面，用放疗和化疗取代以往的外科手术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生存率。

梁教授的医学研究手稿。

        1962年，他出席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在大会上宣读《鼻咽癌组织学类型，生物学特性和组织发生学的研究》论文，文中首先提出“肿瘤间质”的概念，并辩证地论述了肿瘤间质与实质的互相关系，肿瘤间质对瘤组织发生、发展和分化的影响，这一科学的论断受到国际肿瘤病理学家赞同。该文至今仍被视为鼻咽癌研究中的经典著作。

        [传道•立身]
        作为一名著名的医学教育家，梁伯强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早年他悉心培养年轻助教，后来通过招收研究生，进修生和开办病理高级师资班等方式，为全国各医学院校和研究所输送了400多名病理学人才。
        据他的学生回忆，梁伯强每次上课都是提前几分钟到教室门外，铃声一响，分秒不差走上讲台。而他到科学馆作学术报告时，总是提前2天带上助手和幻灯机，以求观测最清晰和最有效的距离，让前后排的听众都能看清楚。早年，梁伯强到外地去，让学生杨简有困难可找德国的贝廷盖教授请教，结果杨简几次携病历去请教，贝廷盖只字未改，同意诊断，并笑着说：“真是名师出高徒”。

梁教授一生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病理学人才，被尊称为“一代宗师”。

梁伯强培养学生，既严格又细致，被学生称为“严师慈父”。

梁伯强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著名的有杨简、李瑛、王典
羲教授等。据不完全统计，他的学生中有中科院院士3人，工程院院士2人。

        梁伯强培养学生，既严格又细致，被学生称为“严师慈父”。“慈”是指他言传身教，细致指导，即使年事已高，仍然坚持亲自为学生示教，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严”是指他每周制定学习和工作计划，严格执行，周末检查，如果未能按照计划完成，毫不留情，勒令补课。多年之后，一位他当年的学生回到国内时，曾深情地说：“过去我们都觉得梁教授过严。但出来工作后，才体会到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严师，我才有今天。”
        梁伯强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著名的有杨简、李瑛、王典羲教授等。据不完全统计，他的学生中有中科院院士3人，工程院院士2人。

        地理记忆
        中山大学北校区病理楼(中山二路)
        从回到广州开始，梁伯强教授的学术与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广州的医学院校里度过的。从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到抗战期间随学校内迁中的颠沛流离，再到后来的华南医学院，梁伯强始终与这所学校形影不离。  
        梁伯强1932年从上海回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病理研究所主任，并于1937年及1948年，两次出任该院院长。1953年8月，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岭南大学医学院合并组成华南医学院，梁伯强担任副院长，主管全院科研工作。
        尽管学校一直在变迁，但梁伯强有个职位始终未变：病理研究室主任。他当年一手筹建的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楼至今仍然存在于中山大学北校区内，仍然在承担着科研与教学任务。

梁伯强当年一手筹建的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楼至今仍然存在于中山大学北校区内，仍然承担着科研与教学任务。

中山大学北校区正门后面的一幢三层小楼，是梁伯强曾经居住的地方。

        梁伯强当年的技术员凌启波老先生告诉记者，当年的病理楼只有两层，后来随着科研人员的增多，楼的东西两面都加盖了3层房子，原来的两层楼上也加盖了一层。在这栋楼里，至今仍保留着梁教授当年收集和制作的几千件标本。
        几十年的历史过去了，“病理研究所”的牌子几经周折，现仍存放于病理楼，而梁教授从1930年从德国购买的—个保温箱，至今也仍完好地保存在病理教研室内。

        相关记忆
        广州早期医学教育院校
        南华医学堂
        博济医院于1865年正式在院内设医学班，由该院院长美国医学博士嘉约翰创办。首届招收学生8名，学制3年。1879年应真光女校请求，首招女生入学，开中国培训女医生及男女同校的先河。孙中山曾在该校习医。1901年正式成立医校，附属博济医院内，次年正式定名为南华医学堂。1908年，因学生反对学堂的不合理举措，实行罢课，校方便将学堂停办。

        夏葛医学院
        1899年由美国长老会委派女医生富马利创办，原名广东女子医学堂，专门招收女生。1905年，得美国慈善家夏葛氏捐助巨款，兴建校舍，改名夏葛女医学校。1930年，由美国长老会移交中国人自办，并改名夏葛医学院，随后兼收男生。1936年并入岭南大学，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并迁址于长堤博济医院内。鉴于孙中山曾在博济医校学医，定名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并成立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孙科任主席，黄雯任院长。1953年8月，在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改名华南医学院。

        广东光华医学院
        该校地址原在五仙门关部前(今泰康路)，后迁先烈路和尚岗(今陵园西路)。1907年，梁培基等人有感于当时中国的西医医疗事业为外国教会医院所操纵，为争医校、争医学教育权，光我华夏，发起创办光华医社，筹办医校和医院，次年改名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课本全部采用中文，开创了由中国人自办、中国人任教、用中文讲课的西医教育的先河。

        师门琐忆
        一生严谨后辈楷模
        被采访人：宗永生教授(梁伯强教授的学生，原广州肿瘤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山大学北校区病理研究室教授)
        采访的当天下午，宗教授还要参加研究生的毕业答辩会，却还是抽出时间匆匆赶来与记者见面。
        记者：从资料上我知道，您好像是梁教授解放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
        宗永生：解放后病理学人才基础是很薄弱的，卫生部下决心要培养一些人才，就找了几个权威学者来做，梁教授就是其中一个。我是1951年参加的第一届高级培训班，计划要招3个人，另外还招了9个计划外的。我是计划内的一个，毕业后留下来做他的助手。
        记者：那么，您认为梁教授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宗永生：从几方面来说吧。我觉得他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病理学人才，到文革前，全国病理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骨干有50％是他的学生，中国病理学能有现在的局面，他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另外，他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尸解工作，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在科研上，他提出的“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模式，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鼻咽癌的研究更是开创了先河，我就是被他引入到这个领域，干了一辈子。(笑)
        记者：梁教授最开始是做病理学研究的，后来又怎么开始了鼻咽癌的研究?
        宗永生：这就是我要说的，梁教授非常爱国。他解放前就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了，地位非常高，为什么没有跟国民党跑?这是因为他真的觉得共产党好。他从来都不空讲，是把自己的研究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要把科研与人民的需要结合在一起。鼻咽癌是广东最常见的肿瘤，是“本地癌”，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来做研究。
        记者：您认为，梁教授身上最可贵的东西是什么?
        宗永生：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来不哗众取宠，这种为人之道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也是很值得很多后辈学习的。所以，你在写梁教授的时候，最好不要加多少词来形容他。   
        记者：您作为一个著名病理学家，是如何看待梁教授在中国病理学上的地位?
        宗永生：这么说吧，以前病理学界有个“北胡(正祥)南梁(伯强)”的提法，1955年国家聘学部委员的时候，中山大学本部有容庚等几个，但医学界就他一个。

        同仁印象
        不做院长做专家
        被采访人：凌启波(梁伯强当年的技术员，现70多岁)
        听说记者要采访他，凌启波老人早早地就在等着了，一个下午侃侃而谈。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梁伯强教授工作的?
        凌启波：1943年。梁教授当时跟着中山大学医学院迁到粤北乐昌，需要找一个帮助他工作的技术员，我的家庭比较贫困，就开始跟着他工作了。后来有一段时间，乐昌沦陷了，他去了重庆，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回到了广州，我又开始跟着他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算起来，总共大概有25年的时间。
        记者：在您记忆里，梁教授在生活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凌启波：梁教授不太爱笑，看起来是个很严肃的人，我刚开始跟他的时候是有点害怕的，慢慢地可以说是“又惊又敬”。不过，他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我那时候还没有成家，一到节日，他都会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吃饭。
        记者：您是一直跟着他工作的，他在工作中也是很严肃的吗?
        凌启波：是，但他在学生和助手中很有威望。那个时候，他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要亲自上两个小时的课，周六来检查布置的情况。当时他提问题，让学生来回答，如果回答不出来，就一直站在那里，有些同学回答不上来，可能还会哭起来。(笑)
        记者：梁教授给您个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凌启波：他在学术上太严谨了，甚至连贴一张标签都要用铅笔做好记号，不允许你有一点马虎。解放后，政府几次要他做中山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他都推辞不做，只做病理研究室的主任。他后来对我说，他觉得做病理研究的贡献可能要远远大过做院长的贡献。他对行政这方面是没什么兴趣的。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刘炜茗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皓

        下期预告
        “非典”疫情的迅速控制，使世界医学界重新认识了中西医结合的神奇。1882年生于番禺的名老中医黄省三，便是我国中西医结合探索的先驱者。从未师从名医、更未受过学院教育的黄省三，却靠自学成为医学泰斗、中山医学院的教授，并开创了中医发展史的新纪元。他的精湛医术，高尚医德，都是杏林佳话。

        特别鸣谢：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