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灵魂

金曾澄：广东高等教育的铺路人

广东教育史上，金曾澄并不光彩照人，但不可或缺。

1932年，身为广东省政府委员的金曾澄准备视察西江(前排着长衫，戴眼镜者)。

金曾澄二十岁在广州协助华侨创办时敏学堂，到七十岁高龄仍担任私立教忠中学校长，从今天的角度看，金更多的是一个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管理学校的职业经理人，而远非一个学者，他的商人家庭背景，诗人气质和留洋经历在身上交织，但即使如此，至少从仅存的有关资料来看，他应该也不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从二十三岁的“壮志岂无发扬日”到六十岁的“暂凭樽酒慰时艰”，金的一生，更多表现为对于教育事业的恪尽职守，在广东高师时如此，在中大时如此，在职业生涯中，多次辞去高官显位，而任职中学，也正是尽职的表现。这样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在各自的领域张扬个性，而是“性素稳健”，尽管“爱读诗”，但“不能文”，这不能不说是形势与责任使然。

1923年12月15日，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同人为校长金曾澄去职公宴于广州南园。

有这样一个统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从创办至1923年金曾澄离任为止，11年间毕业生共达2400多人，遍布全省各地。2400个教育精英对于高等教育刚刚起步的广东来说是什么样的财富，而创造与守住这笔财富是如何艰难，历史没有把功劳全部记在金一个人身上，但金的作用完全值得浓墨重彩。

1941年金任执信中学校长期间学校被迫迁往澳门，日本领事驱车到执信，游说金为虎作伥，尽管出生富裕家庭的金此时已经“买酒无钱渐觉贫”，但仍旧断然拒绝日本人的要求，保持了气节。1945年临危受命，接管在粤北避乱的中大，“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但中大保持了一定的规模，直至抗战胜利。

金既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在政治上加官进爵的砝码，也没有存心留名于史，因此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他总是有意无意地隐身幕后，游离在政界与教育界之间。

后人对金曾澄的了解很少，我们能看到的，最中肯的，应该算是中山大学杨鹤书教授的评价，“是广东高等教育事业的铺路人”，这几个字得来不易，毕竟，即使是在中山大学，有关金的资料也没有多少。而且，和中大的历任校长比起来，论政治背景，他不如邹鲁，论学问，他不及钟荣光，铺路人的说法，似乎更准确地描述了在历史的低谷，适逢其时的金曾澄对教育的贡献。

教育的传承究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一代人，并不是一两个数字可以讲得清楚，但是，从广东高师到中山大学，单单从一个学校的历史来讲，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外敌入侵，都能够延续教育传统，意义在于，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绵延不绝，欣逢盛世才能发扬光大。

而金曾澄作为教育史上一个环节，可能并不会光彩照人，但至少不可或缺。

□人物传记

金曾澄(1879～1957)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番禺。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东渡日本留学。

1912年初，金曾澄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此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金曾澄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年至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金曾澄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金曾澄即回到广州，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

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金曾澄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军企图打通粤汉线，他又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曾澄历任仲凯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金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现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1957年3月24日，在广州病逝。

遗著有《视察报告书》、《澄宇斋诗存》，《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

人物词典

连任  临危受命

以历史记忆的规律来看，做官容易被忘记，做学问容易被记住，做校长的优势在于处在做官和做学问之间，金曾三次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这三次任职的经历，就成为梳理他一生成就的最主要脉络。

1912年2月成立的广东高等师范学堂。金曾澄曾任校长。

1912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后改为广东大学，是中山大学前身)，金曾澄任首任校长，两任近十年，这十年对于广东高等教育来说，是坎坷的十年，尤其是1922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挪用，占用教育经费现象严重，高师校长并不是一个肥缺，而是一个苦差，当时的广东高师，学生都是贫苦家庭的孩子，住宿、膳食费用都是公家负担，教育经费尚不能满足一日三餐，这时的金，利用自己在商场、银号中的信用，想尽办法，使学校没有因断粮而关门。

1938年广州沦陷，金曾澄本已避乱香港，却仍旧在1942年临危受命，担任已经疏散到粤北的中山大学校长。此时的中大校长一职，已经不复当年的显赫地位，1945年，日军进军粤北，当年已年近花甲的金带领大部分师生转战乐昌、仁化、龙川，后设本部在梅县，文、理、医学院及研究院全面复课，直至抗战胜利。保持了“纪念本世纪第一位革命伟人的名校的完全”。

拒任  温和派

三次出任中大校长，除了一次是广东高师期间、一次是中大疏散到粤北期间，还有一次是1930年，当时的中大校长戴季陶辞职，朱家骅接任，当年11月，朱调任中央大学，金被任命接任。与其他两次担任校长职务不同，这时的中大校长一职，兼有政治背景与学术影响，颇为抢手。学校与政治层派系斗争都比较严重，学生中有背景者提出“拒金”，性格稳健的金自然不肯贸然就职，改任教育厅厅长。1936年，金又辞去厅长一职，先后任仲恺、教忠、执信中学校长。

从这件事情中也依稀可以了解金的个性，无论是作为政治人物还是学校管理者，金应该都属于温和派，这样的温和性格可能和他身处的历史环境有关，金出身广州高第街的望族，曾由清地方政府公派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即参加应试，被清政府录用为学部主事。辛亥革命后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加入同盟会。

在广东高师任校长期间，学生评价金“性情温和，从无疾言厉色，也不喜欢演说训话，不同常见的慷慨激昂的革命党”。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学术上的新旧之争在学校比较盛行，此时任校长的金能够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不干预学生团体，主张学术言论自由。

1945年，颠沛流离的中大师生重回广州石牌，于保全学校有功的金再次请求辞去代校长一职，从此未回高校校园。

在政界与教育界之间进退的金，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表现出宽厚的气质是必然的，因为无论如何，金热心于教育，并非出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政治谋略，而是出于一个早期的师范毕业生和对国际教育情况比较了解、并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希望以己所长，服务国家的美好愿望。

不能文  爱读诗

在孙中山文献馆，我们看到金曾澄的《澄宇斋诗存》，诗集是1948年由金的亲友和弟子集资刊印的，收集了金几十年的诗作。从金留下的文字看，我们能够找到的，除了这本诗集，就只有一篇《考察报告书》，几乎没有什么是有关个人经历与情感的文字。即使是这样一本诗集，也颇为勉强，金在自序中说到“余不能文而爱读古人诗，尤爱读七律”，而诗歌创作也是“拉杂成诗，意到即书，不事推敲”。

“不能文”使我们对金无从有更为确切的判断，但透过诗集对金也有一定的了解。诗集中的诗作以时间顺序排列，第一首《东渡》讲述的就是二十三岁、风华正茂的金曾澄东渡日本学习教育的心情，“国步艰难事可知，掉头东去欲何之？”面对国步艰难，年轻的金有几分困惑，但报国之情也溢于言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想见军旗催鼓角”，1938年广州沦陷后金“五更残月满征衣”，上世纪四十年代金带领中大师生转战粤北，沿途“满地烽烟路不通”更使他伤怀，诗人的生活与情感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金的“不能文“与“爱读诗”也让我们感受到他无奈的一面。生逢乱世，内忧外患之时，现实生活中，金是一个既充满爱国热情，又恪尽职守的教育工作者，而在他的内心世界，对“诛茅开草径，结瓦剪松皮”的诗意生活又何尝不是充满了向往呢。

地理记忆

高第街(1879年)

金曾澄出生于高第街，具体位置不详。本报记者曹原  摄

金出生于高第街，具体位置不详，家族是广州金氏望族中的一支。关于金氏家庭的来历，记者采访了现供职于南沙经济开发区的金雨雁先生，他的父亲生前是中大颇负盛名的历史系教授金应熙先生，金雨雁称自己家族的一支与金曾澄有一定关系，自己也听父亲讲过，是属于一个大姓中，但后来已经各自独立。至于金氏的来历，他说，明朝中后期，金氏家族在吉林，因为地域关系，与满人关系比较密切，满人人关后，封金氏先人到浙江绍兴做官，因此，无论是金曾澄还是金应熙，祖籍都认为是绍兴，绍兴经济发达，金氏族人中多有生意人，其中部分就南下广州，金氏后人中有不少加入同盟会，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此外，后人中既有知名学者，又有大生意人，还有部分政府幕僚。而金能够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威望，支撑财政困难的广东高师，和他的家庭背景也不无关系。

多宝路(1898年)

按照《广州志》的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金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随后才留学日本，开始了自己作为教育家的职业生涯。

时敏学堂是近代广东最早一间新式民办学堂，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直接促使下，由广州志士马来西亚华侨邓家仁、邓家让兄弟创办。地址在现多宝路39号省水利厅办公大院，该学堂是清代广东首屈一指的新式学堂(设有小学，大学两部)，在当时，该路段也因此而命名为时敏路，金在学堂中担任何种工作，没有明确记载，但金一生中重视华侨教育，1923年在广东高师首设华侨班，开创侨生高等教育先河，并于任期内动员华侨捐得巨款为该校兴建了两座教学大楼。可能与早年邓氏兄弟的影响有关。

文明路(1912年)石牌(1945年)

金曾澄任职时的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在现在的文明路钟楼处。

尽管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金实际上并没有在今天中大的校园中工作过，他任广东高师校长时，学校在现在的文明路钟楼位置，想来在广东高师工作十年的金在这里留下了不少足迹。此外，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带领中大师生回到广州石牌华中理工大学的位置复课，不过时间不长，金即以年老体弱为由辞去中大校长一职。

金曾澄历任仲凯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广州解放后，70岁的金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现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但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登录广州市13中学的网站，两度任教忠中学(13中前身)校长的金甚至没在该校的名人录中留下名字。

六榕路(1953—1957年)

在有关广州市文史馆的记载中，有这样一行文字“金曾澄，男，无党派1956.1～1957．4(任职文史馆副馆长)”。

1952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9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据此，广州市市长叶剑英指定朱光，罗培元负责筹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1953年9月26日，广州市文史研究馆(以下简称市文史馆)正式成立。馆址设在六榕路89号，毗连六榕花塔，现在旧馆位置已经归还六榕寺，广州市文史馆迁至广州大道，现在的工作人员中已经没有人与金共事过，文史馆曾出过一本题为《昨夜星光》的已故馆员评传，中大教授杨鹤书的金曾澄传被列为首篇。

□学者视角

20世纪上半叶广东高教

广东地处岭南，万山重叠的南岭将广东与中原地区隔离起来，使得广东在很长时间内落后于内地，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直到明清之际，广东书院之风大盛，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为广东近代高等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末新政是广东高等教育新旧转换的关键时期，也是新式教育格局初步奠定的时期。1902年，两广总督陶模创办了两广大学堂。1903年，清政府变革学制，规定名省设立高等学堂，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便将两广大学堂改名为广东高等学堂，课程分“政科”和“艺科”两大门类，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文科和理科，并聘请了曹汝英、朱执信等著名学者和一些外籍教师从教。随后，一些高等专科学堂也陆续创办，包括政，法、医、师，军、农等各个方面，为近代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具备职业技能和素养的专业人才。

20世纪第一个十年，广州是教育部规定的全国5个学区之一，1912年2月遵教育部令将原来的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称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中外教会人士共同创办的岭南学堂升为岭南大学，广东有了第一个综合性大学。

进入20年代，广东高等教育得到较大发展，高校数目剧增。到1924年，广东有12所高等学校，其中国立1所，省立4所，市立2所，私立5所。1924年，孙中山下令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成综合性的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1926年7月以后，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在20年代以前，除了梅县嘉应大学外，广东的高校都集中在广州，教学研究以文史、政治、医学和农学见长。

陈济棠主粤期间(1929—1936年)，时局相对稳定，教育事业也大有发展，在加强已有的10所高校外又另创4所新校。1930年，广东每百万人口中有高校学生180人，居全国第5位，比全国的平均值93人高出很多，彻底改变高教落后的局面。另外，教育层次也随着高校数目的扩充而提升。20年代中后期，岭大、中大等高校已经开始了研究生教育，到1935年，中大成立研究院，1937年4月又成立了研究院第一届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正式对合格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

1932年初，日军侵犯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广东高教界除了和全省各界一样献捐筹款外，还结合高校优势作出特别贡献，如中山大学为前线赶制了防毒面具；广州光华医科专门学校的师生组成了医生、护士、学生40余人参加的救护队，他们医术精湛，对伤员关怀备至，被认为是沪战场救护团中成绩优越的一个，深得全国军民的赞许，国际医疗机构特赠救护车一辆以作纪念。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广东高校掀起，抗日先锋队、战地服务团、救国宣传队纷纷成立。10月，广州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各大学被迫纷纷外迁，公立高校大多迁移至内地，私立高校则迁往港澳。广东饱受战争之苦，教育进程也蒙受挫折，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使得许多学校无钱维持、学生无力继学。烽火连天，各校损失巨大，岭大、中大等高校的校舍设备、不能带走的图书仪器均遭破坏。1939年，高校学生数比战前减少68％，教员数和经费亦均减少78％以上。1941年，大专院校由14所减至7所。艰难困苦中，虽然有一些高校结束，但还是有许多高校师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学业与研究。1942年4月起，省政府先后筹设艺术专科学校，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南方商业专科学校，同时拨款资助私立岭南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等由港澳等迁回内地，中大由云南迂回坪石。另外，爱国人士还创办了两所新的私立高校，努力为失学青年们提供教育的机会。

战后，海运恢复，侨汇开通，广东教育事业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突破了仅在广州一地办学的状况，韶关，海口等地先后设立的高等专校极大地推动了这些较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按1949年统计，广东大专院校已达25所(本科15所，专科10所)，招收学生1.5万人。其成长速度和规模体现了广东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和潜力。

作为教育最高的阶段，高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同时也见证着教育事业漫长而艰苦的成长历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广东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承前启后，是岭南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忘却的一页。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史研究所  李兴韵

下期预告

陈炳权，早期创办了私立广州大学，后又到香港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他最早将统计课程引入中国，在上世纪20年代初，陈炳权发起了一场统计运动，他是中国统计学会的创始人。陈炳权曾三次前往美国，前后三次担任私立广州大学校长。他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一生都在教育圈里打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