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灵魂

许崇清：清风亮节范式人物

人民教育家许崇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到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主席进会议室的时候特意问道：“许崇清先生到了没有？”许回答说到了，毛泽东主席说“久仰大名”，许连称不敢当。

　　这个让毛泽东主席“久仰”的许崇清，正是从广州高第街走出的又一位许氏后代。他的两位哥哥许崇灏、许崇济与堂兄许崇智一起，被称为孙中山麾下的“许氏三杰”，在辛亥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而孙中山先生更是高度评价许家兄弟的贡献，他赞扬许崇清的母亲“教子有方”，并以牌匾相赠。

　　不过，与两位兄长的戎马生涯不同，许崇清一生都是以教育为业，解放前先后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中山大学校长等职，解放后任广东省副省长。其中，他与中山大学更是有着深厚的渊源。1951年，中山大学要任命一位新校长，中央当时本来另外有人选，但毛泽东主席认为不合适，没有同意。提许崇清做校长人选之后，毛泽东马上就批准了，所以才会有开头的一幕，他对许崇清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于是，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一直到1969年去世。

　　毛泽东如此推崇许崇清，自然有道理。许崇清不仅曾是国民党内一位思想进步的代表人物，一位社会声望极高的教育家，更是我国开拓辨证唯物主义教育理论的先驱。

　　20世纪初，正是中国封建正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亟待建立之时，一批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有识之士感觉到，如果在教育方式上仍然墨守成规因循旧路，整个民族的发展步伐将会远远落后于世界。他们回国后，把先进的观念和思想引入到自身的教育实践中，中国的现代教育顿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在这股浪潮中，许崇清正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在日本读书时的许崇清

　　在留学日本的15年间，许崇清最初专攻哲学，随后转向社会学，进而对教育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因为通晓德文，直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对他此后教育、政治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崇清自己也曾经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甚至要早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另外，他还是第一位向国内读者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沦的学者。

　　回国后，许崇清不单纯是反对传统的经学教育，同时也对西方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某些唯心主义或机械论学说加以批判，始终致力于建立以辩砌唯物主义论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新体系。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时，他以惊人的胆略和勇气，发起收回教会学校外国人管理权及禁止在学校内传教的运动，同时坚决反对陈济棠鼓吹封建道德，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成为教育界一面光辉的旗帜。

　　学者杨东平曾写道：“事实上，每一所(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邹鲁、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教育家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实践，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

　　三次出任校长、主长中山大学的近20年间，由于非常尊敬孙中山先生，对这所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大学怀有深厚感情，许崇清对办好这所大学肩负着高度责任感与决心，可谓把毕生心血几乎都奉献给了中大。他在校内，对学生爱国运动态度开明，尊重人才，大批聘用知名学者，倡导形成学术研究自由气氛，又亲自讲授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山大学开拓了进步自由的风气；对整个中山大学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延续，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暴力革命是对过去的“破”，教育改革是对未来的“立”。在历史的进程中，“破”与“立”永远是辨证对立的统一。国家民族有病的时候，“破旧”是治标，“立新”才是治本。但破旧易立新难，只破不立，历史永远也不可能进步。如果说许崇清的兄长许崇智、许崇灏、许崇济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是“时势造英雄”的话，许崇清的教育哲学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影响则是“英雄造时势”。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不仅使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成了“文武全才”式的百年家族，也证明了近现代史上藏龙卧虎的广东，既能诞生为国家民族“治标”的英雄，也能贡献出为国家民族“治本”的贤人。

□人物传略

　　许崇清(1888—1969)

　　别号志澄，广州人，三次出任中大校长，曾任广东省副省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哲学家，被公认为“新教育学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1888年生于广州高第街，8岁丧父，家道中落；

　　1900年到湖北武昌寄养在姑丈家，进一所教会学校念书；

　　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第七高等学校；

　　1911年，经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随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1912年，返回日本继续学习，从日本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日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进研究院；

　　1917年，发表《再批判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成为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中国学者；

　　1922年，应孙中山之邀回广州，出住广州市教育局长；

　　1922年9月，廖仲恺赴日本与苏联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约许崇清同行。同年10月24日，许崇清和廖六薇(廖仲恺的侄女)在东京结婚；

　　1923年，许崇清由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指派他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参加了改组计划草拟工作。他也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教育部分的起草人之一；

　　1923—1927年，出任广东教育厅长；

　　1931年，第一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

　　1934年，发表《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反对陈济棠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被解除教育厅长；

　　1937年，再次出任广东教育厅长；

　　1940年，出任中山大学代校长，主持将中山大学迁回广东；

　　1948年，发表《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

　　1949年11月，回到解放后的广州，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随即受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派，接管私立广州大学，并担任该校校长；

　　1951年，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

　　1957年，发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

　　1963年，任广东省副省长；

　　1969年3月14日在广州逝世。

□著述

20世纪五十年代许崇清校长在办公室伏案著述。

许宗清为辛亥革命烈士张云田的题词。

出版的许崇清文集。

《我的唯物史观》(1920年)

《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1920年)

《产业革命与教育》(1921年)

《新教育思潮批判》(1925年)

《教育方针讨论》(1928年)

《农村学校改造的五个要则》(1930年)

《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1939年)

《民族自由与文化建设》(1940年)

《杜威社会改造思想批判》(1942年)

《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1957年)

　　许崇清逝世后，近30万字的《许崇清教育论文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整理出版。

人物词典

教育哲学

　　教育的本质，是许崇清自认为最有成果的研究课题，也是被研究学者们认为是他发展了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哲学的主要内容。他曾提出：“教育是教人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实践中教育自己，人是他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因此，他非常反对学校脱离社会、教育脱离实践，极力反对读死书。

　　1934年，陈济棠计划在各级学校中推行尊孔读经，重刊《孝经》，并编写一些经书教材，规定每周不少于6课时，作文命题一半要有经书内容。此举受到当时任广东教育厅长的许崇清的反对与抵制，写了《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批判其反动落后内容，得到教育界与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许崇清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又反对以种种借口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而拒绝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愚昧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教育界全面学习苏联，他响应这一号召，但认为学习苏联应结合中国实际，主张调整教学计划，精简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 

　　1957年，在中山大学第三次科学讨沦会上，他作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以辩证唯物论观点深刻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批评了“和谐发展”和“平均发展”的论点。他认为，“教育学的出发点是变革现实过程中的实践活动，人是他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成果，人是变化的对象，而教育活动是促进这个转变的时间的活动的一个形态”。这篇报告被认为代表了许崇清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有战斗性和科学性的教育论著。

　　许崇清曾经对次子许锡挥说，“教育者必受教育”这句被认为是马克思原话其实是翻译错了，德文原意是“教育者被教育着”，强调的是教育者的一个相互接受过程，教育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两种不同的译法，可能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

　　许崇清从来都是坚决反对按固定模式去强行灌输知识，更不能容忍制约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如此，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也如此。他对子女从不横加干涉，所学的专业也都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

共产党·民主党

　　许崇清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通晓德文，很早便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且非常认同。所以从最初开始，许崇清对共产党就有天然的好感，当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尖锐时，他便自然地偏向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迁到云南徵江。1940年许崇清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后，在他的支持下，将中大迁回广东，选址在坪石。此时，许崇清在学校公开讲授唯物主义哲学，介绍苏联教育，并聘请洪深、李达、王亚南等一批进步学者任教。他的做法引起了校内反动势力的不满，密告他“引用异党，危害中大”，于是，1941年，许崇情再次被免去代校长的职务。不过，他以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主编了《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期刊，被进步人士称之为“浓黑中几盏微弱的灯火”。据许锡挥先生回忆，成员当中有80％是中共地下党员，包括后来的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

　　由于在社会上的广泛声誉，新中国建立后，他即被任命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以及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大校长，并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

　　1952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促”广州市主委、民盟广东省主委，兼两个民主党派中央常委。据许崇清次子许锡挥先生回忆，当初他是不太愿意参加民主党派的，说：“我本来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参加也是参加共产党。”但是后来陶铸等领导找他谈话，认为他在党外更能够发挥作用，才参加了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同盟，在统一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许崇清受到冲击，几次被批斗，终于在1969年一次批斗回家途中摔倒后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中山大学

　　在第三次出任中大校长的欢迎集会上，副校长冯乃超说：“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的确，许崇清一生投身教育，尤其三任中山大学校长，与中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4年，许崇清1969年逝世，三次出任校长，第一次为期8个月，第二次为期一年4个月，第三次为期18年，此中近一半时间由许崇清担任校长。

　　早在中大的筹备期间，许崇清就是筹备委员之一。1931年6月，他第一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就任后进行一些改革，在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改理学院为理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和化学工程两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他对广州学生举行抗日爱国游行和请愿持同情态度，于12月下旬被当局以“控制不力”为由，免去校长职务，调任省政府委员。

　　1939年，中山大学迁到云南徵江，1940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这一年在他的主持下，将中大迁回广东坪石。当时校舍分散，设备简陋，经费不足。许崇清和师生一起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才使学校能正常上课。

　　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许崇清为中山大学校长。上任后他建议将中大校庆日改为真正的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

　　许崇清与副校长冯乃超、陈序经的合作成为一段佳话，这个团结合作而非常有威望的核心让中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他主张，校园内包括校工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是教育者，都应该身体力行给学生做榜样。这样的做法不仅贯彻了他的教育理念，也体现出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赢得了全校上下的赞同与拥护。

历史钩沉

中大校庆日的由来

　　大学是中国惟一一所由孙中山创办并以其名命名的高等学府，原为国立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将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和科学文化建设人才而亲手创办的这所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颁布大元帅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依照常规，2月4日应该是中山大学的校庆日，但是，中山大学并没有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出于对孙中山的敬仰，国立广东大学筹委会的委员们想在孙中山先生生日这一天举行成立典礼，并以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作为校庆日。但是，孙中山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的生日，只是有人曾经看见他在11月11日晚上请几位老朋友吃饭，便以为这一天就是他的生日，并把这一天定为校庆日。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山大学一直以11月11日为校庆日。

　　1924年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补行了热烈而又隆重的成立典礼。孙中山先生因要北上而未能按原定计划到校讲话，他委托当时的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代致其亲笔题写的训词：“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其实，孙中山先生的生日是11月12日。在孙中山离开广东北上前，有位老太太特地从香山(即现在的中山)赶到广州来看望他。在他动身北上的前两天，老太太对中山先生说：“明天是你的生日。”大家才终于知道了孙中山的真正生日。

　　1951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副校长冯乃超把学校决定将校庆日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之事致电宋庆龄副主席：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宋庆龄副主席：

　　唯一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学，为了加强纪念孙先生的意义，我们决定从本年起将我校校庆日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本年校庆日除举行庆祝会及文娱晚会外，并举行自然科学展览、兄弟民族文物展览及球类比赛。特此电闻，并致敬礼!

　　中山大学不久即收到宋庆龄副主席的回信：

　　许校长，冯副校长：

　　接读来电，欣悉你校改以中山先生诞辰为校庆日，此实深具纪念意义。尚希继承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在毛主席之英明领导下，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大力教育培养建设人才，为建设富强美好的新中国而斗争。

    宋庆龄

　　从此，中山大学的校庆日正式定为11月12日。

□地理记忆

高第街

后人记忆中的高第街“许地”原貌。

　　高第街是许崇清的出生地。许崇清8岁丧父后便离开此地前往武昌投靠亲戚。回到广州后，据其次子许锡挥先生回忆，许崇清甚少回到高第街，子女们基本都是由母亲带回去过，大概是许崇清后来的教育理念与高第街森严的气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有关系。

解放北路

　　广东省教育厅的原址在今天的解放北路，是许崇清回国之后正式从事教育、实践教育理念的开始。1924年至1927年，许崇清担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在任期间，他自己认为是做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发起收回教会学校外国入管理权及禁止在学校内传教运动，其影响遍及全国，促使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执行；另一个是1925年他向国民政府提出《教育方针草案》，主张实施产业教育，半工半读，让受教育者成为实用常识和科学知识兼备的生产者，大张旗鼓地开展民众识字、扫除文盲运动，认为中国只有摆脱旧制度，才有发展的可能，教育方针应与革命政策相一致。

　　1925年7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许崇清为筹备委员之一。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转而致力于教育理论的研究，发表了《教育哲学是什么》等著述。

东皋大道皋园九号

　　这里是许崇清置办的房产，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许崇清回到广州后，就一直在这里居住到再次出任中大校长。当时中大迁回到石牌新址，许崇清兼任立法院委员，但主要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带研究生，上课的地点经常选择在家里。

　　到1949年，由于许崇清对国民党发动内战非常不满，撰文抨击独裁专制，呼吁实行政治民主，并且同情和支持爱国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密告，甚至住到他家隔壁监视。许崇清不得已离开广州到香港，一直到广州正式解放后才回到这里。后为中联办招待所。

中山大学东北区八号

中山大学许崇清故居。  本报记者  黄皓摄

　　1951年，中山大学迁到康乐村之后，许崇清一直住在校内的东北区八号，直到去世。

　　1951年到1957年，被认为是中山大学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一大批有声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而且整个校园的气氛和谐，学术自由，学术水平与教学水平都在全国保持在前列。许崇清与副校长冯乃超、陈序经关系融洽，配合默契，中山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此期间，许崇清发表了被认为是代表他教育思想最高成就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并先后加入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以及出任广东省副省长等职。

家庭

1922年，许崇清跟廖仲恺的侄女廖承麓(六薇)在日本结婚。

20世纪六十年代许崇清夫妇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后者)在从化。

　　夫人廖六薇(廖仲恺的侄女)。廖仲恺赴日本与苏俄代表秘密接触，许崇清同行，同时利用结婚的机会掩护这次秘密会晤，所以何香凝对廖六薇说：“你们这段姻缘做了一件对国家有益的事。”

　　大女儿许慧君，原中科院研究员。女婿朱光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他曾担任过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是我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我国“两弹一星”的总设计师之一；

　　二女儿许哲君，现居美国；

　　长子许锡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先后担任过中国航空工业设计院副院长、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三女许智君，退休前为暨南大学华侨医院小儿科主任；

　　次子许锡挥，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退休前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所主任、教授。(刘炜铭)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刘炜铭

下期预告

　　三次出任中大校长的金曾澄，在教育史上可能算不上光彩照人，但却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金曾澄竭尽心力延续教育传统的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只有在困难之时绵延不绝，欣逢盛世才能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