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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篇·唐绍仪] 十年一觉共和梦,赢得生前身后名
发布时间:2008-09-12 16:14:34

        唐绍仪小传

       

        1862年生于中山唐家村(现珠海唐家)。12岁时被选赴美国留学,1881年被清廷遣返,1882年被派往朝鲜,由此结识了驻朝鲜会办军务的袁世凯并成为挚友。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任命唐为天津海关道。1904年被清廷派赴印度与英方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唐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青云直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派唐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谈判,结识孙中山。和谈协议达成后,唐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后因政见不同和孙中山分手,归隐老家。1938年9月被军统特务刺杀于上海寓所。

        复活的灵魂
        唐绍仪:是非成败转头空

        唐绍仪是历史上少有经历几个朝代,且在每个朝代都留下个人烙印的政治家。从1874年年方十二岁被容闳选派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到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西方教育,到1881年被清廷遣返。19岁的唐绍仪一踏进国土,就意味着他以后的生命离不开两个字“挣扎”——为理想而抗争、为保全而妥协,到最后为放弃而沉沦。这几乎是当时一代具有“精英意识”的人的共同宿命。
        应当说,唐绍仪成为清末政坛的一颗璀璨明星,首先来自于其杰出的外交才能:朝鲜问题体现了他的干练,西藏问题印证了他的胆识。“忠直明敏,胆识兼优”,当袁世凯在李鸿章面前夸奖他时,一条光明的仕途开始向这个农家孩子敞开。应当说,唐绍仪是聪明的。当清王朝的大厦行将崩塌时,他没有消极没有沉沦,而是坚定地站到“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一边:南北和谈、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最后他收获了友谊也得到了权力。此外,唐绍仪也是敏锐的,和孙中山“相见恨晚”后,他清楚地看到“共和应当推动”,他知道以前的一切只不过是以后的铺垫:他私交上忠于袁世凯,但思想上却与袁世凯“格格不入”,先是加入同盟会,后是当上民国第一任总理。当袁世凯力劝唐绍仪退出同盟会,唐斩钉截铁地回敬他“宁愿不当总理,断不牺牲党性”,面对着这个昔日“战友”,袁只能酸溜溜地说:“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绍仪和孙中山因理想而结成朋友,却因政治理念不同又分道扬镳,但私下里仍是好朋友。这是孙中山致唐绍仪的信函。

        如果说之前唐绍仪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进行摸索的话,那么,在和袁世凯彻底决裂后,唐绍仪的政治生涯终于进入了“践行个人理想”的阶段。
        按理说,历史将唐绍仪和孙中山拉在一起,应是“不幸社会中的万幸”:两人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都“心怀社稷,重视民生”。一开始可以如此说: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唐绍仪积极拥护;1918年唐绍仪更在孙中山的委托下,赴日本游说日本政府承认护法军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主张总统制,一个主张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一个主张革命,一个主张地方自治;一个是天生的革命家,一个却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两人最终走向分手。两人分手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并最终成为“国父”;而唐绍仪却在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的鼓吹下,倒向了陈炯明的一边。
        其实,和孙中山分手后,唐绍仪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宣告结束”。其后,屈尊当上中山县的“布衣县长”,充其量只能说是唐绍仪身上还有政客那种“对权力的终极追逐”的本性。当然,在他当中山县县长时,他主张教育、重视发展经济,并把中山带成“全国模范县”的功劳不可抹杀,但这时的他更像是将中山县当成践行他未竟理想的“理想国”。毕竟,这时他已经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资本了,能做的事就剩下“齐家”了。
        至于晚年他是否成了汉奸,为谁所杀?这些本质上并不重要,这些只是史学家所关心的。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参与者,我们有理由用一种新的眼光、一个豁达的胸怀去审视历史的某个事件、某个人物。当人们在为唐绍仪是不是“汉奸”,该“褒”还是“贬”而争论不休时,我们更愿意从人文的角度去评价他: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换位,在时代夹缝中践行理想的灵魂。

        人物词典
        收天津•初露峥嵘
        1901年袁世凯擢升直隶总督,唐绍仪再次被重用,任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上任三年,秉承袁世凯旨意,一反李鸿章在外交谈判方面的立场和作风,多次率员与帝国主义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交涉,于1902年接收了天津。其后,唐绍仪又与英人会商接收了秦皇岛口岸管理权,与洋人开展租界、承办天津电车电灯和津镇铁路合同等谈判,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受到朝野的刮目相看。

        扩路权•声誉日隆
        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身兼数职,集外交、路政、税务职权于一身。唐绍仪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伊始,则着力于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来的九折改为九五折,总管理处由原华人二员、洋人三员组成改为只设华人总办一人,洋人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修筑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掌海关•长国人志气
        唐是近代第一位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清廷设立全国税务总署,由户部尚书铁良为督办,唐任会办佐之,实际工作由唐主持。唐一上任就发表谈话,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屈膝受辱,海关总税务司、各关税务司均由洋人担任,已写进条约。唐绍仪的主张引起了洋人的极大不满,尤为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反感。为了挫洋人的威风,唐绍仪在税务总署成立之时即电召全国海关总税务司及各关税务司上京听训,包括赫德在内。在全国,赫德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洋人,他垄断总税务司数十年,清政府官封其一品,挂太子少保尚书衔,随便进出各贵官衙门。这次赫德到京,照样以名刺见唐绍仪,唐绍仪拒而不见,次日再往,又不见。赫德派人打听其故,唐绍仪传:“税务总署为全国税务最高衙门,税务会办大臣为总务司之直接上司,照例下官见上官,初次必须用手折;绍仪虽不肖,亦不敢违朝廷体制。”赫德无奈,只好改用手折晋见。其后,一贯独断专行的总税务司,不得不在税务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保西藏•杀洋人威风
        190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出兵西藏,要挟西藏的达赖和班禅,私自签定《拉萨条约》,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清廷驻藏大臣有泰在英人诱逼下,准备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京师,舆论哗然。清廷于1904年任命唐绍仪为三品京堂候补加副都统衔领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方代表费利夏谈判。费利夏采用英人与中国谈判惯用手段,第一次谈判就要唐绍仪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唐绍仪严正指出,他是奉命来议约的,约尚未议,何来签字之事。费不得已,方允唐另拟约稿。唐绍仪将《拉萨条约》改易十分之七八,使费利夏大为恼火。经过长达十次之多的谈判,双方坚持不下,费利夏竟以破裂谈判相威胁,唐不甘示弱,随即率部员返回北京,主动中断谈判。唐绍仪此举大出英人所料,英国新内阁认为《拉萨条约》未得中国承认,国际上会多加干涉,加上藏人也反对,于是采取和缓政策,改派萨道义赴京与唐绍仪继续谈判,双方于1906年签订了《中英续订印藏条约》。《条约》虽使中国失去不少权益,但英方的条款中间接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中国在中英西藏谈判中的主要目的已达到。

        争东北•挫日俄迷梦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获得了晋升外务部右侍郎的封赏,进入了清廷外交决策的行列。此后,唐又作为庆亲王奕劻的主要助手,参与了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奕劻虽为全权大臣,但只出席谈判会一次。其他各轮均为唐绍仪主理。当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妄图通过谈判取代俄国在我国东北的利益,态度咄咄逼人。唐与日激烈抗争。在与俄国的谈判中,唐完全拒绝了俄国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归故里•得乡民推重
        1921年后,唐绍仪返乡居住。1929年,孙科、吴际城向南京政府提议,将孙中山故乡的中山县升格为全国模范县,并决定成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督导县政府实施训政。当孙科就唐绍仪出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一职征询唐的意见时,很快为唐接纳。时唐绍仪年臻七十,以担任过总理的资格屈任一县之职,为时人所不解。唐就任训委会主席后,发表的“通过二十五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的就职词体现了他的思想。唐绍仪经常微服察访,民众对其有“布衣县长”之说。

        地理记忆
        母子情深,乡梓情浓
        唐绍仪故居
        珠海唐家山房路99号

        在唐家山房路的93、95、97、99号,坐落着唐绍仪的祖屋,整个祖屋呈“井”字形排列。而唐绍仪的故居就是位于其中的99号。唐绍仪故居的大厅竖立着一根褚红色的柱子,这是一般家庭所没有的,尤其在注重厅室阔落、风水的中国建筑中。据唐的后代介绍,唐之所以在自己的厅中间竖一柱子,皆缘于其第二个妻子朝鲜郑氏在诞下第三子唐柱后,在坐月时吃了螃蟹中毒身亡,由于唐和郑氏感情特别好,儿子又取名唐柱,于是,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竖一“柱”,以睹“柱”思妻。

唐绍仪的故居,位于珠海唐家山房路99号,大厅竖立着一根褚红色的柱子,是为纪念其第二个妻子。

        共乐园
        珠海唐家鹅峰山麓,唐绍仪的私人别墅

1910年唐绍仪回家乡唐家湾,在鹅峰山麓建了私人别墅“共乐园”,寓意是
“官民共乐”。现在这里古树参天,成为乡民休憩和游客观光的好地方。

        1910年唐绍仪回家乡唐家湾,在鹅峰山麓建了私人别墅“共乐园”,寓意是“官民共乐”。他亲笔书写竹刻对联:“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唐绍仪在“共乐园”内建了两层楼阁,命名为“观星阁”。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晚上,他就喜欢登上观星阁,抬头仰望繁星。1932年唐绍仪设了十多桌酒席,宴请了乡亲父老,当众宣布将“共乐园”赠给“乡民委员会”。为了防止亲属在他死后反悔,唐令其亲属在“赠送书”上签了字。现在这里古树参天,成为乡民休憩和游客观光的好地方。

        望慈山房
        珠海唐家山房路唐家中学旁

        唐和母亲的感情深厚,在他回老家后,为了缅怀母亲,他特地在母亲坟前建了一个平台和一座房子,房子是当时“中山县政府”的办公地点。每当办公累了,唐就走出房子,站在平台上,远远望去,就是母亲的坟墓。于是唐将其起名为“望慈山房”,并亲笔书写“望慈山房”四个大字,嵌在屋楣上。以前的平台如今成了老人活动中心,而当初的房子也变成了一栋两层的红砖楼,成为唐家中学的办公点。

唐和母亲的感情深厚,在他回老家后,特地在母亲坟前建了一个平台
一座房子,名为“望慈山房”,以前的平台如今成了老人活动中心。

        历史公案
        无法证实的“汉奸”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唐绍仪将妻子及大部分子女安排回香港,只身与正在读大学的三子及十一女住进大女婿诸昌年的家——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18号。与此同时,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却打着唐的旗号进行一系列的汉奸活动。唐的三女婿、留学日本归来的岑德广组织一帮人,起草了《倒蒋方案》、《时局声明》等数十个卖国文件。
        1938年9月,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武汉危在旦夕,国民党将首都再迁重庆。日军趁军事得势之机,加紧推行拼凑全国性汉奸政权的计划。日方认为北方的伪政权和南方的维新政府,因新头目王揖唐、梁鸿志等资历不深,很难在中国人中树立起威信,意欲建立一个由有一定威望的人为首的全国性汉奸政权,以取代重庆国民党政府。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以唐绍仪、吴佩孚为伪政权正副总统人选,即所谓“南唐北吴”计划,由曾策动清末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工作委员会,负责唐、吴的工作。由于唐、吴均未明确表示接受,近一年进展不大。武汉沦陷前夕,土肥原贤二再次来华游说,在北方与吴佩孚会谈,遭吴拒绝后,于9月底至上海。在岑德广的带领下,土肥原贤二于9月28日与唐在寓所会谈了一个上午,由岑德广任翻译。此事为军统政府所侦知,急报重庆。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刺杀于寓所。
        唐晚年与日本人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唐并没有投降的言论与行为,也未在任何卖国条约上签过字。但也正是他的晚年,使他从一个正面人物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数字唐绍仪
        第一任内阁总理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实现了他担任大总统的企图。在酝酿内阁总理人选时,同盟会坚持要以同盟会会员出任。这时唐绍仪已由孙中山监誓,黄兴、蔡元培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被推为内阁总理人选。由此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挑选了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内阁”。唐精神振作,每天五点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谒见袁世凯,注意办事效率,呈现一派新气象。但他“事事咸恪遵约法”却为奉独裁为信条的袁世凯所不容,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头衔只顶了两个多月。

唐绍仪和民国第一任内阁班子。有多位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
工商总长,使同盟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内阁”。  (资料图片)

        两次南北和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大厦将倾。为了拉拢革命军;清廷派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谈判。在南下之行中,唐绍仪进一步阐述自己议和的指导思想:“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很快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建立了友谊,由唐绍仪、伍廷芳双方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这是第一次南北和谈。
        1919年1月,北洋政府以徐世昌出任临时大总统,同意通过和议解决南北争端。由桂系把持的军政府为了私利,也提出议和。南方派出唐绍仪为总代表,北方则以朱启铃为总代表。唐在上海的和谈中,多次阐述了孙中山的护法立场,为北方所拒绝。同年9月,段祺瑞政府改派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继续与唐绍仪谈判。唐坚持护法立场,为企图通过和谈谋取私利的桂系所不容,罢掉了唐的总代表一职。第二次南北和议以不达成协议而告终。

        三种被刺说法
        1938年9月,唐绍仪在上海的寓所被刺杀。对于他被刺杀的原因,在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大体有三说:一是认为他是汉奸而被国民党暗杀;一是认为他因受怀疑是汉奸而被国民党所误杀;还有一种是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拉拢他做汉奸遭拒绝而对他进行谋杀。这三种说法可以归纳为:第一种属于“汉奸说”,第二、三种属于“非汉奸说”。在史学界中,过去持“汉奸说”者多,而近几年来持“非汉奸说”者居多。

        专家视角
        辉煌上半世,落寞下半生

        国内专门研究唐绍仪的专家很少,专门介绍唐绍仪的书籍也不多,记者找到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内研究唐绍仪的专家、《唐绍仪传》的作者张晓辉。
        记者:站在史学家的角度,你是如何评价唐绍仪的一生的呢?
        张晓辉:唐绍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极具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就是他一生的最好诠释。唐绍仪的政治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第二个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31—1934年回中山当县长时期;第四个阶段是抗战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唐是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外交家,在这个时期,唐任天津关道时,接收了天津;在西藏问题、朝鲜问题上,又凭借其胆识和才智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在这个时期,唐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官僚,但由于其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他又显示出其他官僚所没有的有为、务实作风。在第二个阶段,也是辛亥革命时期,这是唐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两次南北和谈,从反复辟到护法,到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充分体现了唐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在第三个阶段,唐屈尊回乡当县长,对家乡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及发展教育诸方面。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唐移居上海,淡出政坛的时期。也正是这个时期,让唐绍仪成为一个具争议性的历史名人。这时的他本身已没有实权,但鉴于他的声望,国民党、日本、汉奸都想利用他,由于自己思想较为消极、立场比较模糊,造成被指摘为“汉奸”,最后更惨遭刺杀。
        记者: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将唐绍仪说成是“汉奸”,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晓辉:评价历史人物要用发展的眼光,应以尊重事实、客观为基础。从我多年的研究,我还没有发现唐绍仪晚年投靠日本的言论与行动,他被刺杀后,国民党也没有说他是“汉奸”,现在共产党所编著的近代史也同样没说他是“汉奸”。既然没有任何政党说他是“汉奸”,我们凭什么说他是“汉奸”?
        记者:对于唐绍仪1938年9月在上海寓所被刺杀,到现在还是个历史悬案:有人说是被国民党所杀,有人说是被日本人所杀。作为研究他的专家,这个历史悬案目前有没有被揭开?
        张晓辉:的确这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这几年我走访了日本档案馆、上海公安局等地方找线索。从日本方面,并没有找到当时日方任何旨意刺杀唐绍仪的历史存档,倒是在国内,一些资料显示:早在唐绍仪遇刺前一个月,军统已对此次行动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计划。我本人认为,唐绍仪应为国民党所杀。

        后辈访谈
        “未遂汉奸”不是汉奸

唐的侄孙唐鸿光认为,唐绍仪即便有做汉奸的企图,但将“有企图”说成“是”未免不公平。

        在珠海唐家唐绍仪故居,住着唐的侄孙(唐绍仪的三哥唐绍和的孙子)唐鸿光,唐老今年八十岁,精神矍烁,精通英文和俄文的他仍收了十来个学生,给他们补习英文。说起唐绍仪,唐老一脸自豪。
        记者:作为唐绍仪的后代,你一定见过唐绍仪,他在你印象中是怎样一个人?
        唐鸿光:说句实话,我和我叔公只有几面之缘,而且那时候自己年纪尚小,基本上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我唯一可以记起的是,叔公跟爷爷关系很好,他们两个走在一起,一个大胡子(爷爷)一个没胡子(唐绍仪),感觉很滑稽,听我爸爸说,叔公对子辈很好。叔公晚年定居上海时,一次,我爸妈过去探望他,那时吴氏(唐绍仪的继室吴维翘)不在,叔公很好地招待了他们,我爸妈要回来时,叔公硬是要将他们送到车站,听妈妈回忆,那天风很大,叔公拄着木杖,见半天车还没过来,急得直跺脚“怎么车还没来,还没来?”可见,叔公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记者:有人说唐绍仪是“汉奸”,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唐鸿光:对于这种说法,我决不苟同,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叔公,而是历史事实。请问谁能拿出他是汉奸的证据?如果你说他是有这种企图或者想法,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将“有企图”说成“是”未免不公平,也无助于历史研究。
        记者:计算一下,唐绍仪被刺杀时,你已有十五岁了,应该说是懂事了,那时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唐鸿光:由于隔了两代,又不住在一起,所以当时听到消息时,并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只觉得怪可惜的,一个功劳赫赫的人怎么就这样被坏人暗算了。

        本文撰文摄影(资料照片除外)南方都市报记者 刘劲

        下期预告
        从东方到西方,又从西方到东方,和一样出生于华侨家庭并留学海外的辜鸿铭相比,伍廷芳有更为宽容的心态和沉稳的个性;和同是广东人的留学生容闳相比,伍廷芳有更完整的知识结构和更好的机遇、无论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作为知识分子,伍廷芳在历史上都独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