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广东赌王霍芝庭
        霍芝庭(1877—1937)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石头乡。年轻时与广东水师提督的军需官结成至交，合作做军械生意而发财。真正促使霍芝庭发大达的是赌业。1915年底，霍芝庭拿下江门、佛山两地的铺票分厂经营权。此后，赌业不断扩大。1931年，陈济棠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善于见风使舵的霍芝庭马上巴结上“南天王”陈济棠。霍芝庭垄断了省城的山、铺票的承办权，续办省府的番摊。他还在全省各地设立赌业公司，参与当地赌牌的投标。在陈济棠治粤期间，霍芝庭承办山、铺票，个人获利达2000万元。作为广东屈指可数的巨富，他在省港澳大造别墅，在香港的外国银行存有巨款，在各地广设银号。霍芝庭还在老家购置土地，连绵几十里。1937年，霍芝庭逝世，后代淡出赌界。

        复活的灵魂
        霍芝庭 功夫在赌外的超级赌王
        霍芝庭出身于小康之家，但因为他的调皮，父亲并不喜欢他。他没有文化，出道前只不过是一个锅商而已——霍芝庭不是“二世祖”，吉人天相的好运也是鲜见，可以肯定地说，他作为赌商的条件，绝不比其他赌商优越。但正是这样一个南海人，却能够在广东的公赌时代获得长期的垄断地位，鼎盛时的承饷占到广东全省赌饷的七成。与他同一时代的商人们憎恶他、诅咒他，但又以能与之合作、分得一杯羹为荣，并且感恩戴德，军阀们垂涎他的财富、顾忌他的势力，但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一天也不能离开他提供的烟捐赌饷。霍芝庭之所以能够在军阀混战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就在于他有一套赌外的功夫。
        霍芝庭舍得花钱，并且这慷慨大方不是一般的“撒钱”，简直就是“砸钱”。“将欲取之，必须与之”是他结交权贵的法宝：能帮上忙的、又是霍芝庭看得顺眼的，自然是拿了钞票、银元砸将过去；看不顺眼的，霍芝庭倒也没有办法，也只好拿了更多的钞票、银元砸将过去。钱是尤物，越是被阿堵物砸得头破血流，心里反而越是快活。
        在陈济棠时期，有个叫香翰屏的军长认为霍芝庭给的好处太少，于是打算整蛊他。一边派了驻军在霍芝庭的赌番摊前贴了一张布告，说什么为了肃整风化、禁止女客入内云云；一边又把一只假古董花瓶交给文德路的古董店代售，索价1.5万元。霍芝庭得知消息后寝食不安，因为赌番摊的女赌棍不多，但男客多有带女客入场赌博的习惯，另外还有各类靓女在馆内做卖春陪赌生意，禁止女客入内，番摊生意大减。霍芝庭只得亲自拜访香翰屏，聊天时，香军长总有意无意地谈谈古董，霍芝庭便老辣地接上话茬，询问香翰屏喜欢什么古董。走了个曲线，香军长终于言归正传：“听说文德路有一个宋代景德镇花瓶，倒是颇合吾意，只是价钱贵了些，舍不得买。”霍芝庭二话没说，马上带了师爷去买，这师爷却道是“赝品”。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霍芝庭立刻参透玄机，拿出1.5万银元，将赝品古董买下——第二天，番摊馆前的禁令就被撕去了。
        霍芝庭是卖铁锅的，1.5万元买个破烂是个什么性价比，他心中是再明白不过了。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礼钱一万，十万公事公办”，倘若霍芝庭舍不得这一万五，番摊馆损失的就是上百万了。
        霍芝庭的赌外功夫还表现在他总能把握住改良与保守的尺度。他承赌时做出的每一项改进，都令同行称道，都能收到显著的效果。他的赌博公司盈利大增时，他甚至几次主动提高承饷，令官厅难舍此位积极主动配合他们的承办商。并且，霍芝庭总不会让当权者失望——无论从政府财政的角度，还是当权者个人的私囊。
        不善赌博、不好赌博也是霍芝庭的赌外功夫。他经常说：“我缘何还要去赌？我不是天天在赌，百万千万的赌客都进我的赌场，买我的彩票跟我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把时间用到了对经营和人才的管理上。霍芝庭每天凌晨3点必打电话召亲信到霍府开会，谈话一直持续到天亮时才停止。霍芝庭说一声“消夜啦”，大家就知道训话完毕，然后各自散去。真正的剑客是手中无剑的，真正的赌王是不嗜赌博的，这或许也是霍芝庭的发家秘诀。
        公赌是社会丑恶的典型表现，丑恶造就的英雄在正史里永远充当丑角，或者干脆就是配角。晚年的霍芝庭不胜承商的劳苦和算计，难堪烟捐赌饷的压力和诱惑，开始转移产业：一部分投向农村，大量圈地；一部分投向港澳，开办银行。但是一切刚开始，生命就结束。他在临死前告诫后代远离赌博，那里是是非之地，是勾心斗角之地，是商人不能活出商人味的异化之地——从某种角度看，这应该是霍芝庭赌外功夫的至高境界。

旧中国赌风很盛，一群小孩在街边开赌。

反赌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是上世纪30年代广州街头的禁赌标语。

        人物词典
        出身小康 发迹 传说
        霍芝庭于1877年出生在南海县石头乡，是他父亲霍老大第三妾所生，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十，乳名裘。霍老大是当地的小财主，家有田地数十亩，另有水碾坊及铁锅铺，在当时是典型的小康之家。
        童年时，霍芝庭很调皮，他的父亲并不喜欢他，所以小小年纪就被父亲送到香港做商店的杂工，每月工资只有3元。后来，霍老大与人合股在广州市抚院前(现中山五路)开福利铁锅店，霍芝庭在其中充当伙夫，每天到附近的桂香庙挑水。过了几年，福利店亏本散伙，霍老大索性独立揽下生意，将经营交给儿子打理。以为要将苦力进行到底的霍芝庭终于得到了转机，而福利商店就此成为他事业的发祥地。
        这是霍芝庭出道的一种说法。可能由于卖铁锅也能淘得第一桶金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所以民间关于他发迹的传说还有很多种版本，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很有传奇色彩。霍芝庭年少时在南海县开了一家什架店——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城乡结合部的那种废品收购点。和一般什架店的老板不同，霍芝庭从来不坐等生意，而是主动出击。有一次他挑着担子到各地收买破烂，无意间购得了18个罗汉，回到店里洗干净后，发现熠熠生辉的罗汉竟然是纯金制成的。霍芝庭丝毫不敢声张，但也确实就此发达起来。
        不管是齐东野语，还是历史真实，霍芝庭的成长和发达都明显区别于今天的“二世祖”：家庭帮不了他，一切要靠自己打拼，要隐忍、要勤奋，要能吃亏、受苦，要善于抓住机会——当然，倘若用“拾金不昧”的道德要求来考量彼时彼地的霍芝庭，那也确实见出他的下里巴人。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八面玲珑 勾结 首富
        从1929年广东军权由桂系粤籍将领陈济棠掌握，到1936年7月陈济棠因反蒋失败而逃往香港，短短7年时间里，霍芝庭一飞冲天，成为公认的粤地首富。
        霍芝庭的“至理名言”就是：“会用钱的人是用钱来建立地位，有了地位，钱就会更多，就会进一步达到经济上的要求。”霍芝庭之所以能安稳地背靠陈济棠这棵大树悠哉游哉地乘凉，正是因为向陈济棠投入了大量的本钱，并在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了援助。
        1929年，桂军东下，霍芝庭就启用大批白银支持陈济棠，最后打败了桂军，维持了陈济棠在广东的既得利益。陈济棠要其兄陈维周通过盐运署来组织走私，霍芝庭闻风而动，立刻花重金装备海陆武装。1932年至1933年，广东省银行两次发生规模浩大的挤兑，在陈济棠面临空前的经济压力时，霍芝庭又挺身而出，从他住宅的秘密仓库里取出三四十万元应付挤兑，同时还向陈济棠献计献策，通令所有烟捐赌饷缴交时一律搭收额外费用来转嫁危机。
        霍芝庭做的这类事情，在外人看来是有些愚不可及的，但是，正是这些大乱背景下的“烧钱”举动，不但提高了自己在陈济棠眼中的地位，而且直接换取了市场安定后他在烟赌营业方面的特殊利益。
        在名利场上，霍芝庭和官僚打交道时很有自己的一套手法，即只在幕后活动，从不露面。他还非常善于用金钱关系来营造庞大复杂的人缘网。从机关调入其烟赌所的人，他无一例外给予优厚津贴；对于军队高官，霍芝庭会按月送钱；对于大官的亲信亲属，霍芝庭大方地聘请他们为顾问、专员之类虚职，定期派发薪水；即使军队里一般的文官，他也会施以笼络。“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些人身处金钱编织成的利害关系网中，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霍芝庭通风报信，以至于军政头目的动向和意图，霍芝庭都可以早早知晓。
        霍芝庭对黑社会的头目和土匪流氓也大加笼络、广为勾结。当时在广州河南有一个叫陈复出的黑社会头子，具有军方背景，霍芝庭为了拉拢他，在广州河南开设赌博公司时成功邀得其加盟。霍芝庭爱看粤剧，在得知粤剧小武周少保徒弟很多，也有黑势力以后，霍芝庭收买了周少保一伙，作为对付黑社会的保镖。
        霍芝庭拿金钱来开道，只要用得上的，无论是看不惯他还是他看不惯的，他都一律用钱来砸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凭借这套世俗哲学，霍芝庭成为那个年代里的超级富豪。

        钵满盆溢 烟捐 赌饷
        陈济棠为统揽烟税、便于分肥，遂指令霍芝庭承办禁烟。霍芝庭一向做鸦片生土运销商，对于鸦片运销是有经验的，所以决定接办。接办后，烟捐由每月50万元增至100万元。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霍芝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杜绝军队走私。军队是有条件大批走私的，他们有钱、有势、有人，走私的多，直接影响“禁政”。他一方面要求陈济棠严厉禁止，另一方面，他用钱收买各路军事长官，如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他按月送1万元，从来不曾间断。就这样，霍芝庭实现了“双赢”，既可以保证军队不走私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又搞好了人际关系。其次，他与烟土商进行相对公平的交易。过去对待烟商，是大秤进货、细秤出货，他作了相当的改善，让烟商有利可图。第三，加强缉私武装力量。广东的土匪，实力是非常强大的，霍芝庭索性自己组织武装缉私力量，用数十万元购置商船4艘，然后耗巨资改装成为缉私舰。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霍芝庭接办后的烟捐增幅惊人。
        除开垄断“禁烟”，霍芝庭还在1929年前后以超常规手段竞投山票、铺票的承办权。山票、铺票类似于今天的彩票，其承办商要将获得的部分利润以军饷的形式反还政府。在铺票承办商的开投过程中(底价为每月缴饷20万元)，各路商人每次加价都在5千元以上，最多加1万元。当标额增至25万时，霍芝庭出人意料地疯狂加价5万元，即达到每月缴饷30万元。按照当时铺票的卷口收入及山票收入合计，每月也很难超过三十一二万元——倘若以30万元承投，就算顺风顺水也只能搏个微利，弄不好还有亏本之虞。所以到最后，霍芝庭如愿以偿得到承办权。
        第一年，霍芝庭果然盈利甚微。他借此大造声势，对外宣称要赔本，表示退出竞投；同时又对财庭主管竞标的科长大做手脚，终于使得新一年的招投门庭冷落，居然无一人竞投。军阀是靠军队打天下的，军饷的重要来源就是山票、铺票承办商上缴的利润，倘若一天无人中标，军饷便无以维系。财庭方面如热锅上的蚂蚁，急煎煎地请霍芝庭出马。霍芝庭以退为进的策略果然奏效，他立刻抛出改进山票玩法的条件，在软磨硬泡逼得财庭同意后，他方才接下承办权。此后，霍芝庭凭借山票、铺票赚得钵满盆溢，当别的富商气愤地连呼上当、羡慕得眼睛发红打直时，霍芝庭已经凭着苦心经营将原始积累做得愈发扎实了。
        1932年，陈济棠整理广东财政，霍芝庭立刻抓住时机，或明或暗地承办了广东各县的番摊、有奖义会等赌饷。1933年间，广东全省防务经费约1400万元，其中霍芝庭承办的就占到7成。霍芝庭本人就能刮到1000多万元。

        地理记忆
        霍芝庭故居

        位于今天的解放北路542号。
        霍芝庭是赌坛第一人，但生活并没有外人想像的那么奢华。在这间房里，霍芝庭过着难见阳光的生活：凌晨三点开会，天微亮既入睡；一般在房里待着，听各地亲信的电话汇报，然后再做遥控。

        身边人物
        傅老榕(1894—1960)
        霍芝庭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原名傅德用，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一个贫穷人家。1913年到香港，初任轮船机械学徒。傅德用在乡下时就是个赌徒，到了香港，他没有大本钱，只能玩些小的，和一帮不务正业的赌徒混迹于赌摊赌棚。曾因打架斗殴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关押了10个月，其间苦练赌技。1937年与高可宁投得澳门赌场专营权，他因此发迹成为当时的超级富豪。
        1945年被绑架并割去右耳，后被解救。1960年病逝，享年66岁。

        陈济棠(1890—1954)
        霍芝庭的强硬后台和坚实后盾。广东防城(今广西防城港)人，字伯南。1908年加入同盟会。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曾任粤军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失败后赴欧洲考察。1937年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两广宣慰使，海南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1950年去台湾。晚年致力于教育事业。
        陈济棠早年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反清、反袁、倒龙、护法运动中，在讨伐陈炯明，统一广东根据地的战场上，立下了战功。陈济棠在广东积极地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确有建树，为广东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抗日战争中，陈济棠拒绝汪精卫投降派的拉拢，主张抗日，保持了民族气节。但在大革命转向低潮期间，陈济棠曾镇压海陆丰、大南山等地的人民革命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他站在蒋介石一边，坚持反共。

        风物探究
        番摊
        一种十分传统的玩意，以1—4点作投注，也有其他，但赔率各有不同。番摊路纸以4粒钮为一组。

        山票与铺票
        两者赌法大同小异，都是以120个字任人猜买，都是每月每旬按定期开票，都是分设带家代理向市民收票汇交总厂。只是在内容细节、开票方式和派奖率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山票的字选用《幼学千字文》最前一部分，由“天地玄黄”起到“遐迩壹体”止，中间删去“吊民伐罪”一句，共120字。买者在票丁上面圈15个为一条，买多少条任便，连买款交带家。带家开出收据，第二天拿去换“票根”。开字用当众“搞珠”的方式，从120个字中开出30个字。得彩便是根据买中多少，分头、二、三等派彩。铺票，原来是选120间店铺的宝号，如“和记”、“祥记”、“兴炉”、“年丰”、“无亨”等等，让人投买。每月开奖一次。后来制出一首似诗非诗的五言韵语，共120个字，作为票字。也是根据买中多少“票”分头票、二票、三票得彩。

        围姓
        “围”在古代指科举，考场又叫“围场”；所谓“姓”，特指参与科考的学子及中榜者之“姓”。“围姓”即是一种利用考生姓氏的博戏。先将参加科考者的姓氏搜集起来，剔除大姓，猜圈能中榜者，待揭榜后核对猜圈的准确性，输者出酒钱。初时的围姓只是文人间的娱乐，其后，慢慢滑向赌博。具体赌法是票局立规，剔除张、李、王、陈等大姓，这些大姓考生多，中榜的也多。围姓只限于在票局规定的小姓中猜圈，在乡试、会试、岁考、科考之前，票局把参加考试的小姓公布，参赌者从中圈画20个姓为一票，票价一般一元，票局收票后发给参赌者一张号码凭据，作为开榜后中彩领取彩金之用。彩金分头彩、二彩、三彩，1000票为一簿，即票资1000元。票局拿出600元派彩，200元充饷，另200元作为票局的毛利。

        赌白鸽
        跟赌山票一样，也是买字。所选字亦是《幼学千字文》，不过是从”天地玄黄”到“鸟官人皇”为止，共80字。买者任圈十字为一条，每条赌本仅一个铜仙或三几个铜仙，远比赌山票、铺票为微，故很穷的人也会参赌。而赌法跟赌山票并不相同。

        专家访谈
        烟捐赌饷是社会丑恶——访知名专家袁锺仁先生
        袁锺仁副教授退休前是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对广东近现代史有深入研究。
        记：霍芝庭能够成为一代赌王，是不是与其性格有关？
        袁：性格即命运。霍芝庭是一个精明的广东商人，很务实、从不怨天尤人，舍得花本钱，知道以退为进的道理。军阀混战的时候，他知道要发财、要承办公赌，离开军阀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和一般的广东商人不同，霍芝庭相当舍得花钱，有一套庸俗的但是在当时很管用的处世哲学。他与军阀陈济棠的关系最密切，获利也最多。除了勾结军阀，霍芝庭赌业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与政客保持距离，他本人并没有特别的政治价值取向。
        记：“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势力兴衰极快，那么霍芝庭为什么还要如此热衷于与军阀打交道？
        袁：这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办赌场，除了要应付政客的敲诈外，还要对付黑社会的勒索、形形色色地头蛇的骚扰，如果没有军阀的保护，赌场是无法正常营运的。所以，霍芝庭殚精竭虑与军阀拉上关系。霍芝庭先后结交的军阀政要有：龙济光、陆荣廷、陈炳民、莫荣新、杨希闵、刘震寰、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宋子文等。霍芝庭与军阀是沆瀣一气、互相利用。
        记：霍芝庭的飞黄腾达离不开公赌政策，一俟官方禁赌，他往往备受冲击。您怎样看广东近现代史上禁赌与开赌的更迭斗争？
        袁：所谓公赌，就是政府招标、商人竞投，中标的承商负责组织和经营赌博，政府从其利润中提税、提饷。军阀混战导致工业、农业的凋敝，而军阀要解决军队的生存问题，往往采用的就是公赌的办法。就连孙中山对广东赌博的泛滥成灾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也就在此。关于禁赌，比较典型的就是陈炯明。他的父亲因为赌博而破产，搞得一家人苦不堪言，所以他的禁赌政策非常明确，甚至一度喊出“粤军宁可解散，广东亦不可开赌”的豪言。客观地讲，禁赌是政治进步的表现，代表了普通百姓的呼声。
        记：有史家评论说，烟捐赌饷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促进作用，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袁：广东自晚清起，就形成政府财政严重依赖赌饷的痼疾。除非由陈炯明式的人物长期主政，否则沉疴难除。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工业、农业等方面的进步来带动，烟捐赌饷不是济世良方。它一方面为军阀所用成为割据的财政基础，另一方面又成为大军阀、大官僚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罪恶之源，对社会大众毫无益处。
        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今天，个别地方盛行地方保护主义，对烟、赌、毒的滋生不闻不问，甚至还“保驾护航”，这种行为背叛了党的宗旨，也从根本上与“三个代表”背道而驰。

        地理记忆
        霍芝庭创办的“处女店”——福利铁锅店

霍芝庭创办的福利铁锅店已不存在，这是铁锅店附近的街景。

        位于今天的中山五路174号。
        霍芝庭是靠卖铁锅起家的，看来工种贵贱并不重要，只要能赚到第一桶金并且纯度相当，都是好汉。据说，霍芝庭后来转行做福利军服店，为军阀提供军服，钱赚得不少，又在军阀面前混了个脸熟。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蒯威
        本版摄影(除资料图片外)体报记者  黄皓
        特别鸣谢：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提供资料

        下期预告
        唐绍仪，生于1862年，广东省珠海人。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904年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唐绍仪还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