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樊克宁

樊克宁回忆在农场准备高考的情形。    本报记者 卢汉欣  实习生 杨森林 摄

        1977年高考考生，为广西大学中文系录取。先后在《广西日报》、《羊城晚报》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26年，现任羊城晚报首席记者，广东省女记者协会副会长。

        1977年10月21日清晨六点多，广西东兴县那良镇国营荣光农场。已下乡六年的22岁年轻女知青樊克宁从梦中醒来，听到了大喇叭里播放“恢复高考”，她走出屋外，发现知青们也都站在屋檐下聆听广播……

        边疆种胶  苦闷寻路
        我出生在广西桂林市。解放前爷爷是老家县中学的校长，解放后父亲是桂林日报的记者，家里读书氛围不错、随着1958年父亲破划为右派，幼小的我便开始体验世态炎凉。我目睹了父亲被游街，遭殴打，非常厌恶这种人斗人的环境，向往逃离现实。
        1971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我主动报名，来到了远离家乡的十万大山，成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广西生产师的一员，我是自愿到边疆去种橡胶的。
        可是到了后期，随着豪言壮语和激情的消退，我逐渐看不到自己的前途：难道真的要和老农工一样，家徒四壁，衣衫褴褛地终老一生?那时真的很苦闷。
        记得1973年招“工农兵学员”时，我报过名，群众投的推荐票算我最高，但我哪怕是全连队最好学的，也没能通过政审。我那时就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有上大学的命了。

        一个月读完中小学课本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这次政审“重在个人表现”、在一群知青好友的催促下，我决定报名。可究竟考些什么?我心中没有一点底，因为12月就考试了，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月，我便把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的课文全部复习一遍，做完了课本上的所有习题。虽然我只是初中毕业，但在下乡的几年里，我自学了部分高中课程；除了化学搞不大明白，别的难不倒我。
        1977年12月12日，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连队距离镇中学考场有十里地。趟过一条没有桥的小河，当我赶到镇中学时，操场上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考生。那天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拿到这个题时，我便觉得很有感觉。刚才在山道上的十里狂奔，就像在同命运赛跑，在向希望奔跑，我决定就写当天的感受。文章写得很顺，一气呵成，一笔不改。

        农场600知青  只有两人上榜
        高考后不久，我们连队进山参加全农场的大会战，在荒山中开辟新的橡胶园。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从草棚中钻出来，到溪边去洗脸、工地的喇叭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一首新乐曲，名字叫《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乐曲像天籁，我当时陶醉得发呆。
        这天出工后不久，连长乘着手扶拖拉机出现在山脚，他大声朝山上喊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坐车到县里参加高考体检。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但身边和我一起劳动的上百名知青，却忽然集体沉默了，他们中很多人和我一起参加高考，却没有通过，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农场600多个知青，那年正式考上大学的只有两个人。
        1978年春节期间，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录取到广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我们班同学最小的16岁，最大的已经30岁了，大部分都是知青出身。学校第一次开大会时，校长用了“天之骄子”这个词来形容我们，顿时让我感慨万千。作为知青本是社会底层人，一场高考，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广西日报工作。1985年，我到中越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写了报告文学《侦察英雄隆志勇》。作为地方媒体中为数不多的“战地记者”之一，我去过镇南关，法卡山等前线采访，同猫耳洞的战士交谈。1993年，我调入羊城晚报，先后担任政法部记者，教科文部主任，首席记者等职务。
        30年世事沧桑，那首《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的旋律一直在我心中流淌。1994年，我专门去了一趟新疆帕米尔高原，拜访心中的圣地——塔什库尔干。站在那里的蓝天白云之下，我对自己说，从考上大学起，我的心里就有一片高原了，我一直在向它奔跑，跑向照耀在那里的一片阳光。

        记录人： 本报记者  康建

        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至今已三十年。30年来，高考影响了千万人的命运。与此同时，它争议不断，改革不止。
        今起本版推出《高考30年》系列报道，力图通过亲历者的口述，重现历史，复活人物命运，我们记录考生的人生轨迹、还原曾经决策招生的历史细节，倾听高考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