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背景
        父亲是“岭南词宗”，儿子是语言学泰斗，詹安泰和詹伯慧父子在岭南语言文学界堪称翘楚。回顾往事，詹伯慧说，“我比父亲幸运多了，起码我还能在现在社会，发挥所长，父亲却只能在‘文革’初期孤独离世。”
        当年，詹安泰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不能上课，只能到资料室打杂；患上淋巴癌后，被医院拒收，当詹伯慧接到病危通知从武汉大学的“牛棚”赶回广州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
        青年时期就显现语言研究才华的詹伯慧于“文革”初期就被打入“牛棚”，随后被安排到农村作泥瓦匠。直到“文革”后期，才重返学术。
        往事如烟，詹伯慧说，希望人们能够反思历史，不再犯错。

1959年，詹伯慧(后排中)与父母及弟妹们合影。    讲述人提供

詹伯慧说，不能服侍病重的父亲令他至今感到难受。

        讲述人•詹伯慧
        詹伯慧(1931年—)，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父亲詹安泰(1902—1967)，广东潮州市饶平人，有“岭南词宗”称号，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家，文学史家和书法艺术家。生前为中山大学教授。

        我的1976
        1976年，我在武汉埋首《汉语大字典》的编撰工作，过去10年的那场政治洪流当中，我只能在小学里教英文，在农村当泥瓦匠。所以，当1975年有机会重返语言文字工作时，我倍感珍惜。但父亲詹安泰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在“文革”开始数月后，他就离开人世。直到1978年，中山大学才为他及13位在“文革”中不幸去世而又未举行追悼会的同志举行追悼大会。

        这几年，我在香港大学上课，与父亲詹安泰当年的一些好友和学生叙旧。谈到解放前夕，父亲到香港探望老友，朋友们曾力劝他留在香港工作。父亲当时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抗战期间广州沦陷时，中山大学西迁云南，岭南词家陈洵辞去教席，文学院院长吴康想起尚在韩山师范教书的父亲，决定破格求贤，以“名土”的身份聘他为教授。由于对中大一往情深，父亲还是毅然决定回到广州来。
        我曾想，如果当时父亲留在香港，会是什么样子。解放后的每一场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称得上是“优秀运动员”，每每小心翼翼，却总会有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头上。“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他就溘然长逝。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解放后对知识分子采取像今天的崇贤政策，那么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就可避免了。

        父成右派
        岭南词宗沦落资料室打杂
        祖父是医生，在那个什么都要论出身的年代，这个身份让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谨小慎微。
        解放初期，他曾立志“三年不读线装书”，改而研读马列著作，一心希望能够跟得上变化的时代。“反右”前，父亲参加了民主党派，成为当时中大中文系五大民盟委员之一，还当上了广东省政协委员。可就因为这两个组织的关系，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他在省政协和民盟的会议上，本着参政议政的态度对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久父亲便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多年以后，我也以民盟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省政协，我母亲还对此颇有意见，说你父亲如果当年不去省政协会上发言就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你现在还要当政协委员?
        我耐心跟她解释，告诉她时代不同了，邓小平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完全变样了，父亲的悲剧不可能重演了，可她老人家总是不太放心。
        当年，父亲已经被尊为“岭南词宗”。戴上右派的帽子之后，他被降为四级教授，不能上课，只能到资料室打杂。
        1961年，反右的狂风刮过，政治上开始出现少有的平息。父亲得以“摘帽”，但仍然领取降级的待遇，直到离开人世。父亲并不计较这些，听说要他重新给学生上课，并让他培养研究生，就喜出望外，马上又投入到研究和教学中来。有时候，我想，如果不是“文革”，父亲可能会多活几年。
        1966年10月，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之后，65岁的父亲被发现患了淋巴癌。父亲成了一只“死老虎”，逃过了红卫兵的打击。

        予入牛棚
        青年才俊变牛鬼蛇神
        我至今感到最难受的是，父亲病重的时候，我不能在他身边服侍他。1953年，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做助教。父亲虽然逃过了“文革”的劫难，但是由于他的影响，我变成了“黑五类”，被关进了“牛棚”。我的罪名是“只专不红”、搞“裴多菲俱乐部”毒害学生。
        我的专业(研究成果)—直是不错的，早在中山大学读大学时，我就已经发表了语言学的—些文章。到武汉大学当助教后，曾经被王力教授举荐到北京大学进修，师从著名的语言学家袁家骅教授。但是在这期间，我竟然一次也没有想过入党!“文革”开始后，大学里很快开展了“拔白旗，树红旗”的运动，青年教师不能只搞学问，思想上也要红。我自然就被“拔了白旗”做典型。
        学生宿舍就是我的“牛棚”，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可以回家。到了过年过节，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还会被转移到乡下县城的仓库里，因为怕我们闹事!管我的那个红卫兵一个口袋里装着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公章，一个口袋里装着武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的章，任何教师、学生要到哪里去，都要找他盖章。
        那个年代的批斗会也让人大开眼界。有一次，大家在斗我的时候，突然有—个系里的教授在下面说：“詹伯慧，把你的手表拿出来!”刚好这天我老婆的手表坏了，我把手表拿给老婆用了。“你看，不敢拿出来吧，藏到哪里去了?”马上，工宣队代表站起来，吼道：“手表拿出来!”那位教授接着说：“他的表是发报机，国民党的飞机在解放后不久炸白云机场，就是他发报的。”工宣队一听，那还得了，又怕我通知老婆把表藏起来，马上就押着我到了老婆工作的武钢医院，把手表取回来检查。过了几天，手表还回来了，我还不敢问他是不是发报发不出去(苦笑)。
        说我毒害学生，也是很可笑。我刚到武汉大学时，还没有结婚，几个潮州老乡喜欢周末到我这里来，吃东西，拉二胡，有时还打麻将。“文革”开始了，我的家就被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专门毒害学生。
        系里有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教授刘绶松，早年中国有三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其中一个版本就是他所著的。“文革”开始后，他们夫妻俩分别被红卫兵在外管制。星期天两夫妻回家，一商量，刘绶松是地主出身，老婆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骨干，两人觉得前途渺茫，没有出头之日，就把床竖起来，一边吊一个，吊死了。

        卖书养家
        一代词宗寂寞辞世
        在这种情况下，自身的自由尚且不保，又何谈在父母身边尽孝！
        1967年春节，家里告诉我，父亲病重。我向红卫兵请假，回到广州。其实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在做电疗。那年的春节，家里气氛沉重，大家都不敢多想未来。父亲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我在家里只待了一个多星期，便回到“牛棚”继续改造。4月初，我接到了父亲病危的通知。此时肿瘤医院已经不肯接收父亲，家人只能在中大护养院找了一个小房间。父亲住进去，没几天就不行了。4月5日我赶回广州，父亲第二天早上去世。父亲走后，中大只有几个老教授来送行。
        父亲去世后，家里除了我以外，就没有人赚钱了。那时候我一个月有60多元钱，每个月的钱都分成三份，—份自己用，一份给在武汉水利学院读书的弟弟，一份寄回广州给妈妈。父亲一生清贫，没有剩下什么财产，母亲决定把他的一些藏书卖给古籍书店。我听说古籍书店派了—辆三轮小汽车来到家里。父亲的书90％不用讲价钱，按照一本书一元的价格，总共卖了两千多元钱。在动荡的日子里，母亲就靠着这笔钱，度过时艰。

        自学盖房
        大学教师变泥瓦匠
        (上世纪)60年代末，武汉大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科院系搬到了襄樊，在农村搞分校，100多个老师都下放了。分校为教师的孩子们办了一所小学，我半天就到小学里教英文。英文课一堂就教一句话：Long lif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我把全校的100多个学生都“包”了。
        教英语算是兼职，当泥瓦匠才是我的正职。我和陆耀东(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笔者注)盖房子，也没有人教，完全靠自己的摸索。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穿着单裤跳到泥浆里用脚和泥。大家都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外文系有个教授一到襄樊，马上就买了一套理发的工具，他以为从此再也不会回学校，要赶紧学一门手艺。
        1974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央下发的文件上有一些孔老夫子的话，造反派看不懂，就想到了我们。我被派到由武汉开往上海的船上呆了一个月，辅导船员学习中央文件。
        一年后，学校开始在全国各地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纸调令，让我回到了武汉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撰工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80年。1976年，“文革”结束，我的父亲不久获平反。以后，国家的政策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变化着。1985年，受教育部的推荐，我作为“文革”后第一位到日本长期讲学的专家，受聘为国立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回想起那10年的遭遇，真是往事如烟。“文革”的功过不由我们来评说，对于千千万万个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家庭来说，都有各自不同的遭遇。这是一场悲剧，现在国家迎来了太平盛世，从抓阶级斗争到以人为本，这个过程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