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杨冬梓

杨冬梓至今保留着1978年的入学报到通知。   本报记者 范舟波 见习记者 马强  摄

        杨冬梓，祖籍海南，现任中山二院妇产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业领域为生殖内分泌学。已发表学术100余篇，主编《疑难妇产科学》、《小儿与青春期妇科学》，参编专著《中华妇产科学》等9部。

        1972年，我15岁，读高二，被安排到海南乡下当知青。那时，我的父母还是“黑帮”，未放出“牛栏”。我曾在乡下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望着当权者的孩子被推荐去读大学，感觉很没前途。周围很多知青感到绝望，过起了打扑克，吃吃玩玩的日子。我在中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好。在海南乡下，我也一直没有放弃，没事的时候总在看书。

        下乡5年盼来高考
        1977年，终于盼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人生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希望。那时候各级管理者还不清楚谁可以报名，几乎出现了全民报名的局面，十年“文革”，恢复高考对整个社会的震动都很大。我开始通宵达旦地看书、做题。我父亲现在还记得那时我复习的拼命劲头，我太想上大学了!
        看到很多同学报考大学后，老师在大礼堂上课，为我们补习。那时候老师很有奉献精神，他们从很好的大学毕业，夜以继日地为我们免费补习。报考的人太多了，大礼堂挤满了听课的学生，老师得扯着嗓子在讲台上“喊”，下面听课的学生每人手上拿着试题纸，那纸黄黄的，是学校免费油印出来的、老师一个上午把课讲完，回去就自己做试题，日夜都在做题，不懂的又回学校请教老师。有时候偶尔走出屋子一看，到处都可以见到考生们在看书，作题。
        高考那天，在我们去考场的路上，沿途站满了围观的乡亲，有几里路长，好像夹队欢送一样。一场试考完，老师就在考场外急切地问我们，考得怎么样?
        我全部志愿都报了医学院，中山医是我的第一志愿。看报纸，说我们那批人录取比例是1000个录取1个，全国10年积累的毕业生大多都去考了。等了两三个月，我终于等到了中山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拿到通知书一看，报到日期都过了，又赶紧找当地部门出证明，证实我哪天收到的通知书，就赶紧去学校报到了。
        尽管那批考上大学的比率很小，但落榜的人也没有特别消沉。可能是我们那代人受的磨难太多了，人们的韧劲也很好；互相鼓励着，很快又参加了后两年的高考。

        我们被时代逼着前进
        如果不是高考，我还在海南乡下当农民。我们中学同学曾经搞过一次聚会，大家的反差很大，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生活得很困难，下岗了，靠卖报纸谋生。恢复高考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中山医毕业后，我进入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工作，1995年被提升为科室主任，在别人看来还是个“黄毛丫头”。这不是说我特别能干，这是历史的原因，在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那代人来了，被历史推着往前走，身上也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记得1985年，我们医院来了两个外宾，让我去当翻译，我只好硬着头皮，揣着本字典就去了，感觉自己被逼着往前走，把所有的潜能都挤出来了。
        后来我考上了美国国务院奖学金到美国学习。在一次交流中，我在华盛顿遇到了当时的美中商会会长，他在中国呆过5年。见面没多久，他就问我，你是不是77级的?我很惊讶。他说，我在中国对77级的人印象很深，他们有社会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吃苦耐劳、包容、向上。我也很认同这种评价，我们那代人与现在70后、80后的年轻人不同，看事情更加正面，遇到挫折比较坚忍。我们想的是自己要让整个集体怎么样，这种使命感在77级耶代人身上的烙印很深。

        记录人： 本报记者  严艳   通讯员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