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背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陷入了更加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当年的清明节，更有无数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追思伟人，声讨乱权。巨星陨落，民众觉醒，8亿人的愤怒终于在极度压抑中集体爆发，让乱权者看到了民意的不可漠视。在国家命运如此风雨飘摇的关口，对于周恩来的亲属来说，除了失去亲人的悲痛，他们又遭遇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内情隐忧、委屈彷徨？日前，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秉钧讲述了他的1976，以及与总理夫妇交往的点滴，展示了亲人眼中大国总理的风范与艰辛。

　　讲述人•周秉钧

周秉钧先生接受采访中，不经意间的坐姿与墙上周总理像契合。

　　周秉钧，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之长子，1942年生于哈尔滨，1949年到1955年间，一直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生活在中南海西花厅。1961年入伍，1967年分到广州空军作飞行员，后任师副政委，广空司令部参谋长助理。1992年转业，任广州市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2003年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广州。
　　周秉钧一生严遵总理夫妇教诲，踏实做事，低调为人，从不张扬。在广东工作生活40年，鲜现公众视野，总理侄子的身份少有人知。老人的两个儿子也都从事着技术工作。在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时，周秉钧才应邀回忆了三十年前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我的1976
        伯父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太多事情完全身不由已。文革的十年对他的身体影响很大，他甚至亲自下令批捕了我的父亲，他的亲弟弟。
        1976年1月8日晚，我在广东接到北京的电报，里面只有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我知道伯父去了，但我一定要去见伯父一面。我请示空军司令，张司令告诉我总理有遗嘱：“不留骨灰，外地的孩子不要回来，尤其是秉钧，要坚守岗位!1月9日，在多方努力下，我和妻子还是去了北京。
        不久，就传来“四五运动”的消息。我们家人没有参与这事，因为群众的感情已经让我们非常感动了。
　　接下来，天灾人祸不断，不过，最终粉碎了“四人帮”。所以，现在回头来看，1976年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中国又在这一年慢慢走向正轨，又是大喜的。这几十年来，伯父伯母的教诲，我时刻也不敢忘记，并用这样的原则教育自己的后代。

        周恩来三兄弟

周恩寿  资料图片

        周恩来(1898-1976)：宇翔宇。妻：邓颖超。
        周恩溥（1899-1945)：字博宇。妻：王兰芳，子：荣庆。
        周恩寿(1904-1985)：字同宇。妻：王士琴，子女：秉德(女)、秉钧、秉宜(女)、秉华、秉和、秉建（女）。另有一子秉哲(早逝)。

　　链接
　　周恩来弟弟被捕内情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周同宇被拘捕后主管他的人，周恩寿字同宇）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那天，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
　　王金岭按照谢富治的指示找到傅崇碧。傅崇碧司令员态度明朗：“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第一，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第二，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 
        7年后，爸爸出狱，他含泪对我说：“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据周秉德的《伯父周恩来和父亲周恩寿》，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节）

        初见伯父
        开始中南海西花厅的6年生活
　　1949年，我7岁。当年8-9月，跟随母亲从天津到北京，只记得那天下着大雨，胡同里积水很深。一位何叔叔过来接我，说是要带我见伯伯，但伯伯是谁我根本不知道。坐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到了中南海。一个大院子，中间一个天井，四周都是长廊和很老的房子。迎面过来一个人，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皮肤白白的，走路很快。何叔叔介绍说：“这是同宇（周恩寿字同宇）的儿子”，来人冲我温和地笑了，还跟我拉了拉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伯父。从此，我就在中南海住下来了。开始住在丰泽园，不久随伯父搬到西花厅。
　　在此之前，我姐姐已经到了北京，与伯父伯母住在一起。后来，我父亲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工业局工作，按他的级别，分到的房子很小，家里住不下，所以，我妹妹也被伯父接到了西花厅住。我们平时在学校寄宿，周末回西花厅。住在东屋的一个大房间，四张床一溜摆开。
　　那段时间，伯父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忙，走路都是风风火火的，有时连卫士都要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早上七八点钟起床后，在院子里玩，兴致一高就叫起来。伯伯的卫士长成元功赶紧过来说：“可不敢吵，总理才刚刚睡下！”我从那以后就留意到伯伯经常熬夜。七妈（即邓颖超，周恩来在家族中排行老七，周秉钧们按淮安风俗呼之）曾说：你伯伯不是不能睡，是没有时间睡，如果可能，他一睡能十几个小时。
　　因为伯伯工作特别忙，所以，在西花厅见到他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偶尔会在一起吃饭，也会和我们聊聊外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在我们大了之后。但是，从来不许我们过问他工作上的事情。
　　大部分时间，我们的教育和生活都是七妈负责。七妈对我们照顾很周到，但在教育上的原则性从来都很强。我记得有一天，我妹妹还在上幼儿园，好像因为要个什么东西没有得到满足，就大哭，后来干脆在地上打滚。我姐姐去劝她，但被七妈拦住了，说：“都不要理她，让她哭，等她哭够了，哭累了，她自然就不哭了。”果然，不一会，妹妹听周围没有动静了，拿开捂着脸的小手，看周围已没有人了，也就停止了哭声，自己从地上爬起来。
　　我在中南海生活了6年，开始几年都是在西花厅吃饭。稍微大了点后，七妈就给我买饭票，让我和妹妹到中南海饭堂吃，并告诉我，李敏李讷也都是每天吃饭堂。1955年，我读初中了，自己家离学校更近，而且，房子也大了一点，我就搬回去和父母住了。

　　被动员参军
　　伯父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
　　1961年，我即将高中毕业，参加了空军来校招飞行员的体检，但是，我想自己的身体条件难以合格，所以还是加紧准备考大学。但是，没想到体检居然过了一关又一关。就在这时，一天，姐姐突然告诉我：“伯父明天请你去谈话”。我一愣，当时刚刚19岁，这是伯父第一次对我用了“请”这个词。会是什么事呢？
　　次日上午，我赶到西花厅。午饭时，伯父回来了，和我边吃边谈。问我：“高考准备得如何了？打算考哪里？”我如实回答，准备报考清华无线电系。“有把握吗？”我说“应该问题不大”。就在这时，伯父突然话锋一转：“你想参军吗？”我脱口而出：“想啊，我从小都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飞行员的体检”。伯父说：“嗯，好，如果飞行员做不了就去做海军、海军不合格就去陆军服兵役”，我说“好！”这时伯伯说“那大学就不考了吧？”
　　我一愣，不考大学实在没想过，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吧”。伯父说：“既然决心参军，为何还要高考呢？不要以为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我就没上过大学。我知道你喜欢无线电，但是，到了部队也一样可以学啊。”接着，他才告诉我，国家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为了保证恢复农业生产，今年国家决定，不再从农村征兵，只从城市征。这样一来，就可以保障农村的劳动力，减轻城市给农村带来的负担。我这才大致明白了，也同意了伯父的建议。
　　但是伯父为何如此郑重其事地动员我参军，背景我一直不太明白。直到到了学校，军委空军司令部军校部的张孔修副部长见到我，说“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侄子？”我这才知道，原来，在当年召开的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伯父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而且，我还可以动员两个”。会后他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是其中之一。
　　旁白：在周秉钧兄弟姐妹六人中，有4个都参军了。其中两人还去了最艰苦的内蒙和新疆。但是，由于参军时周恩来夫妇并不知情，担心两人是“走后门”入伍的，还曾派人前往部队调查两人。周秉钧航校毕业后被分到广州空军。正在延安插队的秉和以及在内蒙插队的秉建，在1970年分别参军，到了新疆和北京，但是伯伯、七妈还是让他们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农村和牧区。伯父伯母对周秉钧及两个弟妹参军的事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是原则却是一个，那就是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和需要！

　　我也“批”过伯父　
        为让伯父休息七妈让我敲他办公室的门
　　“文革”开始后，我一直在外地，但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伯父实在太难了，太多事情完全身不由己了。这十年对他的身体影响也非常大。1967年9月，我从航校毕业去广州报到，路过北京，再次去探望伯父伯母。一进西花厅的走廊，七妈已经在等我，说“你先别到客厅，先去看这张大字报”。在伯父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张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要求总理根据他心脏出现早博的情况，爱惜身体，改变他不分日夜过分繁忙的工作状况。（注：大字报原文为：周恩来同志：我们也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很多前来汇报工作的中央领导，叶帅、聂老总等人也都在上面签了名。七妈问我：“你对大字报同意吗？”我说“同意”。“同意就签字”。所以，这张大字报上也有我的签名。
　　到了客厅，七妈讲到了伯父忙的程度，说最严重的一次是接待红卫兵，连续36个小时没有休息。因为红卫兵来了一批又一批，轮番找他辩论。这次辩论对伯父身体摧毁很严重，因为它不仅累，而且生气。
　　这段时间，伯父每天从外面回来都是先进办公室。我与七妈都坐到饭桌上了，让卫士和服务员去轮番去叫，都不出来。七妈没办法，说“秉钧，你去叫。他每次吃饭不是三顾茅庐，不会出来的”。一次我临走时，对七妈说：伯父太忙，我不去与他告别了。七妈却说：“不不，我就是让你去敲敲他的门，顺便把他拉出来散散步。”我只好去敲门，因为伯父的办公室我们是不能进的。接下来这个镜头我印象特别深：我开了半扇门，伯伯正拿着笔在桌前看文件，眼睛从花镜上面看着我。七妈说：“秉钧要走了，你起来送送他吧”。伯父看看表，放下眼镜，这才起身陪我往外走，总算是能散散步，透口气。

　　父亲被捕
　　七妈让我连夜住西花厅
　　伯父除了应对全国的混乱局面外，不久，也必须面对自己家中的意外情况了。1968年1月，我正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会开完了，我准备第二天就回部队。所以，当晚买了条中华烟回去看父母。到家，却发现爸爸不在。问十五岁的小妹妹秉建，她支吾着说出去了，“这么晚了还能去哪儿？出远门还是见朋友？”我接着问，秉建忍不住了，说爸爸昨晚被人带走了。
　　我大吃一惊。因为家里没电话，赶紧跑到外面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七妈。七妈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现在马上来我这一趟！”我赶到西花厅时，天已经黑了，大冬天的，很冷，七妈正穿着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面的台阶上等我。我上台阶，敬个军礼。不等我说话，七妈就开口了：“秉钧，你回答我，你对这事是什么态度？”
　　我也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笑），说毛主席在1955年肃反的时候讲过：“这次肃反不同以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次既然抓了，看来是非抓不行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事实，没法进一步表态。七妈说“好吧”，转身和我一起进客厅，又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为何在此等你？就是要在你没有进入客厅，脑子来不及转圈的情况下问你。你这时说的才是真心话。你的态度是对的。”然后又告诉我：“你今晚就住我这里，不用回去啦。”我说明天要回部队，行李都在家，而且刚才还没有见到妈妈，我得和她谈谈。七妈说，“应该和你妈妈谈谈，但再晚也要回我这里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在我爸爸刚被抓的情况下，我在家里住，日后万一审查起来也说不清楚。住在七妈处，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
　　我又马上赶回家里，向母亲详细了解情况。母亲说，昨天晚上，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黄作珍亲自来家里带人的。我妈问怎么回事，黄说还要了解才能真正搞清楚，只是要她相信群众相信党。该上班上班，教育好孩子，此时不能外传，就连对儿子也不能讲。还交待说，父亲的退休金照发，但我们家人不能动，每月会有人按时来取30元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一家人愁云惨淡。我对母亲说，咱们都等等情况再说吧。母亲还说，她在我爸的抽屉中发现了500块钱，问我怎么办。我说要问七妈，然后给母亲留了两百块钱，拿上行李，穿上大衣，就又去了西花厅。
　　这时已经十点多了，伯伯也回来了。我对他说：飞行员要忠诚老实，既然父亲出了问题，我就不能隐瞒，回去要向组织怎么说？伯伯说，不要给你们的基层组织说了，直接给吴司令（吴法宪）说吧。我又提到500块钱的事。伯父说，告诉你母亲，看看是不是新票子，号码是否连起来的，如果是，就不能动。
　　次日早上7点，我起床到客厅，伯父已经从外面办事回来了，告诉我“不要再找吴司令了，我昨晚见到他了，已经说了此事。你何时能向你们基层组织讲，我会告诉你的”。说完这些，又进了他的办公室。
　　七妈说：“这事要尽快让秉德（周秉钧的大姐，时在西安工作）知道。我马上写一封信，你给小六（周秉钧的小妹周秉建，时年15岁，读中学）送去，让她马上去西安。”我拿信找到小妹，因为学校里不方便说话，就到了西单电报大楼大厅，将信给她，让她马上坐火车到西安去了。
　　随后，我也回到广东。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只是听母亲说，每个月都有一个叫王金岭的干部到家里来拿爸爸30元的退休金，或者一些换洗衣物。但父亲具体关在哪里，一直不知道。直到1975年夏天，父亲才被释放，整整关了7年半。

　　伯父亲自签署逮捕令
　　伯父去世后我们才知内情
　　但是，对我父亲究竟为何被抓，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1981年，有一次七妈把我父、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了西花厅，专门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七妈说：“你们伯伯到后来”，——七妈说话不喜欢用极端的词语，“后来”也就是临终前的意思——“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一切都拜托你了！’我想，党和国家的事情也不可能拜托我啊，只能是家里的事，而家里也只有同宇这件事最大了。我这两年专门调材料来看，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我父亲当年有几个比较投缘的朋友，其中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此外还有两个老教授。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也难免有些牢骚。刘少奇一倒台，王家也要清查。红卫兵在王家抄家时发现一叠请柬，上面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个教授的名字。很快，除了我父亲，王光琦他们三个都被红卫兵抓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教授自杀了。红卫兵一看死了人，不好办了，就将所谓的案卷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有我父亲的名字，就批了一句：请总理阅。这等于是将了伯父一个军：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伯父就此给主席写了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伯父就亲自下令批捕了父亲。此事交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但是，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是北京卫戍区一个营房腾出来的地方。所以，并没有像关在秦城监狱里面的人受到很大的摧残。这里气氛相对平和，每人一个房间，可在走廊散步。
　　讲到这里，七妈也说“幸亏是在北京卫戍区”。我父亲接着说“否则就死无对证了”。七妈说：“‘文革’中，你伯父也是用这种方法保护了一批人。”
　　到了1979年，我父亲得到平反。后来，我与当年主管我父亲的干部王金岭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你父亲不愧是总理的弟弟，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弟弟。因为那时经常有人过来审查他，就是想从他话中找漏洞，“抓一句话就能治总理于死地！”开始问不出来，后来就想各种办法，比如说审问连轴转，或者跳着年代问，试图把我父亲的思想搞乱。但是，他在里面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给人任何把柄。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伯父亲自下令抓自己的亲弟弟，这该有多难啊！我父亲不过是个小人物，退休前也只是一个内务部的专员。
　　旁白：周秉钧保存的当年那份逮捕令上写着“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样，周恩来还在旁边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
　　关于此事，周秉钧的姐姐周秉德曾经在一篇《伯父周恩来与父亲周恩寿》的文章（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17日第七版）里有专门回忆。周秉钧的妹妹周秉宜也曾经在北京晚报的连载文章《周家有男当劳模》中提及。
　　“文革”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它绝对不允许我们问他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即便父亲被抓，我们谁也不再在他面前提，更不敢说求情释放的话。而且，在那个年代，连国家主席都被抓了，总理的弟弟又算什么呢！
　　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荒唐，伯父也很少在我们面前有所表示。我只记得有一次，是1973年12月，我在人民画报上看到章士钊的大作出版的消息。但是，没几天，上海文汇报就刊登了批章的文章。中央媒体都推荐他的作品了，文汇报怎能如此搞对立呢？那天我在西花厅和伯父聊天，就很随意地说起这件事。他当时在沙发里坐着，很吃惊地说：有这种事？然后就去办公室了，不知道是否去处置此事了。这可能是他在我面前最明确的一次表示对文汇报的不满。
　　平时，我们是绝对不能介入他的工作的。他定的家规中就有一条：不要替别人带信、告状、求情。文革中我也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老首长。

　　最后一面
　　伯父说“你爷爷一生没做过坏事”
　　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是1974年。当年4-5月，我回京休假，断断续续地和他见了几面。其中有一次，我走进西花厅，他正穿着睡衣、戴着花镜在客厅里看文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伯父在客厅里里穿睡衣。他同我握手聊天。坐得时间长了，就起来走动走动，双手抱着膀，突然就说起了爷爷：“我对你们的爷爷一直抱着同情和敬重的心情，他为人老实，但是本事不大，一生只做了一个小职员，每月收入不过20块钱，但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还掩护过我……”
　　我也不知道，他为何突然说起这些往事。后来慢慢琢磨，一来是当时他暂时把工作交给了邓小平，暂时相对得到一些放松，有时间和我聊天了；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希望我能知道一点自己家族的历史。
　　我5月中旬离京。伯父6月1日就住院了。这消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只是在报纸上见不到他的消息了。后来姐姐来信说伯父情况不好。当年11月，我又赴京参加一个空军会议，在西花厅见到七妈，她看上去也很疲惫。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只回答了一个字“累”。我提出来“您什么时候去医院看伯伯时我想和您一起去看望他”。七妈说：“你想去看伯伯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先听我说说情况：为了你伯伯的健康，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负责同志因工作需要才能探望，对于我也规定每天只能见半小时。你要去的话，必须要请示中央。”我说“那我就不去了，请您代表我向伯伯问好，祝他早日康复”。并把带来的山东大枣送给七妈，七妈见了说“这么大的枣！正好伯伯喜欢吃脆枣，我让桂师傅烤一烤，带给他吃”。

1974年4月，周秉钧(右二)去看望七妈(邓颖超)。

1961年7月，周秉钧(左二)参军前与伯伯、维世姐姐和金山在中南海西花厅。

　　1975年夏天，“批邓”活动又闹得沸沸扬扬，明显能感到“四人帮”（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称呼）的气焰日渐嚣张。和普通老百姓相比，除了担忧国家外，我们还有对个人安危的忧虑。我曾对我妻子说过一段话：“现在中央又开始“批邓”了，内情我们不了解，但是，能明显感到伯伯在与他们的矛盾中处于不利的位置。虽然我现在还在飞（做飞行员），但是今后的情况很能预料，你要有思想准备。”妻子只说了一句话：“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跟你在一起”。

　　送别风波
　　七妈发电报不让我们进京
　　1975年底，我休假回京探亲，这次不再提去看伯父的事了。七妈见到我带的广东小蜜桔，连声说好，“可以拿去给你伯父榨汁喝”。其实，这说明伯父已经不能吃东西，只能进流食了。
　　然后，七妈起身去里间点眼药。这时，她的秘书赵炜神态凝重地对我说：“有件事要告诉你，本来你七妈想自己说的，但是她一提起来就难受……”说到这里，赵炜的眼圈红了：“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伯伯的状况很不好。七妈嘱咐，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们都要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是没有儿子，即使有儿子，如果在外地，也不会让他回来的！”我听着听着眼睛就湿了，点了点头。
　　从那之后，我的心情就非常压抑。1976年1月7日晚上，我经广州回到部队。第二天晚上开个会，师长安排我发言。8日晚上，我正在开会，一个参谋突然叫我接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最怕的就是电话电报了。还好，电话是我老婆打来的，但是她劈头一句就是：“你接到电报没？”我心里又“咯噔”一下：“哪里来的？衡阳还是北京？”因为当时我儿子在衡阳外婆家，如果是衡阳来的，充其量孩子头疼脑热的，也不会是什么大事。直到此时，我还心存侥幸。但是，我老婆说：“北京的，只有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老婆问我怎么办，我说一定要回，让她赶紧托人买机票。回到会议室，师长让我发言，我说我讲不了。他很奇怪，跟我回到宿舍，我如实说了，师长的眼泪就下来了。他马上准了我的假，还和我聊到凌晨两点多，都是忧心忡忡，不知道国家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师长走后，我开始收拾东西，一夜未眠。9日凌晨5点半，我正躺在床上眯眼，师长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听广播。打开收音机，传来的就是哀乐。
　　我搭乘我们空军的便机到了广州。见到我老婆，却说没有买机票。此时，广州空军的领导也来了，直接把我拉到军区礼堂。原来，我老婆先是找到广空的一个处长，他本来说没问题，不必买票做客机，直接搭乘空军的便机就行。但是得知事情原委后，就不敢做主了，去请示广空的朱云谦政委，因为有这份电报，朱也不敢定夺，只好请示空军司令张廷发。张司令最终还是问到七妈的秘书赵炜那里。
　　在军区礼堂，广空的领导们说，赵炜再次转达七妈的意见：按电报意思办。我说：“我一辈子听他们的话，但是老人都去了，我一定要去见他一面！”说到这里，连朱政委他们也都哭了。又代我再次请示空军司令，张司令的回答还是按电报意思办，并且说，总理有遗嘱：“不留骨灰，外地的孩子不要回来，尤其是秉钧，要坚守岗位！”我一听伯父有这样的遗嘱，无论如何不能违背，马上要回部队去，但是广空朱政委说“你心情不好，就在广州休息几天吧”，就把我和爱人安排在招待所。

邓颖超秘书发电报嘱咐周秉钧不要进京(电报原文：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赵炜)。

　　回到招待所，我躺在床上想来想去，觉得伯父不可能能考虑得这么细了，还交待，“尤其是秉钧在第一线要坚守岗位”，那么，这话如果是七妈说的，还有商量的余地。下午一点多了，我还是给七妈打了个电话。是秘书赵炜接的，我说：“让我坚守岗位的话，如果是伯伯说的，我不能违反，遗嘱是不能违背的，如果是七妈的意思，我还想争取一下。我和妻子两地分居，本来每年就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我现在休的是自己的探亲假，不是请事假。”
　　赵炜在请示过七妈后说：“你七妈的意思是，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仍旧不能同意你过来回来，但是你们组织上有什么安排，她不管了。”赵炜还补充说：“如果你来，必须11号之前到，否则看不见了！”
　　我和妻子终于乘坐1月9日下午4点45分的航班去了北京。
　　旁白：周秉钧保存的众多关于伯父伯母的照片中，其中一张是周恩来去世之后，躺在灵堂里，身上覆盖着党旗，邓颖超含悲站在旁边。很多人都以为这张照片摄于人民大会堂。但是，周秉钧说，当时的场地是北京医院的车库，临时改成了一个灵堂。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出殡。从北京医院一直到八宝山，道路两侧挤满了自发前来送别的群众，无数人在寒风里中哭泣甚至晕倒。这一“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被载入历史，为中国人所熟知。

　　亲历十里长街
　　七妈扑到棺材上：“恩来，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当天，送葬的车队没走正门，从北京医院的一个侧门出来。但是，没想到，一出门口，就看见很多老百姓已经在此等候。车队最前面是开道车，其后就是灵车，紧跟着是王洪文的车，随后是七妈和秘书的车，接下来是我们坐的面包车。当天非常冷，寒风凛冽。但是，一上长安街，人更多了，路两侧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从东单到八宝山，一直没有中断过。人虽然多，但是很安静，只有哭声，气氛很压抑。
　　在长安街上，由东往西方向，除了车队外，是没有车辆通行的，但是由西往东方向并未进行交通管制，车辆照行不误。不过，有一个感人的细节时，对面所有的车辆，不论是公交车还是机关的车，遇到车队都会自发停下来，等我们通行。
　　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前面车上的赵炜隔着后窗向我摆手，我不明其意，以为他在给我打招呼，也摆了摆手。下车后，他才告诉我，七妈让他通知我们：不要哭！
　　到了八宝山，秩序完全乱了，因为人实在太多了，都要再看总理最后一面。赵炜一下车，就拉住了七妈，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抱着一个的腰，不然非冲乱不可。于是，我姐抱着赵炜的腰，我抱着我姐的腰，后面结成一串，但还是给冲散了。
　　在最后告别时，我看到伯父的样子，脸特别特别瘦。据说，他死时体重还不到80斤。从出事后，我一直没见七妈掉过一滴眼泪，直到这时，她才一下扑到棺材上，大喊一声：“恩来，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就泣不成声了。

邓颖超在周恩来遗体前。灵堂设置在北京医院的车库里。

周秉钧仍保留着1976年他与爱人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周总理丧礼时佩戴的黑纱和纸花。

　　良苦用心
　　七妈：伯父追悼会上江青不脱帽，是因为有病不方便
　　12日，骨灰被送到故宫一个大殿里供人吊唁。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在追悼会结束后，七妈让我们这些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她首先肯定了一点：医务人员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责任。然后，又说“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高过了实际，你们不应有任何意见，在后事上我一句话没说，没提任何要求，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办。”然后，她和我们这些人逐个握手。轮到我时，问何时回部队。我说想在北京多陪她几天。她说：“那好，18号那天，你和姐姐到我这里来，就你们两人，弟弟妹妹就不要来了。”
　　18日，我和姐姐如约前往西花厅。一进门，七妈就说我们：“怎么还带着黑纱？纪念没必要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不戴了。”我们也只好把黑纱取下。
　　七妈先讲了伯父的病情，说从发现癌细胞到去世，大大小小做了十几次手术。1975年9月20日，在膀胱底部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更毒的癌细胞。这种癌细胞在2000例病人中才会出现一例。因此，就没有再动手术，病确实是治不好了。因此，“外面有任何传言都不要相信！”——当年，在其他领导人去世时，确实有一些传言，比如陈毅去世时，就有传言说是因为林彪授意医生手术不做干净等。七妈特意解释，是怕医务人员承担压力。
　　此外，七妈又解释说，追悼会那天，我让你们站在工作人员后边，是不想让你们出现在镜头上，太过张扬。后来，我们自己在琢磨，当时，“四人帮”正是嚣张的时候，七妈此举也是想保护我们。
　　然后，她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是军人，不敢随便乱问。我姐姐比较胆大，她第一个问题就是：“伯父病重时，主席究竟有没有去探望？”七妈说，“你们都知道主席和伯伯是多年的战友，对伯伯是多么器重。但是，你们不知道伯伯病重时的样子，而且，主席身体也不好，见了面刺激太大，对两人的心情和身体都没有好处。因此，中央不让主席去看。”
　　我姐的第二个问题是：追悼会上，江青为何不脱帽？朱老总那么大岁数了，都还敬了个军礼。七妈解释说：江青同志有病，不方便脱帽。
　　我们离京返回广东不久，就传来“四五运动”的消息。我们家人没有参与这事，因为群众的感情已经让我们非常感动了。不久，部队也要求查曾经在“四五”期间去过北京的人。气氛搞得很紧张。都被我们应付过去了。“批邓”风潮也愈演愈烈，上级指示必须开会学习。我拿着文件找到师长，他说“我是军事干部，这是你们政工干部的事！”我说上面说必须一把手亲自抓啊，他问我具体哪天开会，然后说“那天我肚子疼！”——大家对这些都很反感了。
　　接下来，天灾人祸不断，不过，最终粉碎了“四人帮”。所以，现在回头来看，1976年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伯伯、朱德委员长、毛主席先后在这一年去世，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是大悲，但十月六日中央在华国锋同志主持下，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又在这一年慢慢走向正轨，又是大喜的。这几十年来，伯父伯母的教诲，我时刻也不敢忘记，并用这样的原则教育自己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