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场见闻
　　
　　跳舞的人群　主要还是上层人物

　　跳舞是新兴事物，所以真正有基础的人并不多，1927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恰是西濠舞会举办之日，这个晚上参加舞会的名人颇多，也相当有代表性。广州缙绅五人称“五大寇”的，广三铁路局局长的妹妹、买办夫人、牙科医生的儿子和妹妹、留法归来的卫生局局长的夫人、某部队警备司令部副长官司等等，可见当时的广州，跳舞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几类人。
　　
　　跳舞的姿势　像老先生读文言文

　　大多数人的舞姿都相当奇怪，有人总结舞姿有以下几种，一是俯首作寻物状，一是挺腰，伸长手。或者屈膝乱跳，整个人矮了几寸，也有人左手高举，右手紧抱舞伴的腰，两眼直视，样子有点像行将劈人的雷公。再有就是摇头摆脑，仿佛老先生读文言文一般，或者是两肩左右摇摆，好像两只老鼠同时跳上天平的左右两边。
　　
　　跳舞的场面　观舞的比跳舞的多

　　成丈阔的跳舞场，好多人围着圈子外面，大声呼喊，场面看上去很热闹，可很多人却并不肯踏入舞池中间。晚上七点钟舞会开始，往往要到九点才有人开始一双一对的跳起来，数量也不多，因为舞场不大，有六七对就已经把舞场占满了。
　　
　　跳舞的规矩　很多人根本不懂

　　广州舞场的硬件设施比起其他城市似乎一般。规模不大，跳舞场小，大家也不懂规矩，比如初学舞者，没有经验，总是横冲直撞，总是要回过头去说“SORRY”，又往往无人回应。有时大家听不懂舞曲，不知道跳什么动作合适，场面尴尬，当时的亚洲舞场。在亚洲开会，每次音乐一响，必挂了小牌子，说明这次的舞式，有人认为舞场都应变如此，因为毕竟是跳舞的“幼稚时代”，这些普及工作是不能简化的。
　　
　　跳舞的服装　看上去有点古怪

　　有人认为，“衣挺、鞋亮、发光、身香、面白”应该是跳舞的人必须具备的，但能够五美齐具的人非常之少。

　　“那些男子，是把领反上，露出内衣，而又掩以有色彩的剃刀布，女子多是穿长短适中的衣，而露出膝头的”。某晚舞会，最受瞩目的服装是两位女士披红蓝缎制成的斗篷。

　　民间记忆

　　吃饭跳舞在一起的舞场

　　梁俨然，90岁，知名报人，民俗研究专家
　　
　　印象中解放前广州的舞场数量不多，全市大概只有十几间，多为私人承办，性质有点像现代的夜总会、卡拉Ok。每天晚上，九时开始直到凌晨三点左右，茶楼酒馆晚上传出“嘭嚓嚓”的声音，有一些还是通宵达旦营业的。

　　有的舞场设在酒楼里，宝华路有一间叫做“银龙”酒家，是当时西关一带较出名的饭店兼舞场。广州的舞场与香港的舞场不同，在香港，进入舞场要买“舞票”；在广州，不需要买舞票就能进入舞场了，因此商人、富贵人家的子弟等社会中上层的人都喜欢到舞场洽谈生意、交际应酬，客人既可以谈天饮酒、品尝美食，还可以跳几支交际舞，娱乐消遣，打发时光。

　　旧闻回眸
　　
　　舞风刮向广州
　　
　　广州，尴尬的舞场

　　1927年前后，《广州民国日报》上已经刊登了有关舞场消息的广告，比如西濠大酒店的一则广告标题就是“跳舞茶会”，内容是逢周三周六晚上八时举行，每位收茶资一元，送精美食品，而最有力的广告词则是“跳舞、练舞、观舞的好机会”，可见广州的舞场还是新兴事物，真正懂跳舞的人的并不多，相当一部分是练习，而更多的则是观望。

　　比起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舞场不算多，跳舞的人数也不多，也许因为跳舞的“势力”并不大，或者广州人本身就比较宽容，所以和其他城市不同，广州跳舞的“反对派”与“赞成派”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冲突。

　　倒是舞场本身，有着许多尴尬，广州人，热心又冷眼，似乎也有点幸灾乐祸的，看着跳舞这件事。
　　
　　赞的温和，骂的也温和

　　《广州民国日报》小广州栏目，有若干关于跳舞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见闻似的，都是调侃的，少有鲜明的支持跳舞反对跳舞的观点。

　　“明天是舞场开放期，恨不能把钟儿乱拨”的描述来表达自己对舞会的期待之情，差不多就算是表示支持的声音了。大部分人都认为，跳舞在广州，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所以很多人、有些自己也去跳舞的，都有些善意的嘲讽。

　　一位自称乡下人的作者在文中称，他住在三家村，因为田间劳作，略有盈余三四元。久闻跳舞“抱腰与头”，心向往之，所以来到广州大城，正好赶上国民花园开化装舞会，门票一元，舞姿比“八倏舞于讲庭还要好”，跳舞人的穿着更让作者看得乐不可支。走到街上，发现广州街上的男女，大多效仿“舞场的化装。”显然作者对跳舞颇有不满，除了嘲笑其装束外，一张入场券都要一元钱，而乡下民众一年才剩下三四元，更是显示了跳舞远离民生。这恐怕算是最激烈的“反对”了。

　　有作者写文章“提倡摇橹舞”，讲述自己有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坐船游河，撑船的是蛋妹亚妹，正在摇橹，她穿着粗布的衫裤，“圆的脸，白的肤，明的眸，小的口”，作者与她一起摇橹，你推我退，你退我推，好不有趣，而且又不需要宽敞的舞场，不需要动听的舞乐，不需要西装和皮鞋，也没有“揽腰贴胸咁俗”，比“回旋舞”要有趣得多。所以作者说，我们提倡摇橹舞吧。

　　算是有关跳舞的建议，也有几分调笑的味道。

　　旧时世相
　　
　　妓女该不该跳舞？

　　有文章记载，有一晚在亚洲跳舞，忽然跳舞的人纷纷离场，原来是老举和老契也在舞池之中。老举和老契是什么呢，《羊城晚报》“广州旧事：‘老举寨’的由来”一文曾经介绍，自晚清始，京、沪等地已出现由嫖客开出点名要妓女出局的“局票”，妓女接到局票后出堂，往往由老龟奴(妓寨中的男工)举起扛在肩上，送往嫖客之处，此类行径被广州人戏称老举。“老举”一词随后逐渐成为娼妓的代称。

　　所以，大家纷纷离场的原因是不愿意和妓女以及她的同性女伴跳舞，因为当时舞场上多是名媛望族，这件事情曾经多次发生，也在当时引发了争论。

　　不过争论渐渐平息了，作者则认为，“老举到底是人，她的人格破产了，而艺术格没有破产”，跳舞已经经历了萌芽阶段，早就进入了艺术的阶段，而艺术是大家的，是公开的，所以妓女也有权和大家一起跳舞。所以那些不愿与妓女同舞的人，“若要洁身，不如入山修道，与世无闻，玩一玩盗泉之水我一饮的小把戏吧。”
　　
　　国民花园开放之夜差点没有乐队

　　国民花园是当时的大舞场，开放之夜，不收入场券，大概七点钟，来的人已经很多了，虽说不收入场券，大概还有其他的消费，所以作者感受到“然而不知怎么搞的，银包里面还是少了一元钱。”

　　这晚到会的名流很多，有廖仲恺先生的女儿梦醒，著名交际花黄恩藻，这晚也忽然出现。

　　当晚出现了一个小小意外，舞会的弦乐队本来是从香港请来的，开幕那天忽然接到一封电报，说是香港的这支乐队不能依时来省，主办方急拍电报要求无论如何要找人补上，最后来了三个菲律宾人奏乐，到十二点，乐队就说已经“够钟”，准备停止，来玩的人不够尽兴，要求加场，直演到凌晨一点，众人才散。
　　
　　薛觉先舞惊四座

　　那个年代会跳舞的人其实并不多，报纸记载粤剧名角薛觉先倒是跳舞高手。他曾经携新婚妻子到西濠跳舞，他们跳了两曲狐步舞，姿势特别优美，以至于整个舞场中没有人再上场，大家一方面想观摩学习，一方面相形见绌，也不愿意出场。跳了两曲后，薛觉先和妻子离场，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再上场跳舞了，只有一对外国人。

　　作者分析，薛觉先是粤剧名伶，可能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共舞，而他一离开，座中女性，都露出失望之色。
　　
　　德国大班豪掷八金

　　当时跳舞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外国人，也正是这群外国人，把跳舞的风气带到了广州。曾经有一晚，在珠堤边舞场，沙面银行的德国“大班”“忽掷八金购三鞭酒”，与乐队成员一起饮酒，乐队成员精神大振，霎时“紧弦急管，有如狂风暴雨”，跳舞的人也因此精神大振，大卖力气。

　　同场光临的也有一位公博先生是留美学生，所以大家都盼望他能够一展舞技，使大家“得瞻要人之舞为幸”，但公博先生七点三十五分入，到八点四十分离场，最终都没有跳上一曲。

　　场上还有不少政要以及商界会士以及他们的女眷，大家一直乐到十二点，这时候电梯已经关闭，所有的人都是沿着楼梯上一行指示“由此下楼”四字下楼，练习脚力。
　　
　　男人跳舞一定要带舞伴吗？

　　在当时的舞场，没有带异性的男子是要被“唾骂”的，大家认为他们太过“取巧”，因为如果每个男子都不带舞伴，整个舞场则变成“阳气盛”。

　　那些没有舞伴的男士，被描写成“失水之鱼”，只好同性舞蹈，又担心别人说“孤寒”，假装跳差利士丹以为饰，其意似乎在说，我想跳差利士丹，只是没有伴侣而已。

　　不过也有人认为男性必须带舞伴的观念应该改改，因为没有人愿意孤零零的，如果男女都不携带异性，都自主到舞场来，那么就没问题了。

　　小广州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打倒污辱男性的‘男子不能对舞’”，记载了国民花园门口贴上了“男子不能对舞”的招牌，起初以为老板是不想“同性对舞”，而进去才发现，女性是可以对舞的，为什么男性不能对舞，而女性可以对舞呢，是不是因为尊重女性而不尊重男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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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跳舞与禁舞

　　与广州“舞林”的温吞风气不同，当时的天津是时尚之都，有关跳舞与禁舞的争论相当激烈，而争论就是天津由中国人开的第一家舞场开始的，这家舞场的大股东，正是广东人。

　　旧天津的舞场，始于1923年前后。那时建立的平安饭店、天津饭店、起士林饭店以及后来建立的大华饭店、国民饭店、西湖饭店等均设立舞场。

　　1927年5月中旬，天津十二位名流，因为福禄林饭店开设跳舞场，写信给福禄林饭店的大股东李赞侯，劝说该饭店取消跳舞，以维持风化。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名流们认为跳舞有伤风化，而赞成跳舞的人则嘲讽这些名流在民不聊生的当时，仅仅把目光放在跳舞这样的小事上，没有放眼国家。而为什么外国人可以跳而中国人就跳不得，也是不少人持的观点。

　　从1927年6月中旬开始，《大公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跳舞与禁舞的文章，其中1927年6月20日，《大公报》发表署名“云心”的《我对于跳舞的怀疑》一文提出的“我不明白跳舞的用途是什么？跳舞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中国的情形，是否有跳舞的必要？有了跳舞，社会能受何等的利益，没有跳舞，国家能有何等的危害？”这四个问题，成为第二阶段《大公报》关于跳舞问题讨论的基本问题。(《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作者左玉河)

　　除了大公报，《北洋画报》也就同样的问题展开争论，1927年7月20日《北洋画报》刊登“禁舞运动的尾声”：“近日接到名流某某来信，称‘跳舞有伤风化……如果该区内有跳舞场，应该立即禁止营业。’起士林是外国人经营，而且是外国人运动的公共娱乐场所，不便于禁止……这几天特三区的天升屋顶花园甚为热闹，由此可见禁舞运动归于失败……”
　　
　　1928年

　　上海颁禁舞令

　　1928年7月27日，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委会四区十五分部致函上海市政府，要求查禁跳舞：“查本埠舞风甚盛，触目皆是，如跳舞学校及月宫饭店等处，服饰丑怪，几无人格，每每引诱一般青年同志踵迹其间，形同妓馆。而良家子弟妇女们受其陷害者不可胜计，实玷辱于国体良非浅鲜。当兹革命统一之际，廉洁为主，岂可容此污秽流处于青天白日之下耶？敝分部有鉴及此，应即函请贵市政府即日严重取缔等因。”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查明辖境以内，如有上开情事，应即取缔，并将办理情形呈候察核。”这是以政治势力公开进行的禁舞之举。其禁舞动机，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为了树立政府廉洁开明而奋进的姿态。1928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禁舞令，实开官府禁舞之先河。(见《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丹萍　实习生　李斯璐

　　本版漫画选自《旧世百态》现代出版社1999年3月版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提供馆藏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