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大江沉重》是新世纪广东改革小说的扛鼎之作，以宏大视野描绘了改革的激荡和深广。《大风起兮》用恣肆笔墨、磅礴气势展现了特区改革开放的宏大画面，获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大江沉重》叙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极具艺术感染力，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入选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 2022年“扎根岭南——本土经典文本导读”系列活动邀请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董上德与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他们共同为读者导读本土经典文本《大风起兮》与《大江沉重》。

《大风起兮》的作者陈国凯曾创作了《我应该怎么办》，饮誉文坛，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之一，是广东省作协享誉全国的作家。《大江沉重》的作者之一吕雷先生也曾经是广东省作协驻会的常务副主席，两位广东作家敢于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抒写改革的大文章，是十分值得钦佩的。 而这两部作品在当年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是站在时代和生活的前沿，记录整个时事发展变迁的厚重之作。

《大风起兮》是陈国凯先生以深圳蛇口开发区改革为原型创作的，展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广东改革者的魄力及艰辛。《大风起兮》的“风”，就是东风，改革开放之风，也是点题之笔，而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正是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袁庚。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反映特区改革开放历程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浓郁的广东民俗史，是当代长篇“跨文本”的读本。

《大江沉重》是吕雷先生和赵洪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描述珠三角山区沧宁县地方官不惜以乌纱帽作抵押，超常规改变地方贫穷落后处境的故事。《大江沉重》的“江”，就是东江，小说中沧宁县以江为界，一分为二，大江右岸的平原和城区划为特区，而大江左岸只余下荒山野岭及20万处在温饱线以下的农民。小说以连接两岸的沧宁大桥为点题之笔，将“贫”“富”连接起来，让先富裕的那部分人带动和引导部分发展慢的群众稳步前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两部小说的写法稍微有些不同，《大江沉重》的戏剧性更强，《大风起兮》的时代风云描述的更多。

梁凤莲老师指出，这两部作品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堪称是记录时代直击现实的好作品。一直以来，广东文学背负了很多包袱，如何更好地传播本土优秀的作品、如何聚焦关注，这些问题值得反思。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文学观，重视对传统的发扬光大，加强对前辈的文学成果和精神传统的传承与传播，同时，也要重视注重发挥文学评论的引导、砥砺、推介作用, 增强对本土文学研究的深入度和扎根性。也希望通过此次讲座，能够让这些扎根本土、凸显地域文学文化特色的主旋律作品，能够重回大众视野，更好地去展示本土文学生态和文学面貌，这些作品不仅是老一辈作家对时代的演绎，更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最好的见证。

广东文学有好的作品，而写出厚重作品的作家，总是有一份历史的担当和时代的责任。从《大风起兮》与《大江沉重》两部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担当和时代责任。广东作家的结构比较复杂，因为这次的分享主要是集中在广东文学，所以董教授就以粤籍作家为例，围绕《大风起兮》与《大江沉重》两部广东题材的作品，与读者分享了两位粤籍作家的创作特色：

一是粤籍作家的时代敏感与历史观察的相互交织，是能够写出厚重作品的重要前提。创作广东题材的作品，小说的肌理就应该原汁原味地体现广东水土的特色。那么粤籍作家在这方面就有着先天的优势，再结合他们的生活阅历，常年观察，聪明才智，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自然有自己的特色。陈国凯先生本人对客家文化，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是很有研究的，所以在《大风起兮》的细节处理、人物形象，情节的走向中融汇了很多陈国凯先生对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独特性的理解，也融入了岭南民俗特有的一些元素。而《大江沉重》写的是惠州惠阳一带的故事，那里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等相互交融，民间文化多姿多彩。小说里就描述了一段通过恢复传统赛龙舟的风俗，重新激活左墩村人众志成城的民气，让村民通过龙舟赛感受新县城的新气象，振奋精神共渡难关的情节。小说将起龙舟、游龙、引龙、龙舟图腾、龙舟背后的宗法关系等等写的非常具体生动，非常具有岭南特色。

二是粤籍作家的生活积累与言语机趣的相互激发，是写出“粤味小说”的关键诀窍。岭南的生活民俗、岭南人的生活姿态、生活情调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粤籍作家的生活积累与言语机趣的相互激发，产生了很有“粤味”的小说描写：比如《大风起兮》中同在香港谋生的杨飞翔和曾国平一起说起文化的时候，他们就因为各自的文化优越感产生了矛盾。出生在广州的杨飞翔，一身广州情结，说起广州就眉飞色舞：广州有岭南派三大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一代名流；广州有粤剧万能泰斗薛觉先，广东有音乐大师吕文成等四个人，独树一帜，自成流派！从小就成长在香港的曾国平觉得杨飞翔太嚣张，有意落他一排牙：香港也有天王级的大歌星、影星，有徐小凤这样的世界级大牌歌星，香港人的文化水平高，拥有大量的留学生，你敢说是不是？！其实，广州有广州的文化，香港有香港的文化，这些言语之间的那种对话，充满着生活的汲取，而且也是符合生活的现状和文化的现实。陈国凯先生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他在作品里，经常把客家话、潮州话、广州话里的一些风趣的东西交汇在一起，而不是偏于某一种，这种融会也暗含着广东不仅有广府人、还有潮州人、客家人等，大家各有特点，也各有长处，在大风起兮的阶段，其实是需要不同地域的人共同努力、构成一种合力，拧成一股绳，这样广东也就能起飞了。小说里面的这些很有机趣的描写也暗示着广东不仅有文化，而且有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靠大家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三、粤籍作家的入世态度与超越意识的相互统一，是写出传世之作的人格因素。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有很强的入世意识，通过他们的写作其实展示的是一个时代进程中很关键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能够直接体现广东人气质、勇气、毅力。但同时他们也有超越的意识，这个超越意识就是说它超越世俗的功利，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纯粹地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记录广东人勇于担当，敢于拼搏的精神，对历史负责，对广东负责，对时代负责。他们入世的态度跟超越的意识高度统一，这个非常令人钦佩。

随后梁凤莲老师也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会：《大风起兮》与《大江沉重》这两部作品不约而同都用了“大”字，因为广东不是只有小我、自我，它还有一种大气磅礴的家国情怀。陈国凯先生在《大风起兮》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多少志士仁人披肝沥胆，为民族的振兴奋发图强。”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历史大幕开启时的超越雷声，所以在主人公方辛的个性深处，我们可以感觉到走出黑暗之后的时代是怎么迈开自己的大步，也可以感觉到历史前行的艰难与必须承受的重大的巨大的阵痛。《大江沉重》的作者吕雷、赵洪在作品的研讨会上也曾经指出:“作家应该是社会沧桑变化和人们生存状态的审视者和记录者，在珠江三角洲近二十年高速发展这一千古奇观面前，在炎黄子孙的精英面对全球化无数严峻挑战的时刻,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冷漠地闭上自己的眼睛,而应满腔热情地去观察她、研究她，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更全面更深入地去表现她。”这部小说就是追求独特品格的艺术，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用独特的艺术手段表现独特的人物性格特质和时代风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三位作家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自觉的占位和内心的驱动力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勇于担当和创作的使命感，这是现在非常欠缺的一种创作品格。当然，作为一种写作方式，个人化写作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按照一种方法、风格、思维模式去进行创作。但是，如果作家完全对时代的需要置之不顾，只是埋头写自己的内心感受，那么我们的文学创作就会变得很偏狭。

此外，这两部作品的主题内涵，放在当下是仍然可以与现实相互关照的，有一种镜子效应。《大风起兮》就宛如陈国凯先生拉开的画轴，展示了改革开放七八十年代开始，广东所发生的变化，这其实就是如今大湾区的蜕变图，它依然能够唤起当下的一些记忆。而《大江沉重》也有很多可以跟现实相互关照的聚焦，作品里的权利斗争、利益共享、世俗关怀、发展的阴差阳错等等一点都不违和，并且与我们现在的“扶贫”“共同富裕”相互关照。

两位老师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故事性、代入感很强，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并且由点到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希望通过此次分享，与读者共同重温本土经典著作，并通过这两部著作，重新去认识广东文学的创作风格、文体气象、精神格调，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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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大风起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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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大江沉重

【责任者】吕雷、赵洪著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索书号】 I247.5/7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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