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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文物看历史：广州南汉考古与南汉史研究
——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七期
公元917年刘龑称帝，国号大越，定都广州（改为兴王府）。次年刘龑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因处乱世，留下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可弥补文献之不足。广州作为南汉国的都城，出土文物众多，实物资料大大丰富了南汉史研究。6月15日，由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七期在广州图书馆北九楼广州人文馆举行，主讲嘉宾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全洪老师，通过介绍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汉考古及其研究成果，向广大市民呈现一个比较全面、真实、立体的南汉国历史形象。
▲图1.主讲嘉宾：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全洪老师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代，由于处于战乱之中，此时期的文献资料等史料相比其他朝代来说比较少，很多情况下就要依靠考古资料来做一些补充。而考古研究是指从考古学角度对事物进行研究的方法，就是以物质为主要对象，以各种方式考察物件的材质、制造时间、制作方法、使用方式、埋藏时间和原因，从而达到认识了解人类的发展历程，揭示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南汉国的历史与帝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计算南汉世系的起迄时间（主要是立国时间）不同，因此关于南汉的世系,自古以来就有两种算法：一是以刘隐为始创者，经历五主共六十七年。《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第五》记载“隐兴灭年世,诸书皆同。盖自唐天二年隐为广州节度使,至皇朝开宝四年国灭,凡六十七年。”；另一种说法是四主共五十五年,从刘龑称帝算起。《旧五代史》则记载“以梁贞明三年僭号为始,故曰五十五年尔。”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了新五代史的算法，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就从烈宗刘隐（(905-911)开始计算，随后历经高祖刘龑(911-942)→殇帝刘玢(942-943) →中宗刘晟(943-958) →后主刘鋹(958-971)，算为67年。
▲图2.全洪老师生动风趣的语言，使得讲座现场不时爆发出笑声
据康陵哀册文、英德碧落洞记、乳源云门寺碑铭，都是从刘龑称帝算起，这是大汉国人自己对世系的确认。如钟允章于乾和七年（949）撰《碧落洞天云华御室记》称“大汉享国之三十有三”，据此来反推算，949年往前推33年，刚好为917年。而有些碑铭记载南汉时间又有不同，《岭南道行营擒刘鋹露布》载“平七十年不道之邦”，《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载“五岭外郡，遂为刘氏所据，殆七十年”。因此，我们现在所称的“南汉”，从考古、历史的角度来算，一般是从晚唐开始算70年左右。但是从他的帝系算，还是要根据南汉人他们自己的算法，从917年算起。
南汉国的疆域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由于南汉与马楚、闽越等邻国交战，疆土时有互易。鼎盛即版图最大是中宗乾和年间。北逾五岭抵湖南郴州，拥有广东、广西全境。之前还承唐制南到今越南北部。
930年，刘龑讨伐交趾，擒静海节度使曲承美。938年，吴权在爱州（今清化）起兵，矫公羡向南汉求救。刘龑命儿子刘弘操率水军出兵交趾。吴权白藤江在设伏，大败南汉军。939年吴权称王，建立吴朝。968年丁朝建立，越南（交趾）正式脱离中国。
▲图3.湖南省博物馆藏铜钟
从考古发现的文物上可以证明当时的疆域情况。郴州曾出土一口南汉铸的钟，上书“大漢桂陽監敬鑄造鐘壹口，重二百五十斤。謹舍於崇福寺，永充供養。大寶四年太歲辛酉十一月二十四日，設齋慶讃訖”。桂陽即桂陽郡，现在的郴州所在地。乾和九年（951），南汉攻取郴州，南汉大宝四年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桂阳监铸铜钟，此时南汉占领郴州第10年。至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南汉大宝十四年）南汉始灭。由此可见，南汉据有郴州凡20年，这是有文物可以证明的。
1、南汉宫殿遗址
广州在秦汉时期叫做番禺，从三国开始就改为广州，此后多沿袭该地名。刘龑于广州称帝，将广州改名作兴王府，但文献中只有“兴王府”之名，没有关于兴王府城池的具体记载。《新五代史》载有宫殿名十多座，碑文可见的有不少，可相互印证。
从90年代开始，广州有很多比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如现在的南越王宫博物馆，既有南越的王宫，也有南汉的王宫。可以看出，宫殿规模非常之大，可惜迄今未能确认与发掘对应的宫殿名称。皇城北边到达现在的越华路一带，西边到教育路以东，南边到达珠江边。遗憾的是，2000多年来，广州城都在同一个地方层层叠叠不断的破坏，我们现在对广州城市具体布局未有定论，东边的界限仍待考。
▲图4.南汉兴王府宫城、皇城示意图
目前，我们将已发掘的南汉宫殿编为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三号宫殿。虽然从文献记载来看，对南汉宫殿的描述多为华丽的文词修饰，但从考古发掘的情形看来，宫阙之宏大、豪华并非虚妄。
2、清海军门楼、东城墙的发现
现北京路千年古道，从唐晚期开始成为广州城南北向道路，经南汉发展成兴王府宫城和皇城中轴线。史载刘龑扩建唐城、凿番山与禺山。从位置上看，是把城的范围向南扩过了原珠江北岸的两个红砂岩山岗，唐宋时人认为的番禺二山。即今西湖路一线广州百货大厦和市一宫及孙中山文献馆。
▲图5.皇城东南角砖券排水涵洞
通过考古发掘，目前宫城的东墙、皇城的东南角都已发现。1994年，在德政中路西侧的担杆巷与会同里之间，考古人员清理出了南汉砖券排水涵洞。一般而言，排水涵洞通常修筑在城墙之下，为确定广州古城南界提供可靠坐标。遗憾的是，墙的具体走势仍待考证。
▲图6.宫城东南角城墙
后又在文德路以东的大塘街，发现了非常精美的城墙，主体以夯土筑成，外侧砌砖包边结砌规整，散水面卵石敷设讲究。根据它的位置，它距离南汉宫殿建筑群核心区，仅有几百米，推断是南汉皇城的东墙。
3、西城墙情况不明
2001年，在西湖路光明广场工地，偏南近惠福路，清理出一段南北向唐中晚期城墙基址。出土唐肃宗铸行“乾元重宝”（758），城墙废弃后被南汉建筑打破，推测与刘龑扩建兴王府益唐州城相关。但兴王府的西城墙在哪里呢？尚未发现。
在城墙内侧，大小马站路之间景豪坊工地清理大型廊式建筑基址，因无文字，文献无征，目前没能确认其功能、性质。
4、扩建南海神庙
南汉是唐代册封南海王以来，唯一给南海神封帝号的朝代。史料记载，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改命司农少卿李继芳祭南海。刘鋹先尊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其衣饰以龙凤。诏削去帝号及宫名，易一品之服。”
▲图7.南汉建筑构件——脊饰
南汉国在城外扩建了南海神庙。2006年，考古人员在南海神庙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南汉时期的廊式建筑，长超过80米的基址。出土的建筑构件——脊饰，与在南越王宫发掘的东西一模一样，都是皇家使用的建筑材料。南汉兴建，宋代沿用神庙殿堂类建筑。
从50年代开始，共发掘了三座帝陵。由于南汉哀帝在位时间短，后主投降了北宋，均没有帝陵，因此可以说目前南汉的帝陵都已发掘。出土纪年砖、哀册文碑和一批精美青瓷器。
关于南汉德陵的报道，新闻媒体报道较多，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德陵的墓陵内部很早就被破坏掉了，里面一件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可是在墓道外面发现了200多件陶瓷器，非常精美。但是很遗憾，这么精美的瓷器到底在哪里生产的？是南汉官窑自产，还是从外地运来的，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得出一个很确切的答案。
▲图8.德陵墓道出土陶瓷罐，其中青瓷罐190件，陶罐82件。
5月18日，南汉二陵博物馆正式开放了，博物馆所在地的大香山原本是一块绿化用地。后来，考古发掘到了南汉的康陵，其中出土的哀册文碑上，写有高祖天华、康陵等信息，于是很容易能判断出其年代，在原址上兴建博物馆。
▲图9.大香山鸟瞰（红线为围垣示意图）
那么南汉臣民墓呢？70年来，尤其是近20多年，在郊区发掘了不少南汉墓葬，绝大多数为砖室墓，还出土有纪年的墓志。然而似乎没有较高规格的墓葬，缺乏高官墓。是没有发现还是我们没能分辨？总之，墓室狭小型，随葬品也不丰富，缺乏令人眼前一亮的器物。
基本没有文献记载关于南汉对外交通贸易。因此，我们需要借助出土文物来推断。南汉国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但是经济是相当发达，那么它的钱从哪来？一部分就是岭南地区自然的条件比较好，有山有水，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较发达。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贸易，刘龑“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欲，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刘晟“阴令巨舰指挥使暨彦赟以兵入海掠商贾金帛，作离宫游猎”。有正常贸易手段，也有抢夺等非正常手段。
▲图10.井里汶沉船南汉乾亨重宝铅钱（10世纪）
2010年4月，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在平潭分流尾屿调查五代沉船遗址，打捞上200余件浙江越窑产品，有青釉碗、碟、盏托等。除了在我国水域外，在印尼的海滩也发现了一些南汉沉船，出水了大量南汉铅钱“乾亨重宝”。由于十国之间货币是不通用的，而宋太祖立国之始即自铸宋元通宝钱，不会以南汉铅钱作为对外贸易的货币。而印坦沉船上只有乾亨重宝一种，因此可以肯定是南汉时期的对外贸易。根据印坦沉船出水的南汉桂阳监银铤，南汉以桂阳监制的银锭购买蕃货。可以推测，印坦沉船上的部分货物的舶主在广州与南汉互市，银铤及铅钱随船带往南海或西亚诸国。
南汉与其他王朝一样，历代皇帝素敬佛。《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称刘：“天纵聪明，凝情释老；神游阆苑，智洞竺乾”。两广保存和出土不少文物，可以揭示当时社会现象。如考古人员在光孝寺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皇家级别的建筑构件，如黄釉铺地砖。这种建筑构件在南汉宫殿中也有，是皇家的规格。有一些皇家寺也可以用皇家的规格，在光孝寺出土的文物就能够得到这个验证。
1、二十八寺
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诗序中记载南汉国广州城的四方，每方七寺，共二十八寺，并说：“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伪刘所建，上应二十八宿，尚大半无恙。”目前，二十八寺中目前经考古发掘可确认的就只有一个宝光寺，位于现在的芳村大道附近。南七寺诗首句：井轸南宫焕宝光。宋徽宗政和六年，宝光寺改名为大通寺，大通烟雨为宋元羊城八景之一。
2004年，在麓湖路南方电视台建筑基址，发掘出庭院、廊道、散水、房基和房屋隔墙，包含大量莲花瓦当、鸱吻和鬼脸瓦等文物。可能与南汉甘泉苑及其附属建筑或二十八寺中东、北面的寺院有关。南汉建筑基址的磉墩规模较大，建筑材料丰富，有莲花纹、凤纹瓦当。从瓦当、滴水和铺地方砖上施釉等情况反映了这处建筑的规格较高。其中，在一个出土的北宋青瓷碗底，发现多款墨书“大通”二字的铭记，推断此处是南汉宝光寺和宋代大通寺的“烟雨井”遗址。
▲图11.北宋瓷碗底“大通”墨书
此外，我们在西华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南汉大型柱础，兽面纹、莲花纹与“千秋万口”的瓦当等。建筑规模较大，其形制、法式、构造及工艺手法是官制做法。一块铭刻“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等字样的残碑，此建筑可能南汉大宦官龚澄枢监造。宋代石门西华寺承续南汉寺庙，或许是西七寺之一。
2、印度菩提伽耶石刻
1881年间，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寺发现多方五代及北宋的汉文碑刻，是10—11世纪游历印度的中国僧人所立。1896年汉学家沙畹撰《菩提伽耶的中文碑铭》。铭文除了起首句“大汉国”外更无其他有关国属及年代的信息，因此确认该雕刻建立者的国别是首要问题，也是颇为棘手的问题。五代十国以汉为国号有后汉、北汉与南汉，且皆在国号前冠以“大”字。
▲图12.南汉僧人到大菩提寺建弥勒七佛浮雕像
那么大汉国究竟是指哪一个国家？因为在五代十国的时候，自称大汉有二，即南汉和北汉。此外，还有后汉。全洪老师推测，可能是唐代。很有可能，南汉僧众循唐代已经相当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前往菩提伽耶。但目前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我们仅能根据文献的记载与历史背景做这么一个推测。
在讲座的最后，全洪老师总结道：
有人认为清吴任臣编《十国春秋》和梁廷枬编《南汉书》，限于年代久远，多据地方志等二手史料，价值大打折扣。这个说法不能同意，梁氏依据不少碑铭，加上考异并非据地方志的二手材料，经与目前考古学研究多有吻合，故其史料价值不低，很多说法可以凭信。
目前发现的碑铭，文字有长有短，但大多数史料价值不高，言行、事迹记载较少，多虚夸之词。但其记录结衔较多，可以为研究南汉职官提供材料。而考古发掘资料在证史、补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写新的南汉物质文化史。
▲图13.读者积极提问
作为一位亲历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全洪老师以大量南汉时期的文物图片材料为基础，配以生动风趣的讲解，带着我们穿越到了南汉国，了解那个时期的宫殿、陵墓、城墙、建筑基址、水井、寺庙等信息。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互动环节，在场读者踊跃提问，讲座在读者们的依依不舍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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