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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梁大镛后人全家福，摄于宝源北街“梁资政第”大厅，第二排坐者为梁大镛曾孙辈，
二排右一，梁小赤(梁建志父亲)，右四，梁阁藜(梁小赤三哥)，旁边为梁次尹(梁小赤六弟)，
最后排左二为梁建志。照片背景中“寿”字和对联是清朝徐甫状元为梁大镛贺寿的礼物。
家族大视野
鹿港小镇的辜氏家族
台湾彰化县鹿港镇的辜氏家族是日据时代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历经数代而不衰，时至今日仍是台湾最具影响的政商大家族。
这个家族的崛起与辜显荣分不开。辜显荣，1866年2月出生在台湾彰化鹿港镇。由于辜显荣“出迎”日军“有功”，1894年底，小野遵率年仅30岁的辜显荣到东京接受“单光旭日”奖章，也从此揭开了辜显荣在日本统治台湾时代的显赫岁月。受日本人“保护”，辜显荣在事业上开始发达。1895年，他买下“英源茶行”，改名“大和行”，次年将总部设在家乡鹿港，并在台北繁华地万华设立分店，聘请陈培作为“总支配人”(相当现在的经理)进行负责，从事樟脑、制盐及其他台湾土特产品的外销。随后，大和行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还在日本东京设立办事处，同时购买一艘“大义丸”客货两用蒸气船进行货物运输。
1899年，儿玉总督宣布食盐专卖规则，全权赋予辜显荣办理。辜显荣被推为“官盐卖捌组合长”(相当现在的公会理事长)，分级设立盐务总馆、盐务支馆、承销商等，1900年，辜显荣在家乡鹿港开发盐田达247公顷。自此台湾食盐由不能自给转为自给有余，并开始外销，为经营这项专卖生意的商人带来丰厚利润。
辜显荣还以商人独到的眼光于1902年起陆续在二林、鹿港等地开垦荒地，辟为蔗田，并投资30万元设立4个改良场，同时在鹿港镇设立制糖机械工厂，后来增加到18个工厂，每个工厂年产量在80至120吨之间，为辜家赚进无数财富。但日本人不会让辜家独享，三井、三菱、铃木等日本大企业也先后进入台湾，台湾人经营的本地企业难以生存与发展，辜显荣便将多个糖厂转售给大日本制糖公司。但辜显荣并未放弃此一领域，1920年，他投资500万元创办大和制糖株式会社，自任社长。不料次年又被日本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吞并，辜显荣仅为会社的监察人。
辜显荣还用自己的资本大量开发土地。他于1900年设立“牛埔厝大丰馆开垦事务所”，随后又在二林、鹿港开垦荒地1500公顷，并建立灌溉设施。同时在台中、虎尾购置大量地产，进行开发。1922年2月，辜显荣创办大丰拓殖株式会社，从事土地开垦、造林、红糖制造及米面、肥料的贸易业务，次年任台湾红糖协会名誉理事长。从此“大和”与“大丰”成为辜家事业的两大支柱。
辜显荣在日本统治时代，政商亨通，并因此与大陆军阀建立了关系。辜显荣也因有这层关系被日本人看重，于1934年被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随后，辜显荣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指派，前往大陆游说国民政府，进行所谓的“中日亲善”。辜显荣到大陆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还将自己一幅亲笔题名的照片送给辜显荣，这张照片至今仍保留在辜家。
辜显荣妻妾成群，先后在鹿港、台北、日本等娶有妻妾，共生有8男4女。辜显荣去世后，辜家子弟颇有经营头脑，不断扩大事业，尤以儿子辜振甫、辜伟甫与辜斌甫等最为突出。如辜振甫于1931年设立大查殖产，经营农场；1938年创设大裕茶行，进行茶叶出口贸易；1942年创办大和物产，从事农业。六子辜伟甫继承父亲的大成木材商行从商。三子辜斌甫于1942年创办显明商行，进行债券买卖；次年设立有邦工业，从事木材、纤维制造。到台湾光复前，辜家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庞大的产业，成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
□ 河西(出版社编辑)
历史的枢纽
瓷器商人梁大镛的成功之道
广州的十三行商人，人们知道最多的是丝商和茶商，四大巨富潘启官、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都以经营丝绸和茶叶为主，因为丝和茶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获利最大的门类。但也有例外，西关梁大镛就是十三行商人里另辟蹊径的一位，他的陶瓷生意相当兴旺，人称“瓷器梁”。当时梁大镛在西关同文街(现十三巷、杉木栏)、豆栏街所设的“五常”、“缙成”两商号，是西关最大的陶瓷店，陶瓷远销海外，主要是英国，获利很大，积资过百万两白银，成为广州巨富，梁家也成为广州的望族之一。
西关是一个最能代表“老广州味”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西关是从清代开始才有外来人口迁入，并逐渐形成后来的繁盛局面的。按照梁氏族谱记载，梁家是康熙初年从顺德迁移过来的，算是很早迁入西关的人家，而大部分的西关大家族都是乾隆到道光年间迁入的，有一些甚至更晚。
梁大镛生在嘉庆年间，当时梁家人丁不多。梁大镛的父辈也是生意人，母亲是清代榜眼林彭年的姑妈，当时梁家称得上家境小康，且有读书的传统。但梁大镛并没有走上科举仕途，而是成为了一个生意人。
关于梁大镛陶瓷生意，人们最为熟知的是他早期从商时那场火灾的故事。这是一个经典的“因祸得福”的案例：某年，一位英国行商到梁家档口订了大批陶瓷，货款两清后，英商把货物暂时存在梁氏仓库里。哪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当晚邻家失火，殃及梁家仓库，全部陶瓷被焚毁。虽然失火与梁家不相干，但梁大镛主动提出全部赔偿英商的损失。英国商人感激涕零，回国后一再向同行称赞梁家忠厚、仁义，并相约非梁家的货品勿买，“瓷器梁”由此名声鹊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成了杉木栏、十三行一带知名的富商。而因富甲一方，且热衷社会公益，清廷曾赐于梁大镛二品顶戴花翎资政大夫，这是当时非科举出身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品级。
实际上，梁大镛的成功之道决不仅是诚实这一点，眼光独到也是重要原因。当时，丝商和茶商属于“行商”，需要清廷颁发“经营许可证”，虽然获利多，但局限大，同时经营者众，竞争激烈。梁大镛颇为聪明地选择了陶瓷这一为人忽略的门类。当时经营陶瓷不属于“行商”，同时英商也有需求，但广东本土的陶瓷产品质量低下。梁大镛认为，只有景德镇那样的优质瓷器才能真正打开市场。他在景德镇办了陶瓷厂，生产出来的产品经广州，销往欧洲。
梁大镛经营的主要是日用瓷器，也有少数观赏性的珍稀瓷器。他的生意一度极为兴盛，虽无具体的数字可考，但从他置业的情况可窥见一斑：他有五个儿子，在西关，他为每个儿子都买地盖了一间大屋，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每一间造价都不少于2000万元。而他自己住的是最大的一间，被称为“梁资政第”，这栋房屋超过2000平方米。为了方便儿孙读书，梁大镛还特意在今天的龙津中路一带建了一座祠堂兼书院，名为“夏阳家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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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镛的“梁资政第”原先位于今天的宝源北街18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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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资政第”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此屋已于上世纪80年代
被拆除，其建筑模型现保存在荔湾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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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梁大镛夫人墓前的四对完好的旗杆石，记录了梁家子孙的功名。资料图片
虽然经商给梁大镛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无上的荣耀，但梁大镛一直认为从商并非长久之道。他主张儿孙做读书人。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遵从他的意愿，都没有从商，其中幼子梁楷中了进士，弥补梁大镛当年未登科举仕途之憾。
梁家一共出了一位进士三位举人，在西关可算功名显赫，因此“梁资政第”也被称为“进士第”。现在在白云山梁大镛夫人的墓地前，依然完好矗立四对旗杆石，记载梁家的这段显赫功名。
后世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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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皓 摄
梁基永，梁大镛第七代后人。他可算是个奇人：自小迷恋古文献和文物收藏，并有一定的造诣。一方面，他对古文献颇有研究，正在中山大学文献所攻读博士，不久前刚被台湾中央研究院邀请，前去帮他们整理广东的古代文献，历时三个月；另一方面，他三十出头就成为广州小有名气的收藏家。
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梁大镛家族的资料整理和研究都相当有限，幸好梁基永本人就是一位古文献研究者。对梁家的资料搜集、历史回顾，很大一部分是由梁基永完成的。隔了几代人，梁基永对先人梁大镛的了解，更多是通过文献资料和长辈的讲述。生长于大户人家，给梁基永留下的是潜移默化却又根深蒂固的影响。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家族的风范。
梁大镛不喜欢儿孙从商，鼓励他们读书
他希望后人过一些“形而上”的生活，不愿意子孙整天为利禄奔忙
记者：现存的关于梁大镛的资料多吗？
梁基永：除了家谱，就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当时的大学士徐桐为梁大镛撰写的传记和墓志铭。徐桐与梁大镛交情很深，在梁大镛面前很谦虚地自称“晚生”。徐桐留下的这些文字是目前关于梁大镛最详尽的文字记载了。
记者：梁大镛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是他似乎不喜欢儿孙从商。
梁基永：是的，他总觉得做生意不长久。梁大镛年少失学，没有考过功名，对仕途功名的愿望很迫切。他一直鼓励儿子读书，五个儿子都自幼读书。他的儿孙也很争气，出了一个进士和三个举人。他的五个儿子，即使没有考上功名的，也都以读书为乐，没有从商或者做其他行当。
记者：用现在的话来说，梁大镛希望后人过一些“形而上”的生活，不愿意子孙整天为利禄奔忙。
梁基永：可以这么说。其实梁家的人重读书，并不是为了当大官，只是希望生活安逸，每天吟诗作赋，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追求。自梁大镛之后，梁家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发展方向。做大官、做大生意，在很多梁家后人看来都太累太辛苦了。当然，这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
记者：尽管这么说，但梁家在当时还是算功名显赫。
梁基永：没错。这里面还有个故事。据说梁大镛的太太30多岁就过世了，他找了一个很好的风水先生，葬在白云山的莲花台上。风水先生说，这个地方肯定会出贵人。结果一葬下去，后辈科名迭起。至今在梁大镛的夫人墓前还有四对完好的旗杆石，这在当时是非常显耀的事情。所以梁大镛从此之后笃信风水，我们梁家一直以来花在风水仪式上的钱是非常多的。
记者：很多大户人家都重视风水。
梁基永：对，看看梁大镛的墓地就知道。他的墓占地一亩，也在白云山北坡“飞鹅岭”，墓志是徐桐撰写，由当时的状元徐甫所书。全墓都是用名贵的连州青石建的，有华表、石狮、石鼓等大型石器，墓碑是三座式的券拱形，第三座镶嵌着诰命碑，上面刻着清皇帝颁给梁大镛的九道封诰。诰命碑以青石浮雕云龙栏板绕护，做工非常精细。梁大镛的墓在白云山古墓中是独一无二。
记者：梁大镛的后人都没有从商，靠什么为生？
梁基永：基本上都靠租金维持。梁大镛发家后，购置了很多的房产、地产，广州、香港等地都有。靠这些地产的租金，能够维持后辈读书人的生活。不过梁家经济上最发达的时候，当然还是梁大镛的生意顶峰期。
“香港和广州爵士钢琴乐师里，我爷爷大概排第二”
梁大镛第五代梁志建爱好音乐，此爱好也引导后世向音乐方面发展
记者：你自幼生长在这么一个大家庭，家中谁对你的影响最深？
梁基永：我觉得应该是我爷爷。我爷爷叫梁建志，是学音乐的。他会弹爵士钢琴，上世纪50年代初很有名。所谓爵士钢琴，就是即兴弹奏的轻音乐，经常在酒吧里伴奏那种。当时国内极少有人会弹这种钢琴的。他曾和我说过，香港和广州爵士钢琴乐师里，他大概排第二。当时我还有个姑婆，就是爷爷的姐姐，叫梁韵涛，能弹得一手好钢琴。祖父在50年代创办了岭南轻音乐队。这可能是“文革”前全国唯一的轻音乐队。当时在广州极受欢迎，还常常到珠三角各地演出。
说到爷爷一辈对我的影响，首先是对我音乐的熏陶。我爷爷和姑婆自小就是家里请了两个白俄罗斯人教他们钢琴，这两个白俄罗斯人是宫廷乐师的儿子。我从小就跟姑婆学钢琴，不是自夸，弹得还可以，以此为生完全没问题。
另外，我爷爷很有世家子弟的派头和风范，生活习气很有西关少爷的习性。比如性格温和，不阿不谄，喜欢干净，注重打扮，说话斯文，很有礼貌，用广州话来说叫“官仔骨骨”。
还有一点，他从不做家务。从小我在家里，从来没见过他做家务，哪怕煮面条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些方面我从小耳濡目染，都很像他。
记者：从你爷爷开始，好像梁家你们这一支都以音乐为生。
梁基永：是啊，我爷爷是广东省音乐家协会最早的一批会员。后来我也入了音乐家协会，他特别高兴。他会很多种乐器，从钢琴、小提琴到二胡都精通，“文革”刚开始他就去了小提琴厂当试琴师。我姑婆当年一直收私人学生教钢琴。我爸爸这一代六兄弟姐妹各个都会乐器，最厉害的是我姑姑梁崇爱，当年广州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广州乐团就是现在广州交响乐团的前身。现在我叔叔梁崇汉在多宝路经营一家钢琴学校，生意很好。
“鉴宝栏目里的那些瓷器，我妈以前不知道打烂了多少”
梁大镛第七代梁基永爱好读书和古玩收藏，其生活状态最接近梁大镛当初对子孙的期盼
记者：大户人家的孩子，是不是从小家教都很严？
梁基永：是的，对一些很细微的东西都很注意。举个例子，我们家所有的小孩，从小都要学习怎么规范地拿筷子，拿筷子手太高或太低、把手握成拳头都不给上饭桌的。我记得小时家里人炒了一碟花生米，放桌上，叫几个小孩过来用筷子夹。拿筷子的姿势不规范就不给吃，一定要学到规范为止。小时没好吃的，花生米已经很难得了，所以小孩们都很着急要赶紧学会。
记者：你从小对古董、古文献感兴趣，家里人支持吗？
梁基永：不支持。他们觉得，玩音乐已经很败家了，玩古董更败家。不过我不是“古玩家”，不认为收藏是越贵越好。我看重的是文物的研究价值，“珍贵”和“贵重”是不一样的，所以经济上也没有很大的压力。
记者：感觉上比起你上面的几代人，你更接近于梁大镛当初对子孙的期望，从人生道路，到个人志趣，就像是“隔代承传”。
梁基永：是啊，以前我家里人都觉得我是个“怪人”。这种志趣是从小就有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说虽然父母没有把我往那个方面培养，但是作为世家子弟，起点还是比较高的。比如搞收藏最重要是多看实物，我从小看到的东西就很多。特别像瓷器，我妈说，现在看鉴宝栏目，里面那些贵重的瓷器，她以前不知道打烂了多少。以前我们家就是拿景德镇那些很薄很漂亮的瓷器当饭碗、盐罐。这些东西看得多了，收藏也容易入门。另外，世家子弟见的世面比较多，不容易被各种东西所诱惑，也不屑于阿谀奉承和抄袭。这些都对做学问有好处。
□族谱词典
梁大镛梁家兴盛创始人
大镛(1815－1883)，字配笙，号东屏，南海人，世居西关。父亲早亡，由祖父抚养长大，受其影响，少年老成。当时外销的大宗货品都是茶叶与丝绸，其却另辟蹊径，以外贸陶瓷商业致富，是道光年间广州著名的陶瓷商号“五常号”创办人，人称“陶瓷梁”。因热心公益，曾获得清帝御赐“乐善好施”牌坊和“仁浆义粟”牌匾。
梁楷 梁家第一个进士
梁楷(1865－1905)，原名醴泉，号式愚，大镛第五子，光绪十五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戊戌科(1898)第四十三名贡士(《清代进士题名碑录》作三甲第四十五名进士)，保和殿复试一等，钦点工部都水司主事。梁楷是梁家的第一个进士。从科举考场上新晋为进士，奠定了梁楷“高人一筹”的社会地位，梁家也因此被尊为“梁进士第”。
梁建志 创办广州第一支轻音乐队
梁建志(1926－2006)，生于西关逢源北街资政第。梁大镛的第五代后人。曾赴香港圣保罗书院就读。喜欢音律，在香港时结交了白俄罗斯人奥洛夫，奥洛夫是宫廷乐师之子。梁随其学习钢琴、提琴，回广州后任音乐教师，后受聘于广州文化公园。1953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成立，成为最早期成员之一。1958年，广东成立第一支轻音乐队－－岭南轻音乐队，梁建志是队里最年轻的成员，担任队长，带队下乡演出。后迁居加拿大，晚年回到广州。
梁基永 古玩收藏家
梁基永，生于1973年，梁大镛的第七代后人，自幼爱好音乐、文学、美术，擅弹钢琴、古琴，工书画，学术上颇有造诣。大学里学的是工商管理，却喜欢了收藏古玩，其收藏有明末版本的广东最早的古琴琴谱《蓼怀堂琴谱》、瓷器、扇面等。梁收藏不仅是玩，还从事相关研究，已出版过《中国浅绛彩瓷》、《中国明清扇面赏玩》、《中国青花瓷画赏玩》等著作。
□家族逸事
澳门赌王曾向梁家借钱
傅老榕(1894－1960)是民国初年澳门赌王，青年时期在西关做小生意，发迹之初，傅曾到梁家借钱，提出给梁家股份。梁小赤(梁建志之父)回答说，我们是书香人家，不好做赌场，拒绝参与，但还是把钱借给了他。
后来，傅老榕靠这些钱开了中央赌场成了澳门的赌王，梁家人去澳门，傅老榕接待如贵宾一样，他的妾氏亲自招呼。其妾侍何三姑，当年在澳门无人不知。
家族美食“禾虫”
梁基永回忆道，梁家以前和很多大户人家一样，很重美食，而做得最好吃的是禾虫。
具体做法是选取上等的肥肉，先把锅放在炭炉上烘烤，把锅烧热后，把肉放进去，在锅内摩擦，在锅底涂上猪油，然后用筷子把禾虫一根根夹到锅内烘熟，十分美味。
梁家神奇的白木棉花
梁家院子里种了许多树，其中有一棵开着浅黄色花的木棉树，佣人们说那是“白木棉”，木棉花随风飘落，佣人们收起来放到埋在地下的大缸里浸着。
一天，刚学会跑的梁基永的姑婆在长廊里撞到佣人，厨房里刚端出来的一个冬瓜盅扣在她的头上，佣人们见状，马上舀出一碗木棉花来敷在孩子头上，一个月后，连疤也看不见。
梁基永被误为“年过六十”
梁基永收藏甚丰，2000年在广州博物馆举办“梁氏拾清楼藏广东文物展”，由于藏品繁多，布展时，有工作人员甚至认为《前言》中梁基永“生于1973年”字样可能是“生于1937年”的笔误：“有水平收藏这些文物的人，起码年过六十。”
展览结束后，梁基永将其中十件展品无偿捐赠给馆方，其中几件还是民国时期广州博物馆的流失之物。
□专家观点
梁家在西关算不上最富却是有口皆碑的大望族
胡文中(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
从清末直到解放初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瓷器梁”在西关都是很有名的，提及“瓷器梁”，西关人尽皆知。
“瓷器梁”，可以说是最地道的广州商人、西关商人。因为在他之前的第六代祖先在康熙年间就从顺德进省城广州经商，并定居广州西关了。
梁家在西关虽算不上是最富有的家族，却是一个得到老百姓口碑肯定的、最有诚信经商美誉的大望族。在“士农工商”的当时社会地位排位中，一个商人能获得这样的赞誉，实属难得。
梁家作为一个地道的广州商人，秉承诚信经营、勤劳致富的原则，乐善好施，有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的视野、气魄与能力，他家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广州商人的优良传统，最典型地体现了粤商的品质。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黄长怡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本报记者杨长虹实习生郑梓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