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8日，“故纸觅羊城之广州通史•读懂广州系列讲座”（第七辑）第三十五期开播。主讲嘉宾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文物博物研究馆员曾玲玲，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地上史迹及其历史价值”为题，围绕广州两千多年海路贸易历史，结合文献、文物资料，分港口史迹、宗教史迹、贸易旧址与遗迹三部分，介绍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地上史迹遗存，阐述了广州在中国海交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图1：曾玲玲副馆长在广州人文馆开讲(摄影：赵静)
一、广州两千年的海上贸易
曾玲玲副馆长首先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是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广州位于祖国南端，濒临南海，背靠广阔的腹地，自古以来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连接海外世界的重要门户，两千多年的海外贸易从未中断。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元走向成熟和繁荣，明清臻于鼎盛。两千多年来，这条连贯中国与世界各地的 “海上丝绸之路”，在东西物种交流、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图2：1954年在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是我国在东汉时期已发明“舵”的物证，比欧洲早了一千年。这艘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船体结构牢固，吃水量深，是一艘可航行于内河兼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
二、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地上史迹及其历史价值
1、珠江航道上的港口史迹
最早的“海事”见证——南海神庙：南海神庙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写道，南海神庙在“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之口一带是广州出海进入大洋必经的交通孔道，也是唐宋时期到广州贸易的外国货船停泊之所。
图3：南海神庙
明清时期珠江航道上的地标——“三支桅杆”（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历史上珠江北岸不断地向南延伸，碇泊的码头也随之向南推移。在珠江航道上留存至今的地标性史迹，以清晰的时代烙印和独特的文化特征，见证了广州不同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其中分布在珠江内河航道上的莲花塔、琶洲塔和赤岗塔，犹如海船的三支桅杆，既是过往船舶的重要航标，也在外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来华外国人游记和历史绘画的重要素材。
莲花塔：位于番禺区莲花山北主峰之巅，建于万历十四年（1586）。原名文昌塔，又名石砺塔、狮子塔，是外国商船从外洋穿过虎门大关、进入珠江航道以后见到的第一座八角九层砖塔，因其雄踞珠江入口处狮子洋畔海拔约105米的莲花山上，成为明清时期中外船舶的“海航表望”，素有“省会华表”之称。
琶洲塔：位于海珠区新滘琶洲村，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建成。传说附近江中常有金鳌浮出，光如白昼，原称海鳌塔。屹立在岗顶的琶洲塔犹如中流砥柱，以“琶洲砥柱”之名成为清羊城八景之一。塔旁现存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琶洲鼎建鳌塔记》碑，详细记载了兴建琶洲塔的过程和原由。明清时各国商船到珠江口，首先在澳门或伶仃洋面停泊，领取牌照，雇请买办和引水，然后驶入黄埔港，丈量船只交纳关税，最后才能换乘小船进入广州城进行贸易。琶洲塔位于广州城与古黄埔港的中间，外国人进入广州必经此地，因此称之为“中途塔”。
赤岗塔：位于海珠区赤岗，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兴建，天启年间（1621-1627）建成，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十三行行商伍崇曜、潘仕成捐资重修。赤岗塔是清代来华外国人沿着内河航道从黄埔港进入广州城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座九层宝塔，也是过往船舶的重要航标。西方人习惯称这座离广州城最近的塔为磨碟砂涌塔（Lob Creek Pagoda）。
图4:1793年英国来华画家托马斯·丹尼尔绘制的《莲花山城及莲花塔》，描绘了莲花塔的风貌。该作品后来被刻印为石版画，深受西方人士喜爱。
图5：琶洲塔八面基角处的西方人形象 图6：赤岗塔
托塔力士。
明清广州城标——镇海楼：坐落于越秀山小蟠龙岗上，明洪武十三年（1380）兴建，与明城墙联为一体。楼高5层，俗称“五层楼”。明代珠江水面宽阔，登楼远望，江海一色，故名“望海楼”。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修，取雄镇海疆之意，改称“镇海楼”。镇海楼为明清时城内制高点，对广州城防具有重要意义。对来华西方人而言，镇海楼是广州城的标志，频繁地出现在西方人的论著和画作中。
图7：清代广州城坊图中的镇海楼。
图8:18世纪末西方玻璃画中的十三行商馆区和镇海楼
2、佛教海路东传与伊斯兰教来华史迹
西来初地和华林寺：相传南朝梁大通元年（527），印度高僧达摩从海道来华传教，最先在今下九路附近登岸，并在登岸处建“西来庵”，距今已有1400多年。达摩登岸处被命名为“西来初地”，西来庵也成为了古代岭南名刹之一。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西来庵经大规模扩建后改名为“华林寺”，成为岭南五大丛林之一。西来初地和华林寺是早期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佛教从海路传入我国的重要物证。
图9:达摩登岸处
光孝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光孝路，是岭南佛教丛林之冠。《光孝寺志》载，寺址最初为南越国第五代王赵建德王府。三国时吴骑都尉虞翻居此，时人称为虞苑，又称诃林。虞翻去世以后，其家人将家宅改建为佛寺，名制止寺。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正式改名为光孝寺，沿用至今。俗语云：“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寺内大雄宝殿为东晋隆安五年（401）罽宾国法师昙摩耶舍始建。其大雄宝殿大佛腹中还发现有一批唐代佛教艺术品，如造于唐代宝历二年（826）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幢等。寺内所存元代法性祖师像，是广州现存最早的石刻像碑。
六榕寺和花塔：寺塔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420－479）。梁大同三年（537），诏许昙裕法师在此兴建木塔，供奉从海外携回的佛舍利，赐名宝庄严寺舍利塔。宋端拱二年（989）重修寺院，改称净慧寺。宋绍圣四年（1097）重建宝塔，下瘗佛牙舍利，龛藏贤劫千佛像，易名千佛塔。元符三年（1100），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到寺游览，见塔畔植有苍翠的六株榕树，欣然手题“六榕”寺榜，遂改称“六榕寺”。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增铸花塔的铜柱、宝珠等构件。清初重修千佛塔，因塔身檐壁色彩斑斓而有了“花塔”的美誉。
图10:东坡手书“六榕”
怀圣寺与光塔：唐宋时期广州城西蕃坊内的重要建筑，寺塔合一，是唐宋时期在广州贸易、居住的阿拉伯人最重要的宗教场所。“光塔”原名“番塔”，传说唐贞观年间（627-649），穆罕默德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命来华传教，与侨居广州的阿拉伯海商捐资在穆斯林聚居的蕃坊内修建了中国最早的清真寺，即怀圣寺，番塔位于寺中。宋元之际一度被称为“怀圣塔”，取怀念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之意。唐初广州首开市舶，各国商船从南海络绎前来。由于古代航海依赖信风，各国商人到广州开展贸易并等待信风回航，逐渐演变成蕃客“住唐”的习俗，并导致“蕃坊”出现。“蕃坊”既是唐宋时期来华外商聚居之地，也是当时海外贸易最繁盛的区域。因应贸易和外商在华生活的需求，“蕃坊”内出现了外侨住所、蕃学、蕃市、宗教场所等建筑，怀圣寺和光塔就是在“蕃坊”内建造的宗教活动场所。随着珠江北岸向南推移，“蕃坊”也逐渐远离河岸，各种相关的“蕃坊”建筑日益破损失修甚至消失。唯怀圣寺和光塔独存，至今仍是广州伊斯兰教徒最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被奉为伊斯兰教圣地。
图11:怀圣寺与光塔
3、清代通商口岸遗迹
广州丝织业的历史物证——锦纶会馆：原位于广州市下九路西来新街，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是广州唯一保留下来的丝织行业东家会馆，又是反映清代广州丝织业盛衰的历史物证。会馆内保存的19方碑刻，详细记载了会馆的创建及几次维修、添建经过，以及清代广州丝绸贸易繁盛、丝织业兴旺的景象。
清代中外商人的活动史迹——行商花园：18－19世纪，广州十三行行商垄断中西贸易。在这些行商当中，怡和行的“浩官”伍秉鉴和同文行的“启官”潘振承等是其中财力最为雄厚的代表人物。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商，每月的初八、十八和二十八三天可到行商公馆和别墅里游玩，因此，当时行商在府城郊区筑园设馆，盛极一时。
图11:外销画中的行商花园
清代的外国人公墓及巴斯商人墓地：位于黄埔长洲镇深井岛竹岗山腰，安葬着死于广州的外国商人和政府官员等。公墓原有墓葬2百余座，分三排排列，现仅存25座。墓葬区见证了广州对外贸易及中外商人往来的历史，反映了来华外国人经商和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
图12：油画：长洲岛上的外国人坟场（约1840年），原件现藏美国迪美博物馆
三、结语
上述“海丝”地上史迹，既有珠江古航道上的港口史迹，也有反映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文化传入的史迹，还有体现广州作为清代通商口岸历史的遗迹。将这些文物古迹置于南海海上贸易的历史背景中，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和理解。
尽管这些只是历史的碎片，却是弥足珍贵的。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认识广州两千年海上贸易辉煌的历史，也能明白其重要地位的由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读懂广州。广州作为两千年永不关闭的门户，海路贸易历史带给这座城市开放、包容、多元的精神特质，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海洋文明。我们应该更好地保护、宣传和利用这些珍贵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让它们焕发新的生机。
图13：陈智颖副主任接收曾玲玲副馆长赠书(摄影：赵静)
讲座内容仅代表主讲人个人意见；文内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主讲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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