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起来，十三行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如同此地剩余下来的十三行路这个地名，足以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让人把目光投向向遥远的过去。

 

乾隆中叶之后，清政府只开放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设置了行商和粤海关，总揽对外、贸易、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并负责转达官府与外商一切交涉。行商也叫官商，是由官方指定商人充当对外贸易的经纪人，每人每年需向政府交纳四万二千两白银，就可取得包揽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此后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行商中，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这里简要介绍最有影响力的两家：

潘振承(1714年一1788年)，潘家的第一代，同文行创始人。同文行旧址在今十三行路与文化公园之间的同文路。1760年，潘振承联合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外洋行，专门经营中西贸易，从此，十三行与经营海外贸易的福潮行、经营缅甸等东南亚各国贸易的本港行分离开来，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潘振承正是在这一转折中成为十三行商的早期首领，他也是极少数到过国外的行商。潘振承成为巨富之后，仍对故乡念念不忘，在广州河南营建园宅祠堂时以故乡名字命名为龙溪乡，而据说同文行的“同”字也取自原籍同安县，“文”字取自文圃山，死后也归葬于原籍。 潘有度(1755年一1820年)是潘振承的第四子，1788年父亲去世后，他接手担任同文行的行商。尽管同文行的实力在行商当中是最强的，但潘有度非常了解做行商的苦处，一直不愿意做行商的首领，曾表示“宁为一只狗，不为津商之首”，直到1796年，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任总商的位置。潘有度在生活中一方面完全是读书人的做派，爱好读历史与写诗，住宅中全为传统中国式风格，毫无外国装饰物；另一方面，他对国外的事物又非常有兴趣，时常与人讨论国外的事情。在贸易中行事谨慎而灵活，既能始终掌握利润极高的茶叶生意，又能巧妙地利用制度上的便利减少负担，同时避免卷入官吏的敲诈勒索。1807年，潘有度在花费了10万两白银的情况下，清政府才允许他退休。  

潘正炜(1791年一1850年)为潘有度第四子，在三位兄长因各种原因不愿接手的情况下，他才身不由己地接办同孚行。由于他就任行商时没有思想准备，不熟悉商务，又不懂外语，刚开始时委托别人料理行务，后来也是维持现状。因此，同孚行的实力在行商当中位列怡和行(伍家)、广利行(卢家)之后。到1 842年五口通商之后，同孚行主动停业。潘正炜平生有书画癖，自幼受家庭熏陶，喜好书法，承袭苏轼、米芾，尤擅小楷，是当时著名的书画、金石、古玩收藏家。其听颿楼是当时广州文人聚集的地方，他自己著有《听颿楼书画记》、《听颿楼诗钞》，并出资刻有《听颿楼集帖》，收集了魏晋到明代共87家名人遗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伍秉鉴(1769年一1843年)1801年按替去世的兄长伍秉钧时，怡和行的贸易额在行商中列第三位，不久他便表现出过人的一面1813年跃居总商之首。伍秉鉴工于心计划于经营，英商称他为行商中最精明的人，而美商则把他看作是最可靠的入，他又通过贿赂、捐赠等各种手段与清政府建立起密切关系，几代人都有官衔与封荫，同时他还能与其他行商处理好关系，因此，伍家在几方之间左右逢源。1834年，伍秉鉴的资产达到2600万元，几乎是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半，被西方人称为“世界上最大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富翁”。后来清政府与西方侵略者的矛盾尖锐，伍秉鉴夹在中间，处境日益艰艰。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要行商归还外商债务300万，伍家独担100万，伍秉鉴终于无法忍受，于1843年病逝。       

伍崇曜(1819年一1863年)在其父死后主掌家族生意时仅23岁。因与外国商人关系密切，参与过清政府与西方侵略者之间的多次外交谈判活动。《南京条约》废除行商制度后，他专做美商生意，主要经营茶叶贸易，并大量投资到美国等地。伍崇曜喜好画画，喜爱诗文，著有茶村诗话》、《粤雅堂诗钞》等，还组织刻了《粤雅堂丛书》等各类文化典籍，总数达2400余卷，在岭南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习惯了于夹缝中求生      

记者：潘教授，您是十三行潘家的后人，是不是很早就开始了对十三行历史的研究？

潘刚儿：我以前是学理工的，和历史不搭界，真正接触十三行历史只是在两三年前。因为我退休之后有了许多空闲时间，觉得作为一个后代连祖上的东西都不了解有些说不过去，所以开始有意识地找一些资料，而且确实也掌握了许多，也写了一点文章。我现在手里还在写一个潘家的东西，已经写了十几万字。不过我和搞历史研究的不太一样，别人是做研究，我写的只能算是读书笔记(笑)。   

记者：在潘氏家族中，最早的创业者是潘振承，他做行商时情况是怎样的？

潘刚儿：潘振承14岁时就从祖籍福建来到广州，做过一段时间船员，到过菲律宾等地，又在一个陈姓家里做掌柜，1736年以后才开始自己出来做。1743年前后他开设了同文行，正式做行商，由于经营有道，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发家。1760年的时候，他发起组织了公行——不过他后来是反对公行的，因为清政府控制得太严，沦为清政府的工具。潘家后来做了3 9年的总商(行商领习一惯了于夹缝袖)，伍家做了28年。到1807年之前，潘家在行商里一直是规模最大的。总的来说，潘振承是个头脑灵活的人，自学成材，懂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英文，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他后来捐了一个六品官，几个子孙捐的都比他大，有的到了三品。   

记者：潘家主要做的是什么生意？

潘刚儿：清政府让行商和外国人做生意，但事实上又一直在控制某些产品的出口，比如丝。但潘振承通过自己的能力，让海关允许他出口，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垄断了丝的出口。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潘家一直是拒绝做鸦片生意的，所以历史上对潘家一直没有太多批评。潘振承的处世哲学是坚持“贸易为主，以和为贵”的思想，所以无论是和清政府还是西方商人，冲突都不太突出，所以他的生意能够做到那么大。在1807年之前，潘家的规模是所有行商里面最大的。潘家做生意的对象主要是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其他行商最主要是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大概占了所有生意额的80％。   

记者：像您刚才提到的，历史上对潘家的评价都是比较正面的，原因何在？后代的情况怎么样？

潘刚儿：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参与鸦片交易，另外也有个人品格方面的原因。像第二代的潘有度，更像一个文人。第三代潘正炜是比较爱国的，关天培1835年建虎门炮台的时候，他从英国利物浦的一家兵工厂买了一门大炮捐出来。另外，广州的大儒陈澧是他的妹夫，而陈澧的抗英思想是很有名的。  

记者：潘家几代人似乎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都比较突出，这一点倒，不像商人了，这是什么原因？

潘刚儿：是这样的，潘家对文学艺术方面一直都比较重视，也出了很多与文学相关的人物，这与整个家族鼓励后代多读书有关。潘家出资刊印的书目达到了100多种，尤其《听飘楼集帖》很有名。当然，伍家也很重视这方面，不过他们多为刊印古典书籍，而潘家是自家写的东西多。       

记者：在掌握了那么多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您怎样评价行商在历史上的地位？

潘刚儿：行商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产物，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在一个夹缝中生存。行商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很多行商甚至做到破产，真正做大的只有伍家和潘家等少数几个。行商制度对整个中国而言是不利的，但对广东一地又是有利的。